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讓中國用戰爭纏住日本，使其無力北顧同蘇聯作戰。在第一次日中淞瀘戰爭爆發後，由蘇俄控制的共產國際執委會要求中共乘日中開戰的機會在全國各大城市起事。「首先在閘北、吳淞、上海與南京」，「創立革命軍事委員會」，「逮捕國民黨軍隊的投降的高級軍官及賣國賊」，「推翻南京國民黨政府，宣布自己為革命的民眾政權」。（《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秘書處致中共中央電》1932年2月）
共產國際的這些指示同中共的想法非常一致。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公開發布了對日作戰宣言。這一宣言的目的非常清楚，並不是要同日本作戰，而是以內亂的方式將戰爭吸引在中國國土上。他們號召民眾「積極進行革命戰爭，奪取中心城市，來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同日本一道夾擊國民政府。因為它堅信：「推翻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是順利發展民族革命戰爭，實行對日作戰的必要前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作戰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檔選集》第八冊，第639--640頁）
第二，對日本入侵中國採取中立政策。由於佐爾格的情報顯示：1931年的10月下旬，日本關東軍急速向蘇聯邊境推進；美英等西方國家對「9．18」事變後的遠東局勢沒有採取強硬態度，他們甚至希望日本關東軍向北進攻蘇聯，用蘇聯來填充日本侵略者的胃口，保住他們在華利益。蘇聯的因應對策就是向日本表示他們的中立立場。1931年10月29日，加拉罕向日本駐蘇大使廣田弘毅聲明：蘇聯政府對滿洲事件採取嚴正的不干涉政策。11月7日，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在慶祝十月革命紀念日的演講中，重申蘇聯對滿洲事件採取不干涉主義立場。
對一切有關中日衝突的活動，蘇聯都一概迴避。1931年底，國聯要求蘇聯參加李頓調查團，李維諾夫馬上回絕。他說，蘇聯不準備參加這個調查團，首先是因為蘇聯不想同日本發生武裝衝突。為了避免同日本發生武裝衝突，蘇聯政府對日本的許多行動都採取放縱態度，1932年初，日軍沿中東鐵路運送軍隊，管理該路的蘇方代表竟然不加攔阻，為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極大方便。此外，蘇聯政府還多次向日本一方提出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企圖以條約的方式對日本北韓政策加以限制，但都遭到日本的回絕。
第三，出售中東鐵路和承認偽「滿洲國」，縱容日本侵略中國。蘇聯為了討好日本，緩和與日本的關係，保持遠東的平靜，不顧中國方面的抗議，於1933年5月2日公開向日本提議讓售中東鐵路，並於6月22日在東京開始與滿洲國的代表就此開始進行正式會談，此舉等於承認了偽滿洲國的合法性。蘇聯的態度起到了縱容日本侵略者的作用，助長了日本的侵略氣焰。
第四，加強邊境的看管，不讓中國人在中蘇邊境抗日。「9．18」事變後，蘇聯對遠東邊界看管加強了，主要防控中國人進出，以利用蘇聯抗日。日本全面侵占中國，史達林更不客氣了，對幾十萬華僑、華工的迫害與希特勒當年迫害猶太人毫無二致。大規模迫害居住蘇聯遠東的華僑華工，逮捕、關押並處決、流放到北極圈任其自生自滅，短短几年時間，受迫害華人不下三十餘萬。
第五，蘇俄後來發展為積極支持蔣介石抗戰行動，也主要是出於考慮到本國利益，史達林很清楚地看到，沒有蔣介石領導中國抗日，蘇聯就要付出無法想像的代價來對付日本。所以在西安事變發生後，史達林對中共中央，發出最為嚴厲的指令，務必全力確保蔣介石的安全。史達林隨後還釋放了在西伯利亞被勞改多年的蔣介石的獨子蔣經國。在史達林的嚴厲指令下，中共不得不派遣周恩來等人前往西安，與張學良進行善後的接觸，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不是由於中共深明民族大義，而是不得不照莫斯科上司指令行事。
總之，蘇俄當時的一切政策行動，都和佐爾格的情報有著直接關係，正是由於佐爾格及時的情報和日本間諜尾崎秀實上下其手的操作，使蘇俄成功躲過了蘇俄同日本的直接衝突，從而把中國推入戰爭的血海。
五、
尾崎秀實也有一個實力很強的間諜組織，主要是由日本的一些傾向共產主義的左翼人士組成，中西功、西里龍夫等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員。他們在中國的活動及時幫了蘇俄間諜佐爾格的忙。1932年新年前夕，尾崎秀實告訴佐爾格：日本將於近期加強對中國其他地區的擴張與滲透，很可能將進攻上海。有關作戰計劃已經制定。尾崎秀實說，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他大國和中國政府滿足日本的要求，允許滿洲和內蒙實現自治，從而在事實上承認日本對該地區的控制。此外，日本計劃奪取中國的商業動脈。進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權。日本需要一個首先維護日本利益的南京政府」。這些，其實都是尾崎秀實說服日本侵略者同中國作戰的一部分理由。理由的另一部分就是蘇聯過於強大，日本不可能將其擊敗。佐爾格將尾崎秀實所提供的情報及時向莫斯科作了匯報。1932年1月，日軍南下進攻上海，事態的發展驗證了佐爾格的情報。
1937年6月4日，一位被國民認為具有新鮮的魅力從而對其寄予極大希望的青年宰相近衛文麿，適應了國內各界的願望，風頭十足當上了日本首相。日本的間諜尾崎秀實成為他的顧問兼私人秘書，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參加首相的智囊團會議。他的主要任務是提供有關中國的情況，提出對中國事務的處理意見。這使他不但對日本政府的決策非常熟悉，而且能施加一定的影響。在此期間，他把自己掌握的許多有關日本對華戰爭的情報，通過在上海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日本人士中西功發往延安，和中共高層人士相互配合地左右中國命運。
如果說以前尾崎秀實只是對日本對外國策施加影響，而在近衛文麿當上首相後，他其實差不多已經有了對外政策的決策權了，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東京軍政界消息靈通人士開始傳播：「七夕的晚上，華北將重演柳條溝一樣的事件。」日本人所說的「柳條溝事件」即「九一八」事變。
已經有很多跡像都表明，「七、七」事變並不是日本想發生的。據今井武夫的回憶，由於有「七夕的晚上，華北將重演柳條溝一樣的事件。」的傳聞，日本政界要員大谷光瑞和軍界的高級課員岡本清福先後來到北京，看在日本軍中是不是有什麼陰謀，如果有，就及時加以制止，以防發生第二次柳條溝事件。他們都認為：「現在日本想在華北挑起事端是不適宜的，必須設法加以防止，制止爆發意外的戰爭」。考查的結果讓他們很放心：「在華北的日本軍中，雖然也有一部分人憂慮著會爆發什麼事件，但為數極少，整個來講，沒有特別擔心的必要。」（見林治波：《不可思議的預告－－「七夕之夜」將重演柳條溝一樣的事件》）
以往，我們對尾崎秀實有過很多宣傳，這個在日本決策層中有著舉足輕重作用的大人物一直被宣傳為中國人的忠實朋友，但在中日關係發展的這些關鍵時刻，這個日本友人在幹什麼呢？他作了一些什麼對中國有利的事？有一個不可辯駁的歷史事實是：「七、七」事變，就發生在近衛文麿當上首相後一個月的時間，那時尾崎秀實已經成為首相的顧問兼私人秘書，在對外決策中起著關鍵的作用，但是歷史中沒有關於他制止日本進攻中國的記載。有資料說他把自己掌握的許多有關日本對華戰爭的情報，通過在上海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日本人士中西功發往延安，其本人受到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高度重視，期間有哪些相互配合的活動，直到現在也還是個謎。「七、七」事變是不是裡應外合製造的事件（編按：擔任過日本關東軍參謀的田中隆吉，曾準備在東京國際法庭上作證說，蘆溝橋的第一槍是共產黨放的，事變是共產黨在蘆溝橋兩邊放槍挑起的，而且是共產黨和前日本駐天津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勾結和操縱的。但是，東京國際法庭開庭時，他卻在巨大的壓力下，不敢當庭作證。相信有一天，這個天大的秘密終會得已公開……）
六、
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肯定是多種因素湊成的，佐爾格、尾崎秀實、中共，中國國內的各軍閥土匪、還有史達林，他們好像都在往一個目標上努力。「七、七」事變發生之後，如果處理得當，也不會爆發全面的中日之戰。事變之初，蔣介石沒有對日宣戰，他還不想打一場全面戰爭。但由於當時希望中日火拼的各方勢力太多，日本和中國國民政府幾乎喪失了控制戰爭的主動權。
1937年7月8日，盧溝橋事變第二天，中共就興高采烈地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全國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反攻，並立刻準備應付新的大事變。」「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全國人民武裝保衛平津，保衛華北！不讓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寸土！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