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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了中國農村發展之路 中共怎麼折騰也跳不出他的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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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議政府用贖買的辦法,收購大地主的土地,同時成立自耕農基金,扶持自耕農,借給有能力經營土地的農民購買土地,或向政府租賃土地。其實,他如此建言時,知道土改大局已定,於是悲哀地預言說,政權鞏固之後,這個政黨就會在將農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體農莊,糧食大量交給政府,農民被整體奴役,然後會出現許多問題,會餓死人,最後,(這位樂觀善良的預言家說:)"他們還是會放棄,回到正確的路上來"。

1949年12月,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上書毛澤東,勸阻土改。他六十年前對中國土地經濟和農村社會的分析,神奇地概括幾十年的折騰之後,終於被政府和學者認識了的問題。

董的觀點簡單明了:中國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力大量剩餘。應當節制生育、優生優育,同時發展其他產業,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會將勞力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中國工業化。平分土地後,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後,由於失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賦稅,將給國家稅收帶來困難。

他認為,當時共產黨的文件和政要的講話,都引用莫須有的調查,認定不到鄉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佔有約70%至80%的土地。經過多次重複而被誤認為事實的虛言,令董憤憤不已。他指出,根據民國時期土地委員會在16省,163個縣,175萬多戶農戶中舉行的調查結果,35.6%的農戶擁有五畝以下耕地,24%農戶擁有五至十畝,13%農戶擁有十至15畝,一千畝以上的大地主只佔0.02%。(注一)這一調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農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數據,包括土改時期的調查,都證明了董的觀點。

董時進強調,在中國,封地或土地世襲的封建制度,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基於雙方自願,土地擁有者中絕大多數是靠勤勞和善於經營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過三代"。地主不是一個階級,"有恆產"的傳統令工農兵學商個階層的人購買土地出租;這和存款,買股票是同樣道理。擁有土地不是犯罪,極少數人用不法手段奪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給毛的上書中,舉了進城女傭和黃包車夫蓄錢置地的例子(注二)。

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戶,寧願租出土地,自己有勞力和經營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為生的情況普遍存在。自耕農刻苦勤奮,目標是成為富農或地主。土改後,分到土地者高漲的情緒,過了一段時期就會低落,因為他們耕種所得,都要上繳國家,沒有發家致富成為富農地主的可能。董時進主張用技術手段改進農業,例如推廣良種,興修水利,放干冬水田,提高複種指數,推廣美國式的農場,實現機械化、化學化。

地主富農是農村的先進生產力,必須愛護而非打倒;他們的財產和土地不可侵犯,他們應當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殘酷地鬥爭。中國的優秀人才,許多來自地富家庭。地主中有為富不仁的,但只是少數,這對海外讀者,不過是常識;然而在國內,地主就是黃世仁那樣的大壞蛋,至今仍然是從小學開始灌輸的觀念。

董時進1900年出生於重慶墊江,1924年赴美留學,獲康乃爾大學農學博士學位。之後到歐洲考察當地農業和土地制度,曾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交通大學等校教授農業經濟,出任過江西省農業院院長,並曾在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任職。

1938年,他在成都創辦《現代農民》,在發刊辭中稱,一是要傳達有益於農民的知識,一是要作農民的喉舌。月刊內容分政論、農業科技、農人之聲和通俗文藝三部分。從農民的角度和需求來辦一份刊物,看來自然而簡單,在中國大陸卻忽略了數十載,直到今天,在數千份社科和人文類雜誌中,針對農村人口的,也僅有1980年代中創刊的《鄉鎮論壇》、《農家女》等極少數。

《現代農民》月刊也抨擊國民黨基層政權的腐敗。董寫過"保長的威風"、"駭人聽聞的鄉長"、"一個佃農吃了地主的虧"、"役政的弊端"、"征糧舞弊應處死"等文章,還針對蔣介石萬歲的口號寫了"請政府禁呼萬歲"一文,其中寫道:"萬歲原系君主時代對皇帝的稱呼","萬歲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人民組織政府僱用官吏,而結果好似找來了一些老祖宗"。《現代農民》月刊遭國民黨當局壓制,他於是發表文章說:"批評政府是農民的權力,只有暴君才怕人民批評"(注三)。

1945年10月,董時進出席在重慶召開的民盟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委員。會議提出"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行土地國有"作為民盟政綱之一。董時進則在會上發言,稱中國農村經濟問題不是土地所有制問題,而是改良生產技術問題。會後他寫信給張瀾主席,表示不同意該主張,退出民盟。

1947年5月12日,董時進在上海成立中國農民黨,任主席。他在成立宣言中說道:"中國之所以鬧到目前這樣糟的局面,病根是因為農民不能做國家的主人,只做了別人的武器和犧牲品。……欲使中國成為一個太平富強的民主國家,非培養農民的政治能力,並將他們團結起來,使能行使公民的職權不可。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注四)

六十年後,也就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研究中國三農問題的學者提出給農民與公民權利的主張。董的見解,似乎更為深刻。中國農民黨側重於鄉村建設,謀求於同城市平衡發展,認為造成農村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建地主剝削制度,而是政治混亂,法紀不存,貪官污吏肆意掠奪農民,即所謂的"政治剝削"。所以一方面它要求實行法制,懲處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張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進行改良,通過扶植自耕農經濟來緩和農村社會矛盾,促進農村的經濟發展

農民黨拒絕參加國民黨的'國大',董時進著文指責"國民代表大會不代表農民"。這800人的小黨也不為共產黨所容。1949年6月25日,中國農民黨在北平發表《中國農民黨為停止黨務活動致力生產建設宣言》,隨後解散。董時進曾經讚揚中國共產黨"有朝氣,精神振作,辦事務實,政治廉潔,無營私舞弊等腐敗官場惡習",(注五)尤其是讚揚陝甘寧邊區的"三三制"政權。到1950年初,他對共產黨的希望破滅,他也知道自己給毛上書不可能被接納,此時,應付他的大新農場公糧繳納,令他焦頭爛額,最後幻想破滅,決定遠走香港。他對今後中國的去向十分悲觀,對農民的前景尤為絕望,說:"將來生產出來的東西,可是要盡量繳歸政府,自家能夠保留的,最多只夠養活性命,再多是不成的。換句話說,土改政策,不外是要將富人的土地和生產工具等奪過來交給農民,叫他們利用這些工具去替政府生產。這和給牛一個犁和幾塊地,叫牠去耕,是沒有分別的。牛得到犁和田有何好處呢?貧民為了報答政府的賜賞,除了為政府生產外,遇必要時還要去為政府打戰。總而言之,共產黨是要用富人的錢和物,用貧民的力和命,去幫他們打天下"(注六)。

作為農業經濟學家,董的思考的角度不囿於經濟。"組識貧農和一些無產無業的分子,告訴他們說:'地主和富農都是封建的,他們殘酷地剝削了你們,所有使得你們貧窮。現在我們要幫助你們去吧他們的土地房屋佔過來,把各種農具,傢具,糧食,等等都拿過來。',那些貧民明明知道所謂地主富農並不是什麼封建的,明明知道自己的貧窮並不是由於地主富農剝削,然而政府的委員既然對他們這麼說,叫他們這麼做,而且他們是可以得到利益的,又何樂不為呢。於是他們只好硬把自己的良心窒殺掉,隨著政府的委員(工作組)一齊去打搶。這一些貧民即使暫時得到了一點兒物質的好處,可是他們的天良完全被毀滅了。"(注七)

他對土改的批判,和數十年後研究思想文化的歷史學家余英時等得出一致的結論:將地主的土地,房屋,生產工具及私人物品統統沒收,分給貧農和無業游民,令這些收取不義之財者獲得暫時的好處,卻令他們失卻了良知,是對中國傳統道德的顛覆。在沒有宗教信仰,缺乏法制基礎的中國,傳統道德規範是社會整合之基礎。顛倒是非,打家劫舍的'土改',為後來的政治運動奠定基礎。

他對隨土改而來的鄉村悲觀預言,包括土改以後就會收回土地搞"社會主義化",幾乎都不幸言中。他祖母曾經是個貧窮的寡婦,善持家,到父親輩,薄有田產,又極重教育,故而供他外出求學(注八)。且看他如果預言未來的農村教育:"在過去,比較富裕的人家可以送子弟入學讀書,甚至去大都市進大學,所以農村中尚能產知識分子和各項人才。今後這些人家沒有了,所有的全是耕種十畝八畝的小貧農,他們的糊口且不易,哪裡還能送子弟進學校。如果學校都改成公立吧,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在過去有富人負擔,貧寒人家可以豁免,現在要大家平均負擔,他們負擔得起嗎?何況孩子們要撿柴拾糞,幫助雜活,即使有免費的學校,也沒有去受教育的時間。農家子弟不能受教育,農人永遠不能翻身了"(注九)

他建議政府用贖買的辦法,收購大地主的土地,同時成立自耕農基金,扶持自耕農,借給有能力經營土地的農民購買土地,或向政府租賃土地。其實,他如此建言時,知道土改大局已定,於是悲哀地預言說,政權鞏固之後,這個政黨就會在將農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體農莊,糧食大量交給政府,農民被整體奴役,然後會出現許多問題,會餓死人,最後,(這位樂觀善良的預言家說:)"他們還是會放棄,回到正確的路上來"(注十)。

董時進出版了多本專著,如《農業經濟學》、《農民與國家》、《國防與農業》、《農村合作社》、《糧食與人口》、《農人日記》著有《食料與人口》《農村合作》等書。1950年到香港後,寫了《論共產黨的土地改革》,《我認識了共產黨》,《共區回憶錄》等三本小冊子,後又在台灣出版了小說《兩戶人家》。也出過兩本英文著作。他於1950年赴美定居,1984年在美辭世。

風起雲湧的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為尋求救國富民之道憂心忡忡,不少理想主義者以為中國可以靠某種主義得救。胡適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然而,讀幾本小冊子,聽一次激動人心的演講,就可以迷上某種主義,將之奉為真理;而研究問題則須具備多年積累的專業知識,還需要付諸社會實踐。遍地哀鴻的年代,知識分子沒有那個耐心。在當年的農業大國中,董時進是極少有學識和經驗,了解農村,兼備中國文化和國際潮流視野,又格守理性常識的人才。他的真知灼見,淹沒在高昂的革命口號聲中。看到土改橫禍不能制止,董痛心疾首,卻並不氣餒。"追求了這許多年的民主自由,最後乃不免撲一個空,而且發覺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個比歷來更專制,更惡劣的景象"。"民主自由本是難得而可貴的寶貝,不是俯拾即是的芥末。為它而奮鬥,是很值得的。一生追求不到,還有下一代,最後總是可以獲得的"(注十一)。

注一:董時進,《論共產黨的土地改革》,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111-113頁。

注二:董時進,《我認識了共產黨》,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50-51頁。

注三;同上,24-26頁。

注四:熊培雲,"中國'三農'問題第一人:董時近,《南方都市報》,2008-12-28

注五:熊培雲,"董時進生平與主張",《南方讀書報》2008,12.7.

注六:同注一,68-67頁。

注七:董時進,《共區回憶》,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列印稿,頁數不清)。

注八:見董時進,《兩戶人家》,台北,商務印書館,1982.

注九,同注一,59頁。

注十:同注一,87-90頁。

注十一:同注二,78頁。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21世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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