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曾經用自己的名字為百子灣的一條無名路命名的行為藝術家葛宇路，開始了一個與城市相關的新計劃：用風跨城寄一封信。經過8天、67個小時的步行，他用電風扇和鼓風機將一封只有抬頭和落款的情書，從燕郊吹進了北京，吹到了他女朋友手中。
葛宇路說，「這是北京才有的土味浪漫。」作為一個武漢人，他來到北京之後的一個直觀感受就是，北京的風真的挺大的。「我相信很多人有著與我相似的命運，就像我自己製造的風一樣，只有那麼一點微弱的力量，任何一絲從北京刮過來的風都可以輕鬆地把我吹回去。所以每次北京颳大風的時候，我只能等待，等著一旦有機會，再往城裡吹。」
今年情人節，一則記錄下這次行為藝術的視頻，在朋友圈傳播開來。彼時，他正和同樣來自武漢的女朋友在燕郊的出租屋裡隔離。偶爾出門一次，是為了給女朋友買蝦吃，「外地人都不太敢娶武漢人當老婆，因為武漢女孩脾氣不好，很潑辣。很多武漢家庭都是女的說了算，我女朋友也經常強調，我倆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葛宇路說。
燕郊與北京一河之隔，但真正區隔兩地的，並不是河，而是河上的進京檢查站。檢查站在燕郊人的生活中扮演著及其重要的角色。
二月底的一天，葛宇路被告知，作為一個身份證以42開頭的武漢人，他必須上交出門證，並不允許再出入小區，而距離他上次回武漢，已經過去半年時間了。與此同時，已經買好了去泰國機票的他，打算憑著這張42開頭的身份證，通過進京檢查站。
幾天前，我和已經身在曼谷的葛宇路聊了聊，他跟我講了一個武漢人兩次進京的故事。
有人問我住在哪兒，我說我住「環京」
2019年10月底的一天晚上，我從位於燕郊的家裡出發，一手拿著電風扇，一手拿著鼓風機，想把一封寫給我女朋友的信，吹到她位於北三環牡丹園的家裡。這天，是她的生日。
其實我從15號晚上就開始準備了，原計劃半夜出發，16號中午就能把信送到我女朋友手上，給她慶祝生日。後來發現，我對於這件事的難度估計得太過樂觀了，以至於16號天亮的時候，我剛剛過了進京檢查站。但我女朋友特別喜歡這個想法，希望我能完成它，於是我在大約一周之後再次出發。
原本選擇凌晨出發，就是為了避開燕郊的早高峰。但凌晨三點多的時候，路上的車就已經多了起來，有三輛卡車從我身邊呼嘯而過，我感覺像是燕郊打了個呼嚕、翻了個身，已經睡醒了。燕郊人起得特別早，因為要進京上班。我聽說在燕郊，很多父母凌晨起床替子女排隊等公共交通，為了讓子女多睡一會兒。
把信吹過檢查站的時候，我拍了很多照片，因為對於所有住在燕郊的人來說，檢查站真的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論京津冀怎麼一體化，只要檢查站不取消，北京和燕郊就永遠隔著巨大的鴻溝。
葛宇路給女朋友的信
檢查站的進京方向，經常堵著長長的車隊，出京方向卻暢通無阻。沒有在檢查站消耗過數個小時的人，是沒有資格談論在燕郊生活的辛酸的，比起住在檢查站另一側的人，燕郊的上班族永遠有一個時間的黑洞。
而當通過檢查站的一瞬間，心理上的窒息感就消失了，你身上值得懷疑的一切未知，都不存在了，這時候，不管是燕郊人還是北京人，都被還原為人，不再被區隔、分化。
在某種意義上，檢查站也是觀測站，是感知北京的一個風向標。它其實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一成不變。檢查站的設備狀態、開放的通道、檢查的強度，每天都在變化。有時候京牌車可以免檢，偶爾外地車免檢；警察有時要看司機身份證，有時要看全車人的身份證。有時檢查格外嚴格繁瑣，那種不容爭辯，沒有道理可講，只能看臉色、看風向，只能等的感覺，每個燕郊人多少都有體會。
我在燕郊的房租是1600一個月，兩室一廳，相當便宜，風景也不錯，樓下就是潮白河，河對岸就是通州。這樣的房子要是在北京市市區，月租恐怕就得五位數了。
搬來燕郊之前，我住在北京市內的城中村。有一次我正在家裡上網，有人敲門說要檢查我的證件，我說我不能住了嗎，他說可以住，沒問題。然後他就走了，沒過多久房東就跟我說，你不能住了，因為你給上門檢查的人開門了，如果你不理他，他以為這房子裡沒人，你就可以繼續住。但我怎麼知道誰敲門不能開呢？
還有一次，我拖著行李箱回來，到了家門口發現住的地方被拉上了警戒線，每隔十米站了一個穿著黑衣服的保全。我心想這樓里是有炸彈還是咋的。其中一個保全跟我說，你不能住了，有什麼問題跟那邊的人反映。我一看，有幾個人坐在一邊喝茶打麻將，我跟他們說，我剛下飛機，家都還沒回，能不能通融一下緩兩天。他們說，你別跟我說了，有這時間，你都找到新房子了。
經歷了這兩次，我就再也不想回北京住了。現在有人問我住哪兒，我會說我住「環京」，就是環繞北京的一圈。
潮白河這麼窄，游過去才像個武漢人吧
燕郊在行政區劃上屬於廊坊，但在疫情防控上，參考的卻是北京的標準，進出小區都需要有通行證。我第一次辦通行證大約是2月7號前後，當時我在小區門口看到一張通知，說每個人都必須辦一張通行證，還說什麼要學武漢的防控，意思就是，防控升級了。
我去辦證的時候倒是沒遇到什麼問題，只是登記籍貫的時候，居委會的阿姨們看我寫的是「湖北武漢」，都嚇了一跳，我寫完之後她們集體往後退了半步，那個場景特別戲劇。阿姨問我，你是湖北武漢的啊，你在這兒過的年嗎？我說，我年前就聽說了疫情的事情，就沒回去了。
給女友的信到了檢查站
到了27號的時候，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那頭是物業的人，他跟我說，不好意思，你必須把通行證交回來，因為你是湖北人，身份證42開頭的。我說你憑什麼要我交回去，他說我們也沒辦法，具體的你可以跟居委會諮詢。
我就給居委會打了電話，我說物業通知我，因為我的身份證是42開頭的，通行證必須收回，我以後不能出小區了，有這回事嗎？居委會的人說，確實有這回事，剛剛下通知傳達了北京那邊的會議精神，說以後所有身份證42開頭的，都不得進出小區了。
我剛想解釋我沒有湖北旅行史，他就打斷了我，他說，這就是一刀切，你就認了吧。我當時就突然無語了，因為他也挺痛快的，不像有些工作人員，磨磨唧唧的。
但我當時已經買好了去泰國的機票，我就接著問他，如果我出了小區就不回來了，你們是不是就管不著我了。他說，就算你出了小區，也進不了京，檢查站看到42開頭的身份證就不會放行的。聽了這話我就趕緊在順風車的群裡面問，42開頭的身份證能不能過檢查站。基本上所有司機給我的答覆都是，你就別想了，走不了的，沒戲。
我當時就打算退機票酒店了，但酒店讓我必須提供一份證明，證明是由於北京這邊的防控政策導致我去不了了。我心想這個事情太有意思了，誰會給你提供文件啊，這本來就是一件心照不宣的事情。
於是我就給12345打了個電話，問他們有沒有政策規定，身份證42開頭的人不准進京。那邊反饋也挺快，就說目前沒有聽說過這種文件，他們會儘快調查一下，然後給我回復。我說我這兒急著要走了，萬一到了檢查站被攔下來怎麼辦。他說你這個情況，通過檢查站是沒有問題的，如果你在檢查站遇到麻煩，你再打電話過來。
那時候我就覺得，我這個票反倒不能退了，我打算第二天先騎著電動車進京試試，看看會不會被攔下來。我還準備了小型的攝影機，想要把這個過程記錄下來。但說來也巧了，因為我研究生在中央美術學院讀書，所以我有一張北京地址的身份證，後來因為一系列變故，導致我沒有參加畢業那年正規的退戶口手續，雖然我的戶籍也遣返了，但這張北京地址的身份證一直沒有被收回去。所以我現在有兩張身份證，並且兩張都有效。
那天我騎著電動車到了小區門口，那個負責檢查身份證的志願者不認識42，他看了一眼我身份證上的北京地址，就放我出去了。到了檢查站，警察拿著我的身份證掃了一下，就放行了，我就這樣進了北京。我一下子就恍惚了，有點不敢相信，我就在通州買了點菜，又回到了燕郊。
後來我就接到了居委會打來的電話，說近期政府正在細化政策，過兩天會出一個針對湖北人的專屬通行證。
但我還是不放心，我覺得政策一會兒一變，一次沒被攔下來並不能說明什麼。燕郊和北京之間只隔著一條潮白河，而檢查站是潮白河上的一座橋。一開始我想的是，實在不行就從潮白河游過去。因為湖北是千湖之省，武漢人都會游泳，水性很好，不會游泳的人我們叫他「旱鴨子」。從小我爸就跟我炫耀，說他之前游長江、游東湖什麼的，我的高中老師也是，有點像是原始部落的成人禮，只有游過長江、游過東湖，你才算是一個有勇有謀、心智成熟、身體素質過硬的武漢人，才有資格自稱武漢人。我想潮白河這麼窄，游過去才像個湖北人吧。
一開始我想從家裡找個盆，把行李精簡一下，放在盆里，拖著盆游過去。但有一個實際的問題是，當時河面上還有冰沒化，水溫肯定是接近零度的，於是我就在網上查了一些和冬泳有關的注意事項，比如在多少度的水中只能游多長時間之類的，如果超過了這個時間，可能就會休克甚至有生命危險。我還研究了地圖，選了一段潮白河最窄的河段，大概有160米寬。綜合評估了一下，我覺得自己拖著行李在零度的水裡游過去，還是有點困難。
後來我就想，能不能找一個小時候洗澡的那種大澡盆，連人帶行李一起划過去。但超市和京東都沒有賣這麼大的盆的。於是我就順帶在京東搜了一下皮划艇，發現還真的有一個第二天能到貨的皮划艇，能夠承重將近200公斤，我和行李都放上去也沒問題，就趕緊下單了，還給它取好了名字，就叫「42衝鋒舟」。
直到我出發去機場的那天（3月2日），我也沒等來居委會承諾的湖北人專屬通行證。我的飛機是下午五點鐘的，我一大清早就出門了，想著如果在檢查站被攔下來了，就執行我的備用計劃，回家去取皮划艇。
我坐著順風車到了檢查站，果不其然，政策變嚴了。我在車上把身份證遞給警察，他一刷，那個警報器就開始尖叫，我當時心裡想，完了完了。然後警察就把我叫下車，醫務人員遞給我一個水銀溫度計，夾在腋下的那種，讓我測體溫。
我說警察同志我去坐飛機，你為什麼攔我。他說誰攔你了，我們這是在做調查。然後他就問我坐飛機去哪兒，我說去泰國。他就把我的機票什麼的用執法記錄儀拍了下來，就放我走了。我再一次懵了，我的皮划艇白買了，沒派上用場。
武漢是北京的過去，北京是武漢的未來
2015年的時候，我做了一個作品，叫《東湖站》。我把北京913路公共汽車東湖站的站牌拆了下來，裝在了武漢的東湖中央。
東湖這個地名，在北京指的是一個叫「東湖渠」的地方，在望京北小河公園附近，再往北一點就是來廣營。那裡並沒有任何水域，是一片高層住宅區。我猜它曾經是一片湖，後來被填掉了。
北京東湖
我隱約感覺到，北京的東湖可能就是武漢東湖未來的命運。對於武漢來說，北京是未來；而對於北京來說，武漢是它曾經經歷過的一個城市發展階段。城市的發展過程，也是它的地理環境不斷變化，空間不斷被蠶食的一個過程。
葛宇路作品《東湖站》
武漢城市化的過程，也是武漢的味道被一點點抹掉的過程。我家住在中南路，在長途客運站附近，離現在的武昌火車站也不遠。按照我們老武漢的標準來說，這已經屬於比較偏的地方了。小時候我家樓下有很多街頭大排檔和賣吃的小推車，我沒事兒就在樓下溜達，找個大排檔坐一坐。這些地方按現在的標準來說有些髒亂差，因為很多人吃飯的時候是光著膀子的，像個混混一樣，還有人身上紋著龍什麼的，講話也很大聲，有時候打打鬧鬧、罵髒話，什麼都有。
漢口有一條很有名的街叫吉慶街，因為整條街上都是大排檔，路面上黏了一層油，如果你穿了一雙膠底鞋，走在上面會一粘一粘的。吉慶街兩邊常年坐滿了吃飯的人，街頭藝人會在其中穿插表演，有吹拉彈唱的，也有演相聲小品的。這裡沒有舞台，也沒有劇場和餐廳的界限，這就是所謂的「浸入式戲劇」吧，吃著吃著飯，忽然跳出一個人，就在你桌子旁邊演起來了。
後來吉慶街重新修了很多西式的建築，特別洋氣，但市井文化卻消失了。它再也復活不了了。現在去吉慶街，甚至會覺得有點冷清，整條街的風格也在土和洋之間捉摸不定，漂亮的洋房裡面買的是熱乾麵，牛肉粉的隔壁是冰雪皇后，就完全不搭噶。
對於城市更新，我不能說我持絕對的否定態度，但是我持非常懷疑的態度。我是伴隨著武漢的城市更新長大的一代人，小學一畢業，小學就搬到新校區了；初中一畢業，初中就搬到新校區了；高中讀了一半，高中也換新校區了；大學一入學，去的就是剛落成的新校區，校園裡的路還都沒修好，一片土路中間豎了一棟房子，是我們的宿舍。
我讀本科的時候，正是武漢大拆大建的高潮。從我出生的90年代初到現在，武漢最大的變化，就是公共空間的萎靡，這樣說可能有點抽象，其實就是人們使用公共空間的方式和可能性正在逐漸被規訓和壓縮。
我小時候，住在我爺爺奶奶家，一到夏天家裡就熱得不行，也買不起空調，晚上大家就把床都搬到馬路上去，街兩邊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各種各樣的行軍床、竹床、涼蓆。家裡所有人全都上街去，搖著扇子，坐在一起聊天。聊著聊著就困了，大家就一起在街上睡覺。今天睡我旁邊的可能是隔壁的鄰居，明天就是樓下的誰誰，後天又換人了。我們小孩可開心了，因為床和床之間的距離特別近，小孩可以腳不沾地地從街的一頭蹦到另一頭。
葛宇路小時候，「那么小就禿了」
今天當然大家家裡都有空調了，街道也變得越來越寬，更重要的是，它已經從行人的街道變成了車的街道，現在我再回到我爺爺奶奶家那條街，發現它已經變成了停車場。
包括後來，武漢一直在爭創精神文明城市，不符合精神文明準則的東西都要被取締，像隨地吐痰啊、闖紅綠燈啊，還有穿睡衣上街，都是不允許的。過去對於武漢人來說，男的穿個短褲上街，女的穿個睡衣上街，都是很正常的，不會有人覺得有傷風化，或者是耍流氓什麼的。大家都很坦然地打招呼，搖著扇子聊天，我覺得那個時候人們很文明。
現在我每次回武漢的時候，剛到的幾天，都會有點漂著的感覺。不是我變了，是武漢變了。但再待一陣子又會發現，其實武漢的精氣神一直在，只不過藏在劇變的城市景觀下面。
武漢一直在我的血液里，我說話帶著武漢口音，有時會被北京的朋友調侃，我也會跟著笑，而且非常得意和自豪。武漢教會我的「不服周」（武漢方言裡不信邪的意思），會讓我終身受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