當年的俞正聲在接替了習近平的上海市委書記職務後，曾親自到上海交通大學向該校大學生黨員就共產黨內有沒有「好人」的問題現身說法。他向根本不知「文革」是怎麼回事的九零後大學生們回憶說：「文化大革命期間，我母親1966年被打倒，1968年蹲監獄，1975年回來，出來之後我就感覺她精神上不正常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覺。一直到前年她去世，都拒絕做任何體檢。我的妹妹，『文革』開始時是一個高中生，在學校里被批鬥，後來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殺了。我們親屬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
凌雲（左）和鄧小平
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上海市委書記親口說出的，他的在「文革」中死去的六七個親屬，除了因受不了批判而自殺的妹妹，還有一個被活活餓死的姥姥。
他俞正聲口中的共產黨內的「好人」，首先一個當然就是他那個被黨發動的「文革」殘酷迫害而被恐懼症折磨終生的老革命媽媽。
俞正聲當然也得承認，中共黨員里也有許多「壞人」。比如，親自發動、領導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革大革命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夫人，也是他俞正聲的生父黃敬的初戀情人江青；也還比如，他那叛逃美國的胞兄俞強聲。
二十多年前筆者在為《中共太子黨》一書改版，採訪當時一位與鄧朴方和俞正聲均有接觸的中共高幹子弟時，討論過俞強聲的生死。這位仁兄當時的說法是，派人到美國搞暗殺活動的事情，蘇聯的克格勃也許幹得出來，如今已經是鄧小平領導的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派人到香港搞暗殺的計劃都已經不再被批准，何況是到美國的後院搞，而且搞的對象還是肯定受到美國情報機構嚴密保護的對象。
這位曾經和鄧朴方中小學同窗的前中共高幹子弟分析說，你們外面關於俞強聲被中共派人到南美暗殺的說法，可能是把朴方的大學好友何維凌死於南美的事情張冠李戴了。
卻原來，曾經與鄧朴方在北大同班的一個叫何維凌的，在「文革」中鄧朴方最倒霉的日子裡也堅持每月去醫院看他一次，兩人的關係可謂是諍友。
范瑾當北京副市長直到文革被『打倒』。左位范瑾被批鬥，右為黃敬
這位何維凌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裡的知識界風雲人物之一，與陳一咨和王歧山等人齊名，被現今的海外評論人士讚譽為，80年代「新啟蒙運動」的重要參與者。1989年春夏之交，他因積極斡旋、試圖和平解決學生絕食的廣場危機遭當局秘密監禁。在身陷囹圄一年四個月期間，他堅持寫作。不過其獄中手稿四年前才在香港出版，這距他1991年6月在南美車禍去世，已經24年了。
當時人們都說，這位何維凌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被當局公開或秘密抓捕的成千上萬名「動亂分子」中，最早被允許出國的一個。據信是鄧朴方親自出面向當局擔保，才被有關部門開了綠燈。
這位何維凌在南美不幸遭遇車禍身亡後，「被車禍」的猜疑聲不斷。但前面提到採訪過的那位前中共高幹子弟則堅信，百分之百是意外，絕無其他可能。
鄧朴方在北大同班同學何維凌
這位前中共高幹子弟說完何維凌雲的不幸，話題又回到了叛逃美國的俞強聲。他說，當年江青借「文革」泄私憤報私仇的對象有一大批。她的初戀情人黃敬的老婆，先後為黃敬生下三子三女的范瑾被整得最早。而當時已經在北京市警局做「反間諜」工作的俞強聲及時表態，「大義滅親」，親自站出來揭發生母才換取了政治信任。
六十年代中期，正是因為黃敬與范瑾的高幹背景，特別是范瑾當時正擔任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副市長，所以他們的二公子俞強聲才能因為「政治可靠」而進入北京市警局一處(政治保衛處)，當了一名「便衣警察」。當時中共還沒有國家安全部的設置，現在國家安全系統的間諜和反間諜部門在當時分屬公安部的一局（政治保衛局）和各警局的一處，以及中央調查部。
俞強聲在「文革」初期做了不少壞事，一方面參與砸爛公檢法，一方面又利用自己的「專政機器」身份慘害了大批知識分子。而這一切壞事，有的是在江青的「中央文革」直接策動下進行的。
筆者當年在《中共太子黨》初版中記錄說：因為俞強聲從小學習不好，中學畢業後考不上大學只好上了北京警察學校，所以對與他年齡相仿的知識分子特別仇視，整起他們來不遺餘力，由此也可以看出此人的心理之陰暗。這種人在關鍵時刻是什麼都做得出來的，何來共產黨的所謂「黨性」可言?
但日後被筆者採訪到的這位前中共高幹子弟介紹說，俞強聲少年時學習好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高中畢業後並不是只能進一所，在當時只與一般的技工學校或者中等專業學校平級的普通警校，而是被保送進入了當時屬於中共中央調查部的國際關係學院。不過當時俞強聲的第一外語是俄語，英語是他在七十年代中美關係開始「解凍」之後惡補的。
我們前面的文章中已經介紹過，一九八五年四至五月間，整個中南海都被國家安全部局長俞強聲的叛逃案所驚動。當時中共政壇上的實際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要求檯面上的總書記胡耀邦，立即召集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法委領導班子成員到勤政殿(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法委辦公處)會商對策……。
左為俞正聲的哥哥俞強聲，右為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
僅為此事，剛剛出任國家安全部首任部長不到兩年的凌雲被鄧小平欽令免職，一降到底。
查當時中共公開人事檔案材料，凌雲是一九八五年五月被免職，新任國家安全部長賈春旺是當年八月接任，中間三個月國家安全部長空缺。此公開材料似乎能夠驗證，凌雲因俞強聲叛逃事受了處分並非臆測。
再者，中共黨內凡因為年齡原因退下來的正部級幹部，至少都會被安排一屆人大或政協常委，八十年代則大都進入中顧委。比如，原中共中央調查部的最後一任部長羅青長本來是鄧小平非常不喜歡的幹部，但他沒犯什麼錯誤，所以一九八七年還是給他安排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職務。而凌雲下台後連個普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都不給他安排，可見老鄧至死都不要原諒他。
這位凌雲出生於1917年6月，原名吳沛霖。他1938年4月參加中共，次年到延安進入陝北公學後就開始負責保衛工作，說白了就是專門在內部抓「內奸」，抓「國民黨特務」的。1941年8月起，他被康生延攬，進入了臭名昭著的中共中央社會部。
當時的社會部部長康生對凌雲尤其器重。黨內流傳的一種說法是，凌雲這個名字就是當年康生給他起的。甚至有說法，是一九四二年前後，江青到中央社會部去看望把自己安排到毛澤東身邊的康生，正巧康生在和凌雲在談改名字的事情，江青便插嘴說，「我看改成凌雲挺好」。
1947年冬，康生被毛澤東安排到他的家鄉山東領導土改工作團時，康生點名讓凌雲隨團擔任自己的貼身秘書。中共正式建政之前，康生被毛澤東委任為山東局書記，於是把自己的「土改工作團」秘書安排為濟南市警局長。
1952年4月，凌雲四十年代初在中央社會部的頂頭上司，時任公安部副部長兼政保局（一局）局長陳龍發健康惡化。經他本人提議，羅瑞卿給中共山東分局發了電報，調時任濟南警局長凌雲進京到公安部，被任命為政保局局長。
在擔任公安部一局，也就是政治保衛局局長期間，這位凌雲經手的最為知名的「黨內除奸」事件，就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才獲得平反的「饒潘揚內奸集團」。這個故事很長，這裡只簡述當時公安系統里「深挖」出來的，時任上海市警局長揚帆「特務反革命案」。
日後有回憶文章說，中共建政之初的五十年代裡，全國各大區和省市公安機關的主要負責人幾乎全是當過紅軍的幹部，有的還是早年周恩來領導的中央特科，以及康生領導的延安中央社會部的「老同志」，唯有時任上海警局的局長揚帆是抗日戰爭初期時入黨的知識分子，上海「白區」的地下黨出身，曾是當年在上海的藍苹，也就是日後的江青的間接上級。「由於中共有長期蔑視知識分子的傳統，揚帆遭挫折打擊很難避免……。」
1953年底開始，時任公安部長羅瑞卿遵照毛澤東的指示，親自指揮上海市局「對混入黨內和公安機關的反革命分子揚帆」進行鬥爭……。
凌雲去世後，有大陸黨媒公開發表的文章稱，「此案（揚帆案）平反後，有人透露，辦這案子的主意是凌雲出的」。但凌雲則在懷念自己社會部老上級的文章中曾刻意強調，揚帆案是江青定下的調子。
1954年12月31日，揚帆被押送到北京「進行政治審查」，1955年4月12日被正式逮捕，在秦城監獄裡關了11年後，才被宣布判處16年有期徒刑。
文革開始後，公安部被「砸爛」，幾個副部長、幾十個局長和副局長也一起被關進了秦城監獄與揚帆為伴，其中也包括當年具體負責「揚帆專案組」，入獄前已經是公安部「秘密工作戰線」總頭目的凌雲。
一九七五年華國鋒兼任了公安部部長後，揚帆及公安部的老班底陸續被從秦城監獄放出。是年十月，揚帆被轉送進勞改農場，凌雲則被恢復了副部長職務，繼續兼任一局局長。
正是因為當時的凌雲事實上是中共情報特務機關的總頭目之一，所以鄧小平一九七九年初訪美時，他被任命為安全工作小組副組長(組長由一名副總理親任)，深得鄧小平好感。至今網上還能查找到，當年凌雲和鄧小平在飛機上並排而坐的陳年舊照。
一九八三年決定在公安部一局和中央調查部基礎上，組建國家安全部的過程中，鄧小平親自拍板，捨棄了時任中央調查部部長、比凌雲年輕一歲的羅青長，凌雲成為國家國安部首任部長和黨組書記。
回到故事的開頭，鄧小平等人原準備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召開的中共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增補凌云為中央委員，並任命他為中央政法委員會副書記。但就在此會議之前幾個月，俞強聲的叛逃事件發生了。
鄧大人親自下令對凌雲「免去黨內外職務，嚴格審查」之後，雖然凌雲已經被「專案組」下了只不過是「用人失察」的結論，但據說也是鄧大人親自下的命令，不再為他凌雲安排任何職務，包括榮譽性的政協委員之類。當然也更不可能以探親、旅遊等任何名義出國，直到病逝。但他去世之後唯一的一篇回憶文章的標題《沉默的首任國安部長凌云：永遠像沒事人一樣》，似乎是在故意暗示他晚年的悲憤和有冤難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