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當局宣布武漢新冠肺炎新增病例多天連續清零。儘管這樣，這場悲劇並未真正結束。失去母親的武漢居民丁先生譴責 中共當局罔顧六十歲以上的老人的生命，以確診門檻和限行阻礙救治，並要向新冠索賠律師團尋求法律援助。
3月23日，武漢封城後的第61天，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宣布，湖北和武漢已經連續5天沒有新增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累計死亡病例3153例（武漢2517例），累計確診病例67800例（武漢50005例）。
從1月20號發病到2月8號去世，武漢居民胡愛珍始終沒能確診，她的名字卻不在上述任何一列數字之中。
最後一天，她呼吸困難，腮部被液體充斥，四肢無力到甚至不能自己喝水，兒子丁先生帶她到6家醫院卻求救無門，最後終於收治在武漢協和醫院，1小時後病逝。
3月6日，海內外20個中國律師組成「新冠肺炎索賠法律顧問團」，主張疑似患者和沒有進入統計數字的患者的診療應全程免費，他們願意為逝者家庭提供免費法律支持，包括制定索賠方案，爭取和政府達成和解協議，或者起訴。
自6號向外公布以來，律師團目前只有丁先生這一位正式的申請人在填寫材料。
22日，律師團決定擴大援助範圍，包括所有未享受到免費診療服務且未獲退費、因封鎖限行和強制隔離而遭受損失的受害人。
律師團發起人之一、旅美維權律師陳建剛告訴本台，「無論是從財產上、自由上甚至被中國的濫用權力，被警察、武警、特警甚至臨時僱傭的黑社會打手打死的；還有因封鎖不能出門、死在家裡的悲劇太多了。律師即便在絕望的時候，也願意冒著風雨往前走。只要當事人有這個（維權）願望，我們就願意幫助。」
甘願以命換命，母親還是走了
母親求診期間，丁先生形容自己每天在地獄邊上徘徊。當局宣布新冠病毒人傳人之後，武漢市的醫用口罩和酒精在一夜之間搶購一空，他買不到，只能戴著一個普通口罩、天天背著她到醫院，在摩肩擦踵的病患間穿梭。
母親的熱氣和淚水滑到他的臉上，他覺得自己也完了、逃不掉被感染的命運，但是他就是要用「添油戰術」、以命換命—-因為母親不能死，她是一位身體硬朗的65歲老人。丁先生開出租養家，胡愛珍剛剛退休，每天幫著照看孫子，正是一家人享受天倫之樂的好日子。
但是一切都發生的太快了。從1月初，他家門口的華南海鮮市場休市、政府訓誡八名「造謠者」並駁斥「人傳人」，丁先生還對病毒不以為意。一家人進出如常、並未佩戴口罩，直到23號封城前的一兩天，母親突然開始顯現肺炎症狀。
丁先生說，最開始社區和醫院互相推諉，排隊好幾天做上核酸檢測，上面寫著「陰性（不排除陽性的可能）」：
「做了等於沒做，從頭到尾就是個陷阱。那時他們第一沒有醫療條件，第二他們也很怕，把病人拒之門外，根本不給機會，大部分都是60歲以上的老年人。」
《財經》一線記者從武漢社區獲取的重症人員標準是：1.血氧飽和度降低；2.呼吸困難；3.有基礎疾病；4.年齡偏大、體質弱者；5.含發熱和疑似人員標準。
丁先生表示，母親從頭到尾是危重病人，血氧飽和率40%多，低於正常的90%。在醫院等待期間，十幾天裡沒吃沒喝也沒有白開水，她的身體每況愈下。
丁先生指出，確診困難極大地阻礙了母親的及時就診：「八九號之前，政府說試劑盒不夠，每家醫院只有十幾二十人可以做核酸檢測，準確率只有30%。幾百上千的人就等著核酸檢測，醫院當時就拿這個，核酸檢測沒通過就不收你，十分殘忍。」
2月5號晚上，胡愛珍已經病危。一整個晚上，丁先生就困在送母親去協和醫院的路上，他被禁止從江漢區跨越到蔡甸區。
他把病例、片子拿給交警，對方無動於衷。丁先生憤怒的發問，「你們是不是人？你不是娘生的？」對方給的依據就是，「我們接到了通知，不讓跨區」。
3天之後，幾經波折，協和醫院的醫生慷慨地給出一個床位。醫生檢查了胡愛珍的身體和檢測報告後，讓他再重新檢查，說那份核酸檢測是假的。
但是來不及了，就在那個上午，胡愛珍去世了，去世前一秒還意識清醒的讓兒子倒水喝。胡愛珍隨後被殯儀車拖走，兒子至今未拿到骨灰。
不過兩三分鐘就這樣陰陽兩隔，丁先生到現在還覺得像是做夢一樣。他回憶道，不僅僅是母親，武漢不知道有多少人等不到床位和診斷就死了，他們被排除在統計數字之外，自生自滅：
「他們是在屠殺60歲以上的老人，那些所有被拒之門外的病人。我在醫院這麼多天，確實有收進去的，20多個人都是年輕力壯的。雷神山、火神山醫院裡面的都是輕症患者。」
統計數字之外的他們，自謀生路
根據《財經》1月底已被刪除的一篇報導，一家定點醫院的醫生透露，門診一天有120名左右發熱病人，其中大約80名有肺部感染，但只有5名可能最終被收住院。
新冠肺炎索賠律師顧問團在公告中寫道，「對這些患者，應當基於『疑點利益歸於患者』的原則，放寬認決標准，最起碼應當認定為疑似患者，從而也將他們的診療全程納入免費的範圍。」
律師顧問團關於診療費用的研究報告進一步指出，中國的紅頭文件，包括「財社[2020]2號」和《補充通知》規定，對於新冠肺炎確診和疑似患者，在基本醫保等按規定支付醫療費用後，個人負擔部分由國家財政給予補助。但是對於統計數字之外、甚至居家隔離期間就死亡的人，他們的權益難以保障。
律師團的發起人之一、中國公益人士楊占青告訴本台，患者家屬可以試著取得延誤治療的證據：「比如應當上呼吸機的時候，醫院沒有上就是延誤治療。這個就需要調住院的檔案，按照法律規定是必須給病人和家屬的，這樣可以看到每天的用藥情況、醫院的措施和病人情況。越早越好，晚的話可能被醫院篡改。」
楊占青還指出，當局一刀切的限行和瞞報信息都涉嫌違法：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疫區可以適當限行，但是封鎖限行不能一刀切，基本生活要保障，等於說是（政府）侵犯他的生命健康權和人身自由權，而造成損失。最主要的是，政府前期瞞報，導致後期病人大幅增加、床位不足，我們打算起訴武漢市政府和疾控部門。」
丁先生說，他希望律師團幫助追究到具體的責任人，不管是警局、衛健委的新聞發言人，還是宣揚人不傳人、忙著發論文的疾控中心掌門人高福，他們要負刑事責任，而不僅是黨內記過：
「哪怕沒有希望，我都要試試，因為我的母親不能這樣冤死。我要讓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他們的嘴臉。他們的手段十分卑劣，但是我不怕。老百姓不怕死，怕死的是你們。」
陳建剛介紹說，中國律師在疫情爆發後正在遭受新一輪打壓。當局要求他們遵守「三不許、六不准」，不准彼此說話和交往，不准談疫情和政治。其實這次的法律援助不僅可能石沉大海，還會被反噬和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