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羅點點，是原解放軍總參謀長、軍委秘書長羅瑞卿大將的小女兒，近年來寫了若干關於羅的回憶文字，發表於《當代》1998年第4、5期的《點點記憶》則是其中最有價值的一篇，因為它不僅僅是為父輩歌功頌德或叫屈鳴冤。
５郭沫若喪子
郭沫若文名遠播，但49年後在上層並不受到尊重。1960年他的《蔡文姬》上演，當場一位將軍半開玩笑地大聲說：「曹操如果像郭老寫得這樣好，我就介紹他入黨。」點點說：
我不記得郭沫若先生當時是否在場，但這種玩笑中包含的輕佻和不以為然，以及周圍人對這種玩笑心領神會的響應，卻留在我的印象里。對我的判斷力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說來難以置信，我們這些小孩子也會勢利地在這種玩笑中辨別出一個人在黨內的地位是否重要。
開玩笑還是小事。郭的二兒子郭世英，因在中國人民大學組織哲學小組討論問題，經人告密後被拘捕；三兒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樂學院用家裡的錄音機欣賞西方音樂，同樣有人告密，毛下令「類似這樣的事應該抓一抓。」民英在1967年自殺。兒子如此命運，是否說明郭沫若已無多大用處？49年以前的黨要求這位著名詩人向國民政府爭民主要自由，49年以後使命只是不斷寫作「應制詩」和「新華頌」歌頌黨和領袖。一個頌詩人很難向被頌的對象要求什麼權利。
1968年4月19日，郭氏夫婦得知郭世英被人綁架，生死難卜。晚上郭剛好要陪周恩來參加一個宴會，行前，於立群要郭趁便請求周恩來關心一下。然而，儘管郭一個晚上都在周的旁邊，卻最終也沒有開口向周提出任何要求。郭世英終於死於非命。
49年以後郭步步緊跟，不敢有半點閃失。1965年2月《光明日報》登出毛的《清平樂•蔣桂戰爭》的墨跡後，郭即著文頌揚：「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為詩詞的『頂峰』；主席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是書法中的『頂峰』。」郭甘當神權時代的弄臣卻總是討好不得好。「1967年6月郭沫若詩頌揚江青，但他得到不是江青『欽賜』他什麼『御物』，而是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夥兒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的點名批判，兩次叫82歲的郭沫若低頭站起來接受江青一夥兒的羞辱。」原因在郭在《十批判書》中對秦始皇的一分為二：統一中國是功，焚書坑儒是罪。力倡「一分為二」的毛澤東以秦始皇自居，當然容不得對秦始皇的一分為二，「勸君少罵秦始皇，焚燒書事要商量。」要郭為幾十年前的觀點付出代價。
知名人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取決於他的用處。1957年，北京人藝的最大難題是劃不劃焦菊隱為右派。「北京市委宣傳部、統戰部幾次專門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後彭真發話：你們認為焦今後在人藝有沒有用？如果有用，就保護過關；如果沒用，就劃為右派。」這當然不是彭真箇人的主意，1957年9月8日中央《關於自然科學方面反右派鬥爭的指示》中就規定，對有較高科學成就的，不可輕易劃為右派，必須劃的，也應「鬥而不狠」；對有的人，「談而不鬥」。這也就是從57到76這一政治動盪的時期，中國仍然有重大科技成果的原因之一。
活人如此，死人也不例外。1946年7月，知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周恩來聞訊立即趕到陶宅慰問，並取消了下午與司徒雷登的約會，向延安詳細報告陶行知去世的情況。毛澤東、朱德立即發出唁電，盛讚「先生為人民教育家，為民族解放與社會改革事業奮鬥不息」。此後一段時間，又精心組織了海內外一系列旨在向國民黨要民主的悼陶活動。但49年後「民主魂」已無價值。1951年批《武訓傳》時，輿論界翻臉不認5年前毛澤東對陶的頌揚，大量的文章把陶拉來作為武訓的陪鬥，《人民教育》給陶定下四條罪狀，判定所謂「人民教育家」、「萬世師表」不過是徒有其名。批判者中當然少不了郭沫若。
像郭沫若、陶行知之類的社會賢達、知名人士，其價值只有在兩派政治力量較量之時才能實現。可以設想，如果陶行知晚死，後來的處境只有兩種：一種是像郭沫若一樣批武訓、寫檢討；一種是像梁漱溟那樣被逐出社會政治生活，總之「民主魂」是不能再跳動了。
６原則和縱慾
羅自殺後，旨在批判他的「三月會議」停開了。
但是參加會議的人餘興未盡，余怒未消，他們說爸爸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他們用最難聽的話說爸爸，說：「羅長子跳了冰棍」，也有人不說難聽話，他們詩意大發。
歷史已經雄辯地證明，參加三月會議的許多人不愧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他們的行為對中國革命以後的進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幫」的行動，都起到無可替代的偉大作用。但是，當年「三月會議」後，被我體察到的這種愉悅，不是從迫害別人中得到，會是從何而來？不是縱慾後的滿足，又是什麼？
內部鬥爭的嚴厲性，非身臨其境者不能領略。毛澤東之所以能縱橫捭闔、無所顧忌，是因為一些「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很歡迎這種此起彼伏的鬥爭方式。
1945年的「華北工作會議」和1959年的廬山會議，羅不也是從迫害彭德懷的鬥爭中獲得「縱慾後的滿足」？權力和資源是有限的，權力欲與占有欲卻是無限的，如此就需要不斷的鬥爭，不斷的重新分配，鬥爭的哲學勢在必行。在一切都取決於個人意願的氛圍中，很多問題並非原則之分、主義之爭，核心是權力轉移。林彪在「文革」初說得明白：「這次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組織上要有一個全面的調整。」所以幾十年的「革命友誼」並不會使一些人在落井下石時猶豫一下。對普通人而言，政治原則無人情可言，但一小部分精於權力角逐的人卻可以充分伸張自己的欲望，在風吹浪打中信步閒庭。被剝奪和被滿足同時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