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疫情日記》封面截圖（博登書屋）
中國新冠疫情最近再次出現了起伏，一些城市實行了嚴格的封禁政策，在輿論間引起廣泛的不滿。近日一位中國作家出於安全原因化名「風中葫蘆」在美國博登書屋出版了反映武漢封城實況，尤其是次生災害的《武漢封城日記》。這是他以社區工作人員的身份在去年疫情爆發初期在武漢街頭工作期間記錄下來的。以下是本台記者王允對本書的整理出版者，身居海外的獨立學者、武漢人張杰做的專訪。
記者：這部日記和方方日記最主要的差別是什麼？
張杰：不同之處在於現場感。因為方方作為前湖北省作協主席，她住在文聯大院，她是不能出門的，因為當時封城了，不能出去。她的信息來源來自於網絡，然後根據自己的想法進行分析演繹，發表自己的感想。
這篇日記的作者是天天在外面，穿行於大街小巷，為社區的居民買藥，買菜，涉及到方方面面，都如實地記錄下來，所以具有史料價值。
記者：你們是選擇在這個時候出版這本日記嗎？
張杰：這本日記發表出來的時間，其實和方方日記相差並不長。他是2月15日開始寫的（封城是1月23日），那時候方方日記已經開始發表了。這些日記主要是在海外發表，主要是在《北京之春》和博訊的網站上連載刊登。只是現在，我們覺得關於疫情的事情，需要一個說法，所以就整理出來。
記者：這本書的一個重點是描述和分析了次生災害，包括封城期間，人們無法買藥看病造成病情加重、甚至死亡等等。很多細節很生動，比如他有一天早上去幫母親取重症藥，結果排了一上午隊，藥房告訴他沒藥了，他氣得當場罵娘，不得不下午跑到另外一家藥房取藥。他還提到，有一次他看到商販把一袋袋蔬菜放在小區門口等居民購買，上前一看，也就是一些白菜、蘿蔔之類的，居然要80元，物價居高不下，困難居民沒有什麼補貼。作者分析了造成這些次生災害的主要原因，你同意這種分析嗎？
張杰：這種原因其實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舉國體制，其背後是極權主義制度。在封城之前是沒有預案的，也沒有經過法律程序，說封就封。那麼老百姓生活怎麼解決，吃什麼，穿什麼，都沒有給出說法。
有些人認為，中國人死得很少，中國人抗疫成功，其實他們不知道，有很多無辜的人死亡，包括我的朋友。他是一個尿毒症患者，他每周要去透析，但突然停了，最後他就死在家裡。他妻子發信跟我說，百般哀求，百般哭告，但是沒有辦法，眼睜睜地看著他死了。
記者：書中講到一個話題，就是中國媒體上有一種說法，說武漢人民做出了犧牲。他舉例說，有患癌症的老人被120救護車送去醫院急救，結果三家醫院不接收，然後家屬聯繫社區，但社區司機怕感染，也不願意出車，然後再打110求救。作者說，像這種事情很多，政府似乎總是在說要做出犧牲，但他不認為這是所謂的犧牲。你同意這種觀點嗎？
張杰：這種說法是對武漢人民的侮辱。犧牲必須是自願的啊。這實際是突然來的一種災難。這是強加給武漢人的。其實完全沒有必要採取這種嚴酷的方式。沒有必要關交通，也沒有必要關超市，讓生活正常，然後加強一些管制，戴口罩、消毒等等方面的管制，是可以有效地避免這種次生災害的。
記者：書中提到了一些機關下沉幹部在社區的做法。比如，有管小區出入口的一個下沉幹部，工作特別認真，有臨產孕婦去醫院結果被他攔住不能出門，還表示皇帝老子也不能出去。這些基層幹部，包括武漢市政府整個體系，他們難道不知道嚴格的封城措施會造成種種後續的問題嗎？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張杰：他們當然會知道，就連五六歲的小孩也知道。但是他們抵擋不了上面的權力。武漢市長周先旺在回答記者時已經說了，公布疫情時需要一個上報的過程。那麼，習近平掌握權力的最高層，他親自指揮，親自領導，他不發話，誰敢去部署呢？然後他們突然感到恐慌，感到嚴重，馬上命令封城，說封就封，軍令如山倒。在這種情況下，所有人都來不及。所以，就只能先封起來。這就是極權制度，它沒有民主，沒有一個司法的過程。
記者：作者在書中多次談到，政府的一些惠民措施，包括為困難戶提供十元十斤的蔬菜，讓社區人員陪同病人看病等。作者都覺得是馬後炮，是亡羊補牢，評價不高，你覺得原因是什麼？
張杰：我相信武漢市長並不是想把武漢市民都整沒了，他也想安居樂業。所以，他為老百姓做些事，這是政府本來就應該做的。只是說，你之前幹嘛去了？你沒有經過一個程序，你怎麼能封城呢？你沒有經過一個評估過程啊。所以在封城之後，進行了一些補救。當然這是好的，但災難已經發生了。所以作者感到痛惜的就是這個。
記者：作者是以社區工作者的身份出現的。書中提到，社區的工作人員飽受壓力。首先是工作繁重，有一次他在日記里寫到，他一整天都在搬運物品，一百份十元十斤的蔬菜，價值4萬元的居民通過社區團購的各種物資，而這還僅僅是一個小區的。所有人一直忙到傍晚6點。但與此同時，他們還飽受來自上下的壓力。政府嚴令街道、社區必須及時做好一切防疫工作，對不作為、懈怠和失職行為要嚴懲，政府還派出督查幹部去檢查督導。另一方面居民也對社區的工作很多不滿，社區工作者每天疲於奔命，但仍然被居民罵。你覺得這是這些社區工作人員的問題，還是體制本身的問題，或其它問題？
張杰：當然是體制本身的問題。因為社區作為政府末端的一個組織，是一種很扭曲的設置，界定不明，沒有權力。但是遇到這麼大的災難的時候，他們實際上扮演了主角。
就不像紐約，紐約市政府發放免費食品、醫藥，是多個機構共同承擔。而武漢呢，卻是把重責交給了社區。而社區有的幾個人，有的十幾個人，它怎麼可能面對這幾千個家庭呢？它當然做得不到位。而且他們一個月的工資才兩千元人民幣，你想想這種工作負擔與收益相比，他們自然情緒不高。老百姓的抱怨是合理的，但問題是在政府。
記者：作者對武漢封城期間的很多現象背後的東西進行了很多思考。其中說到，他聽到社區小保全非常嚴肅地討論解決各種矛盾和問題的辦法就是訴諸暴力，誰不聽話就抓起來暴打一頓。他們還有理論依據，就是少數服從多數。作者說，從這種種現象可以認清權力與責任的關係，那麼作者所認為的是一種什麼關係？
張杰：我覺得是一種很扭曲的關係。權力本身應該來自人民的授予，但在中國，人民沒有選舉權，權力是來自於上級，來自於共產黨的授予。那麼基層的官員自然就是屁股決定腦袋，他會去討好上級，按照上級的指揮，而人民的利益是放在後面的。所以，他的價值觀就產生了很大的問題。
記者：書中提到新加坡防疫成功，有賴於政府採取的是疏導方式，因為政府與公民相互信賴，科學防疫，所以有效控制了疫情。我們知道新加坡也是一個一黨獨大的體制，或者說是一個專制體制。這是不是說明專制體制不必然會防疫失敗的？
張杰：新加坡是一個威權政府，新加坡跟中國不一樣，他們有政黨競爭，也有民主程序，只是政府權力可能大一點，或者叫一黨獨大。而中國是極權體制，也就是一黨控制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
任何體制都可以做到防疫成功，比如北朝鮮，你發現一個感染者，把他槍斃了，自然病毒就消失了。實際上，只要遵循流行病的規律，都是可以做到防疫成功的。
中國在整個問題上做得很不好，就是他非常的野蠻，沒有法律程序，沒有經過事先的評估，突然採取這麼一種極端的方式。極端當然可以有效地控制疫情，但造成了嚴重的災難。
記者：作者通過對封城期間的觀察也對中國的文化有反思。其中提到，就連天然氣公司給社區下達幫助居民購買天然氣的通知，文字也寫得讓人不容置疑。權力無處不在，每位市民都要聆聽來自各部門、各行業的指令。但同時，中國人十分嚮往權力，即使是獲得了看守出入口的權力，也可以呵斥必須從這裡出入的人們。你同意他的這種分析嗎？
張杰：我同意這種分析，因為中國人一向崇拜權力，成時王侯敗時賊，不追問靈魂的歸宿，這些是中國文化里深層次的問題。也就是我們需要大量地向西方政治文明，向西方國家學習。
這個裡面根子是很深的，所以有人形容，中國社會是一個從上往下抽耳光，從下往上磕頭的社會。所以，改變中國社會，對中國進行民主化，結束中共的暴政，或許不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但要像美國這樣達到比較成熟的憲政民主和政治文明，可能還需要一兩百年的時間。
記者：書中最後引用了一位網友的評價說，方方日記最後寫出了靈魂，文字有了生命。如果借用這個判斷，你覺得這本書有靈魂、有生命了嗎？
張杰：當然是的，它的生命力第一在於真實，因為這是他自己看到的，然後寫下來。同時，作者不僅是分析了現象，而且他也在追問靈魂，追問信仰，他提出了很多深層次的問題。
記者：感謝您接收我的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