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疫情大爆發之際，中國舉國上下都在等中共第一把手的指示，就像崇禎亡國時，所有人都在等崇禎的指示一樣。1月20日，第一把手習近平的指示終於來了，這一天成了武漢疫情的指標日。
在1月20日之前，老百姓完全被蒙在鼓裡，而知情人除了八名被約談被訓誡的醫生之外，所有的政府官員，不管是武漢政府還是中央各個部門，包括防疫官員、衛生部門、警察部門和宣傳部門，都三緘其口，他們都在等黨的第一把手習近平的指示。習近平在疫情出現後奇怪地沉默了40多天之後，終於在1月20日說話了。如果說，在1月20日之前，中國的防疫系統處於對公眾隱瞞疫情及不作為階段，那麼在1月20日之後，疫情的大爆發，使中國的防疫系統立即陷入了崩潰和瀕臨崩潰的邊緣。
習近平那次講話話音剛落，馬上有成千上萬的重症病人和疑似病例向武漢各醫院蜂擁，導致醫院在接診、確診、安排重症病人住院、提供日用口罩和防護服、消毒耗材等方面都不堪重負。醫院無法收治的病人，有的回家隔離造成全家感染，有的在空蕩的大街上遊蕩，在各醫院之間穿梭求告無門，有的體力不支栽倒在街頭。從那種世界末日一般的可怖景象中，外界看到了武漢人的慘狀和中國防疫系統的潰敗。
可以說，中國防疫系統的潰敗，是造成武漢疫情迅速擴散的原因之一。我們都知道，經過2003非典之後，中國政府花了大力氣建設與完善中國防疫體系，不僅加大投資於疾病預防和研究，改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升級全國監測系統，還增加了不少公共衛生專業人員。美國蘭德公司（Rand Corp.）因此而稱中國現在已是傳染疾病研究的領導國。有誰能料到，這個「領導國」的防疫體系，在武漢疫情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擊！當年非典時期面臨的所有問題，如隔離設施不足、資源嚴重短缺、大量醫護人員感染、醫院內部交叉感染嚴重等，今天幾乎都重複發生在武漢疫情中，武漢面臨的瓶頸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為甚麼中國防疫系統如此不堪一擊？是醫療防疫系統投資不足嗎？是醫患比例嚴重失調嗎？根據北京大學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的研究發現，在過去十幾年裡，中國為醫療保障體系改革投入了大量資金。2003年，各級政府對醫療衛生投入達八百億，2015年為一萬億，2016年則為四萬億。關於醫患比例，德國之聲說，中國每一位醫生要照顧將近7000名民眾，也就是7000比1，而國際上的公認標準比例是大約1500到2000比1。這對一個號稱崛起的大國來說，如此低水平的醫患比例，實在太諷刺！
但是，武漢疫情展示的中國防疫體系瀕臨崩潰，其重要原因並非在於投資不足，恐怕也不在於醫患比例嚴重失調。而在於一系列非防疫因素。中國政府對付傳染病，從非典開始到禽流感，再到現在的武漢疫情，實際上採用的是同一個應對模式，即，在疫情初期對大眾隱瞞，地方政府和中央有關部門不敢作為不願作為；當疫情發展到無法控制時，中央權威高調介入，採取嚴苛措施，待疫情被控制後，遂歌頌社會主義制度和黨領導的優越性。在這套模式中，保證政權安全遠遠高於保證人民健康。
在武漢疫情中，中國花大力氣花大錢建立的整個防疫體系並沒有發揮作用。中國官僚從地方到中央照樣隱瞞，照樣不作為；非典時期的中國衛生部和武漢疫情中的中國衛健委都以「內緊外松」的政策對付，都不向民眾通報。不同的是，非典時隱瞞疫情的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和衛生部部長張文康被免職，取而代之的是有能力敢擔責的技術官僚如王岐山和吳儀，而現在，習近平政府中除了忠於他的親信和子弟兵外，根本找不出這樣的官員。此外，非典時期的中央權威並非當時剛走馬上任的胡錦濤或溫家寶，而是集體領導，「九龍治水」。但武漢疫情的中央權威卻非習近平一人莫屬，舉國上下的官僚們都在眼巴巴地等著習核心的指示。
對中國防疫體系的潰敗，「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習近平是否應該「親自負責」了？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