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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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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六四」後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國力增強,但絕大部份中國人民並未受惠,所以民怨頗深,九九年時的法輪功上訪就是明證。南聯盟使館被炸,令中共看到一線擺脫困境的生機,即轉移民怨的發泄對象。反西方和愛國主義對於中共來說是一體兩面,把中國在中共統治下所遭受到的困難都去找一個最佳的替罪羊-西方國家,是中共一向的慣用手法。

本文主要想討論一下毛澤東逝世後當代中國自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政府如何利用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這個工具來支撐自身的政權。首先,本文中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兩詞是同一個意思。其次,本文認為後毛時代在中國大陸出現的多次仇外和反西方示威暴動,性質上都並非真正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體現,因為這些騷亂都無一例外地由政府背後策劃和贊助,民眾絕非發自內心地為國吶喊。最後,本文的結論是中共的努力在最終可能事與願違,因為由政府操控的後毛時代之中國民族主義的歇斯底里般街頭髮泄只會反過來給中共添加麻煩。

早在一九八五年胡耀邦當政時代,中國大陸就已經出現了大規模的大學生反日遊行,抗議當時的日本貨充斥中國大陸市場。而在八十年代的另一起民族主義的泛濫,則是源起幾個來自非洲的留學生在一所中國大學的校園裡,因為邀請中國女大學生跳舞未果並遭拒絕,從而與那所學校的中國大學生發生大規模的打鬥衝突,還有其後的全國性反非浪潮。

上述兩次的仇外情緒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八十年代的反日遊行除了是回應二戰日本的武力侵華和對當時日本人中國市場入侵之不滿外,同時大學生在遊行中也表明了對當時中共執行的經濟政策之不滿,主要是對當時經濟改革中出現的通貨膨漲和物價飛升的抗議。從更深一層看,大學生是對整個中共體制的無能的抨擊-在抗戰結束了四十年,在中共領導下的新中國里,日本人竟然又通過另外一種方式(經濟實力)佔領中國領土,實在是可悲。

而上述另一次仇外情緒的發生則完全是大學生對其自身日常生活的不滿的宣洩。因為自毛澤東時代起,中共便推行隔絕西方和聯合第三世界的外交國策,毫不猶豫地慷其本來已一窮二白的國家之慨,把大把大把的銀票子白白地送給落後國家。雖然自一九七八年以來,鄧小平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這種「打腫臉充胖子」的做法,但中共從其自身的政治利益考慮,仍然對某些第三世界國家,尤其非洲,釆取慷慨的援助方案,這其中一條便是留給非洲留學生的數量可觀的獎學金政策。但與此同時,在八十年代的中國在校大學生很多都生活拮据,不但家人的財力微薄,難以支持,而且中共政府也對他們的生活困境置之不理,例如在大學生的學校宿舍里常常是十至十幾個人擠住在一起,而學校的伙食則往往令人難以下咽。相反,由於中國政府卻對外人(非洲學生)大力支持,是以犧牲本國學生的福利為代價的。此做法令中國的大學生得了「紅眼病」,妒嫉而且心懷對政府和非洲學生的不滿,借故發泄,尋釁鬧事,此時的任何一個事故都會成為導火索。

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在一九九九年發生的中國駐前南斯拉夫使館被北約誤炸事件,是繼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又一次中國大陸民間大規模的遊行事件。但與十年前的天安門慘劇不一樣,九九年的事件並非民間自願,而是背後受政府策劃和慫恿。

九九年的全民集體抗議北約誤炸事件在某種程度上是有一定的正當根據和民間基礎的,北約的誤炸的確是難辭其究,甚至港澳台地區、遠在海外的華僑、和不見容於中共的異見者都不約而同地齊聲指責北約的空中行動有違國際法。當然,北約和多個西方國家在事後都向中國表示道歉,當時的美國總統柯林頓甚至打電話向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解釋,但江拒絕接聽。不過九九年最後如此大規模的遊行確實在人民中國歷史上很少見,而且持續了這麼久,問題顯然是中共政府在背後推波助瀾,否則的話整個中國不會有如此大的反響。很不容易地在八九年「六四」後擺脫國際孤立的中共為何在九九年時以這種方式在全國人民中挑起反西方情緒?我個人認為其原因主要有四點:

首先,在南斯拉夫內戰中,中共一向支持殺人不眨眼的獨裁者米洛舍維奇,而北約的轟炸目標就是米統治下的南聯盟,此舉無疑令中共難堪。中共自北約對南聯盟的全面制裁之禁令下達後,仍然置若罔聞。在二零零零年歐洲國家杯足球賽前,歐洲各國無一例外地拒絕與南斯拉夫國家足球隊作賽,但唯獨中國足協出人意料地邀請這支到處都不受歡迎的隊伍來中國與中國國家隊比賽就是明證。在其使館被誤炸後(中共內部也確有人真誠地相信北約是為了報復中國對南聯盟的支持而有意為之),中共方面更是惱羞成怒,決定在國內製造對北約和西方各國的仇恨,來達到挺南聯盟及其專制政權的目的。

其次,九九年恰好是八九「六四」十周年記念,中共對自己這個忌日格外敏感,而使館被西方國家誤炸恰好是一個天賜良機,況且時間又是在四,五月間,藉此可發動一次群眾運動,來扺消「六四」十周年的陰影。當然中共也不是蠢貨,在遊行抗議北約越演越烈的情況下,它見好就收,否則的話,重演十年前的「六四」並非完全不可能。

再者,儘管「六四」後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國力增強,但絕大部份中國人民並未受惠,所以民怨頗深,九九年時的法輪功上訪就是明證。南聯盟使館被炸,令中共看到一線擺脫困境的生機,即轉移民怨的發泄對象。反西方和愛國主義對於中共來說是一體兩面,把中國在中共統治下所遭受到的困難都去找一個最佳的替罪羊-西方國家,是中共一向的慣用手法。

最後,九九年時中共也借其建國五十周年大慶向美國炫耀其國力和人心,尤其是在美國總統柯林頓不斷以最惠國待遇來要挾中國的情況下,讓美國佬看看中國即便沒有美國的最惠國待遇也可以生存。中共故意利用人海般的群眾對北約的抗議,向西方社會和政府表明國民對自己的支持和擁戴。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共的民怨替罪羊似乎不再是西方國家了,卻是與自己一衣帶水的日本。中日兩國的恩怨由來已久,但似乎從未到了在二十一世紀的頭十年那麼激烈。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中日這對寃家在已過去半個多世紀的戰爭後,這乾柴烈火突然間在公元二千年後又死灰復燃?相反,德國人和猶太人在今天已基本上可以和睦相處。這當中原因固然有日本對過去的罪過死不悔改,甚至有意篡改敎科書以逃避戰爭責任。但很難想像在沒有遊行集會自由的中國大陸,二零零零年後在多個城市發生的肆無忌憚的反日浪潮,如果背後缺乏中共政府默許竟然可以發生?但當中共看著自己一手操控的民眾木偶在忘情地發泄對現實的不滿於日本人身上時,它是否也想過何為「玩火者自焚」的定義?中共似乎在九九年的使館被炸和其後的反日浪潮中一舉兩得:既讓民眾發泄了對現實之不滿,又可向西方和日本示威。但這些街頭上近似流氓式的狂熱情緒遠非發自內心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的體現。依我之愚見,真正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是中共所無法利用的,而且它是與中共對立的。這裡有一個最佳例子,就是中國民眾對於一九九九年由中共領袖江澤民與俄羅斯簽訂的《中俄全面勘分邊界條約》的態度。因為礙於沒有言論自由,這條約內容一直沒有被官方全部地公之於眾。相反,在大陸的手機簡訊、小道消息、和互聯網上,民眾已經多年來自發地散布該條約的全文,充分地暴露出江澤民和中共是如何背著中國人民,出賣了相當於數十個台灣的中國領土給俄國人。人們這次並沒有走到街頭抗議,但卻在殺傷力更大的虛擬世界中給中共當頭一棒。這才是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的真正威力。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從中俄條約中看出中共並非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者,而是機會主義者甚至賣國賊。真正的民族主義是不能被利用的,它與中共的所作所為和意識形態完全風馬牛不相及。中共在一九九九年和二千年後所利用的那些民眾抗議只是民族主義的反面點綴而已。中共過去所利用的民族主義資源似乎已經消耗盡,今天剩下的一切它看來再難以消化——這就是現在在大陸每天數以千計的民眾維權和上訪事件。中共現在大概已經懂得了何謂「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真正含義。

責任編輯: 白梅   來源:《議報》(2018-05-08)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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