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自1860年代開始「開洋革新」以來，特別是由於打開國門，外貿型經濟得以發展，中國社會獲得了意想不到得好處，國力大幅提高，乃至80年代一度自詡為「中興」。假如不是最後17年連出昏招，也許清廷不至在辛亥那年滅亡。
大清最後半個世紀的發展，倒不是來自清廷做了什麼，而在於他們受西方逼迫，被迫放開了一些經濟權利給民眾，因此社會實現了快速發展。事實上，他們哪個地方不管，哪個地方少管，哪個地方就一定會得到發展。問題是，清廷見國力「強大」，開始想做點事，結果都給做砸了，簡直就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最終招致大清覆滅。
第一件，發展海軍，干預周邊，妄開邊釁。
清廷手裡有了倆錢，首先想到的是擴軍，特別是海軍。一開始要建四支，最終北洋海軍規模最大，共有大小軍艦25艘，輔助軍艦50艘，運輸船30艘，官兵4千多，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九（前八是：英、法、俄、德、西、奧匈、意、美）。
有了這麼「強大」的海軍，清廷腰杆立馬硬了。那時「洋人」已經不怎麼來打擾大清了，唯獨旁邊的日本可氣，國力也是蒸蒸日上，而且有意染指朝鮮。「強大」起來的大清，對此當然是不服的，又認為朝鮮本是中國一衣帶水的「藩屬」，越南已經丟給了法國，但朝鮮不能丟給小小的日本的，因此一定要管到底。
同時，按照世界「兵器譜」的排名，日本海軍不過居於第十一位，應該不是老九的對手。儘管清廷也不想真的開戰，那個海軍本來也就是裝裝門面的，但清廷在朝鮮問題上畢竟開始托大，陸海軍往朝鮮發了不少，最終與日本不可避免的打了起來。
甲午戰爭的過程就不用說了，結局很重要——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標誌著大清30多年的「開洋革新」徹底失敗，近代化成果化為烏有。清廷外強中乾的紙老虎面目被日本輕輕戳穿，又是割地又是賠款，威信掃地。西方列強才發現以前對大清真是太客氣了，而清廷竟然連一個日本都打不過，此後不能再予以「尊重」，清廷的國際地位急劇下降，在國際上開始受到孤立和「霸凌」。
第二件，企圖回頭，利用暴民，盲目排位。
這就是我寫了很多次的義和拳作亂和八國聯軍進京「維權」事件，過程也不用說了，重點是老佛爺為何執意「回頭」？
其實，清廷與洋人打交道確實是很不舒服的，不僅沒有面子，關鍵是列強的那套制度非常「危險」，容易把大清子民帶壞了。因此，慈禧在內心本來就不想跟他們平等交往，最多是虛與委蛇，如果能切斷往來就太好了。
但打又打不過，過去打不過洋人，後來連個彈丸日本也打不過。怎麼辦呢？在理論上，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學說已經無法與康梁譚的維新聲浪相抗衡，不能再繼續忽悠讀書人了，清廷和慈禧也沒發明出什麼新的理論，如果想排外的話，那麼只好藉助義和拳這種「國粹」了。歷史的這一必然邏輯，其實就來自慈禧的心路歷程。
走回頭路的故事，如今其實比比皆是，比如二戰後的中東世界，特別是1979年執意要走回頭路的伊朗。
如果說1894年跟日本開戰，還比較「科學」，因為硬體本來不差，差在「軟體」。但1900年老佛爺向全世界宣戰，則太不「科學」了，因此連東南督撫都拒不聽命了，搞起了「互保」。
幸而列強此時也沒有「接管」大清的準備，當年英國「接收」一個散漫的印度都花了整整200年的時間。於是清廷還是被列強允許繼續存在下去。同時，也正像瓦德西元帥看到並指出的那樣，這幫人也不是太好管，還是讓中國人自己管吧。
不過，比照日清《馬關條約》，洋人也不能自跌身價，於是簽了一個《辛丑條約》，著著實實要了4.5億，連本帶利9.8億。在那個時代，這可是一個天文數字，大致相當於現在的一兩萬億美元。也就是說，清廷你可以活，但其實是要為列強打工、收稅、看場子。
第三件，經濟回頭，收回路權，激起民變。
一般都知道，辛亥革命的導火線是「保路運動」，而保路運動源自清廷「朝進民退」政策。
說簡單點，就是清廷本來允許南方各地民間集資修鐵路，結果朝廷後來又說還是由正腐來修，你們就別修了。這也沒什麼，把民間集資款退了就好，但此時清廷的做法卻惹了眾怒，他們或者少退，或者不退，反正就是要生割韭菜，你們看怎麼吧？
那時的老百姓可不一樣，事實上有著強烈的產權意識，因為那時的土地、房產和企業，都是屬於自己的。農民也有強烈的「小農意識」，這其實是一件好事，這恰恰說明那時還存在著小土地所有者，他們對自己的土地以及其他權益，有著根深蒂固的確認與理直氣壯的捍衛。
事實上，沒有保路運動造成的形勢，就沒有整個南方社會動盪不安的氛圍，也就沒有湖北舊軍調去四川的可能，也就沒有武昌新軍發動起義的機會。因此，保路運動是武昌起義的導火線，造就了辛亥革命。
顯然，清廷最後17年可謂是昏招連發，但這又是歷史的必然。因為滿洲權貴不想放棄手裡的權力，拒絕實質性的變歌，因此內外交困，只好一步步這樣滑落下去，最終了結自己的宿命。
當然，對於拒絕進步的清廷，他們犯點錯其實也有好處，或者說這是歷史進步的唯一途徑。因為有兩次鴉片戰爭，才有洋務；有洋務，才有甲午；有甲午，才有維新；有維新失敗，才有庚子回頭；有庚子之難，才有歌名浪潮洶湧澎湃；有庚子失敗，才有新政；有新政，才有保路運動；有保路運動，才有武昌起義。你看，少了誰都不行。
既然歷史的道路不能順著開闢，那麼只好假借清廷之手，逆著開闢，也許反而更快一些。因此，清廷的「錯誤」，反而是他們的「功績」，只是老百姓在轉折過程中要多受點罪而已。
歷史在大的構造上，還是有一個必然性的，歷史當事人不是被拉著走，就是被推著走，總之有一個內在邏輯，儘管很多人看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