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共病毒疫情中，不封城、不隔離的瑞典顯然是一個異類。到目前為止，有1000萬人口的瑞典既沒有採取隔離措施，也沒有發生經濟崩潰。有德國學者稱，「瑞典路線」仿佛就是這場浩大試驗中的「對照組」。
截至4月9日，瑞典累計確診9141例，死亡793人。作為對比，國土面積和瑞典接近的歐洲國家奧地利大約有880萬人處於封鎖狀態，累計確診13138人，死亡病例為295例。
瑞典的企業、幼兒園和學校依舊開放，強制措施只有禁止50人以上的集會，酒吧和餐館只能為已經就座的顧客提供服務，以避免過度擁擠。
他們的策略，就是讓病毒的傳播儘可能放慢，保護老年人和易感染群體，直到大部分人自然免疫或等到有疫苗可用。瑞典衛生局現任首席流行病學家安德斯·特內爾（Anders Tegnell）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封鎖會讓整個系統疲憊不堪，「你無法持續幾個月地進行封鎖隔離——這是不可能的」。
瑞典一直傾向於採取自願性原則，而不是採取強制性措施。政府建議老年人自我隔離，年輕人減少社交活動。更值得注意的是，瑞典公眾大都支持此做法。民調公司的調查顯示，有80％的人贊成政府關於「每個成年公民承擔個人責任，來防止疾病傳播」的觀點。不過，已經有多達2000名學者聯名呼籲政府採取更嚴厲的控制措施。
那麼，瑞典的自信何來？DeepTech採訪了2位在瑞華人，他們分別是卡羅琳斯卡醫學院腫瘤與病理系助理教授林穎博和卡羅琳斯卡醫學院臨床神經科學系博士後研究員陳靈景。卡羅琳斯卡大學醫院是北歐最大的醫院，在多個領域處於世界領先水平，在瑞典抗疫中承擔大量重症病人的治療救看護作。
林穎博現在同時是北歐華人創新創業協會執行會長。他於2007年來到瑞典，迄今已有13年。他還在3月27日協調並參加了卡羅琳斯卡大學醫院與南京醫科大學附屬逸夫醫院一線臨床醫生的在線分享交流。他認為瑞典政府的抗疫策略是有科學依據的，並表示一個政府能夠在危機面前不從眾，獨立作出決策，不管正確與否，是需要勇氣，是需要擔當的。
陳靈景從2010年始居住在斯德哥爾摩，於2017年獲得卡羅琳斯卡醫學院流行病學博士學位。她介紹說，在這個全球唯一一個只使用「鼓勵＋勸誡」方式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的國家裡，200年的和平安定與國家大包大攬的福利是其抗疫策略能夠實施的重要背景。
以下文字由 DeepTech採訪並整理。
瑞典抗疫的現實選擇
林穎博口述
總體來說，瑞典民眾對疫情的反應是比較淡定的。迄今沒有發現因為疫情導致不穩定的社會事件。一個瑞典朋友前幾天給我打電話，說他十有八九感染了新冠病毒，因為各個症狀都對得上，但是卻沒有得到檢測。他語氣中沒有抱怨，也沒有提群體免疫，他現在已經恢復了。大概在他的認識里，這就是一個普通的疾病而已，對青壯年而言威脅不大。
我身邊的中年人大多數都是持一種比較樂觀的態度。這不像我們華人要盡最大可能把危險性降到0，即使有0.01%的可能性，很多華人也會選擇不讓孩子去上學。瑞典人不是這樣去想，他們認為如果這個風險在可控的範圍內，就沒有必要去恐慌。
大多數瑞典媒體現在也在討論整個國家的防疫策略。他們首先關注的是確診人數，具體的數據還是有很多人在關注的。其次是防疫物資供應和危重病人的救治。
我認為，一旦瑞典疫情的發展超出公共衛生局認為可控的範圍的話，肯定會要採取一些更嚴格的措施。瑞典也一直在宣傳號召民眾加強日常防護，比如說減少出門，勤洗手，減少聚集，保持社交距離。瑞典社會是一個人與人之間信任度較高的社會，其次瑞典人願意相信大多數民眾都是負責任的人，不需要政府命令民眾如何如何的。
不同聲音一直存在，包括網上也有人簽名要求採取更嚴厲的措施。溝通渠道比較暢通，政府也會傾聽這種聲音。以孩子上學為例，正常情況下，瑞典的學齡兒童如果超過一周無故不上學的話，政府是要干預的。現在瑞典的學校沒有關閉，但如果家長因為防疫原因堅持不讓孩子去上學，政府是不會幹預的。
瑞典沒有進行大規模檢測。我認為主要的考慮是醫療資源的最優配置。所以基於現有專業人員和設備，瑞典選擇了優先救治重症病患。
瑞典目前沒有進行大規模檢測，這對阻斷社區傳染肯定是不利的，但這應該是一個無奈的選擇。相對於美國這類占有大量資源同時又有超大規模城市的國家，我們也應該考慮到瑞典人口密度低、家庭規模小等因素，這種政策在瑞典採用應該更容易理解。
瑞典也從來沒有放棄提升檢測能力。我所在的卡羅琳斯卡醫學院已經在科研人員中募集了具備相關技能的志願者，經快速培訓後，充實臨床檢測人員。組建萬人級別新冠病毒多組學檢測實驗室，將瑞典的檢測能力提高一倍以上。相信在檢測能力瓶頸解決後，大規模檢測會被迅速採用的。
不管防疫策略如何，一旦武漢肺炎患者在瑞典被確診為重症，目前為止還是能夠得到較好的救治的。據卡羅琳斯卡大學醫院醫務科主任菲利帕·尼伯格（Filippa Nyberg）女士介紹，瑞典的 ICU數量已經提升了80%，並仍在持續增加。據媒體報導，目前瑞典 ICU床位尚有空餘。
雖然防疫策略大不相同，但瑞典醫生非常願意聽取中國同行在新冠病人治療方面的建議。3月27日，卡羅琳斯卡大學醫院與位於黃石的江蘇省支援湖北疫情防控前方指揮部連線，卡羅琳斯卡大學醫院副院長安妮卡·蒂博爾（Annika Tibell）女士帶領十餘位臨床專家與南京醫科大學副院長魯翔教授領銜的一線抗疫專家團隊直接交流。瑞典醫生對中國醫生積累的經驗非常感興趣，仔細詢問了包括 ICU管理、病人用藥、醫護防護和病人預後等技術細節。
1.社交疏離的天然文化
瑞典文化中本來就有一種「社交恐懼」的傾向。瑞典有一個笑話，房門上的貓眼是用來觀察鄰居什麼時候出門的，避免一旦在樓道里碰到不知道如何寒暄。網絡上也在流傳許多瑞典人等公共汽車排隊的照片，即使在正常的日子裡，瑞典人也是「社交疏離」的。加上地廣人稀的現實，瑞典在抗疫方面有些天然優勢。
圖平時人們習慣排隊，不會擁擠，他們習慣了秩序和保持社交距離。圖為2019年5月10日的瑞典公車站。（來源：thelocal.se）
即便如此，在中共病毒疫情暴發後，瑞典社會的日常生活還是發生了很多變化。比如說：
很多人開始了在瑞典本就被廣泛接受的在家辦公，絕大多數會議都改成了在線會議。以我所在卡羅琳斯卡醫學院為例，學校統一購買網絡會議軟體供所有員工使用並鼓勵在家辦公，所有非實踐課程皆改為網絡授課。目前非臨床相關部門的人員密度只有正常情況下的30%左右。
人們的出行大量減少，近幾周，斯德哥爾摩公共運輸系統的旅客流量越來越少。上周與去年同期相比，乘客量下降了約三分之二（64%）。因為瑞典國內對機票需求的消失，瑞典航空公司 BRA上周宣布將暫停所有航空交通直到5月底。
很多超市開展送貨上門服務，並且這種服務現在供不應求。
2.專家更具話語權
新冠病毒對全球所有國家都是一個全新的挑戰，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文化背景、決策機制、醫療體系。
瑞典政府只是個服務機構，內閣政府是不能直接對公共衛生機構發號施令的，那麼公共衛生專家就有足夠的話語權。
瑞典衛生局現任首席流行病學家安德斯曾經在世界衛生組織工作，是1995年瑞典援助剛果抗擊伊波拉病毒專家三人組之一，其履歷讓他成為瑞典傳染病領域的權威。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情，政府選擇退後一步，不干預科學決策，讓專家和專業人員說了算，無論這些決策是對是錯，讓實踐來檢驗。
圖瑞典衛生局現任首席流行病學家安德斯。（來源：thelocal.se）
其實吧，瑞典群體免疫觀念的提出可能比英國更早。不管怎樣，瑞典堅守到現在並不是在放任，而是在密切監控發展趨勢，引用安德斯的話就是，「主要原因是瑞典還沒有出現像英國那樣快速增長的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所以我們現在還是決定採取相對緩和的干預措施。」也就是說，一旦數據曲線偏離預期模型，瑞典的政策也是會隨時進行調整的。
同時，與瑞典的服務型政府相比，很多大企業、社會團體包括民眾自覺地承擔起了社會責任。例如斯德哥爾摩當地公共運輸公司（SL）使用大型海報敦促所有出行者在沒有必要情況下避免乘坐公共運輸工具；瑞典瓦倫堡基金會迅速劃撥專款採購華大基因檢測設備，建立檢測實驗室。
3.民眾更具科學素養
安德斯的策略沒有激起大的反對，說明這個策略與瑞典大多數人的科學觀是一致的。
瑞典民眾的教育程度和科學素養是非常高的。作為諾貝爾的故鄉，每年12月舉國關注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是效果極好的科普教育。瑞典很鼓勵科技創新，擁有獨具特色的智慧財產權教師例外法案，即「瑞典所有高校教師的職務發明，無論資助方為誰，知識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