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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恐怖下的城市 在再教育與大屠殺之間的香腸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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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黑皮書》第四部分亞洲的共產主義:在再教育與大屠殺之間(71)

城市:「薩拉米香腸戰術」(Salami Tactic,譯者註:亦稱切香腸戰術、漸進戰術,是一種以結盟、威脅來分化、征服的政治和軍事手段)和徵收

儘管這些屠殺應該是自下層而起的一場自發運動,但在1950年11月中共軍隊加入朝鮮衝突後的激進化階段,毛澤東認為,個別地和公開地處罰他們是個好主意,稱「我們當然必須殺掉所有應該被殺的反動分子」。但當時的新情況並非土地改革。至少在華北,這種改革正接近尾聲。(在後來被「解放」的華南,特別是在廣東等充滿內亂的地區,這場運動在1952年初還遠未完成。)更確切地說,它是暴力清洗向城市的蔓延,通過一系列精心鎖定目標的「群眾運動」來實現。這些運動旨在同時或逐個地令整個群體屈服,包括知識分子、資產階級、小老闆、非共產黨激進分子,以及過於獨立的共產黨幹部——他們威脅到中共的極權主義控制。這種途徑與幾年前發生的情況非常相似。當時,東歐的「人民民主國家」正在通過所謂的「薩拉米香腸戰術」而建立。這是蘇聯影響力最為顯著的時期,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壓制性的政治措施上。此時,兩個先前對立的群體——階級敵人與土匪,因被稱為「人民政府的敵人」而團結在一起,達成了一些極其強大的聯盟。罪犯和邊緣分子仍受到非常嚴厲的對待,且賣淫、賭博和鴉片交易也受到打擊。根據共產黨自己的數據,1949年至1952年,有200萬土匪被肅清,還有同樣數目的人被關在獄中。

監控系統大部分在取得勝利之前已經就位,很快就有了相當多的手段供其隨意使用。1950年底,它擁有了一支多達550萬人的民兵。到1953年,增加了另380萬名活動分子,以及75,000名負責協調活動分子並確保其熱情的線人。國民黨曾在城市裡恢復了一套完善、傳統的相互控制(保甲)制度。在那裡,每15到20戶家庭為一組,受到居委會的監視,這些委員會又隸屬於街道或地區委員會。按理說,什麼也逃不過他們的警戒。任何夜間來訪或外來人員到來超過一天,都必須到居委會登記。這類訪客必須有一個戶口,即說明他們已在城裡登記過的一種證明書;規定這一要求是為了防止農村人口外流。因此,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成了一名警方線人。警方本身,作為司法和監獄系統的一部分,最初起著他們在舊政權下所起的相同作用。這些角色使他們成為未來運動的自然目標,一旦他們不再有用。此時,他們在數量上迅速激增:上海於1949年5月被奪取時,有103個警察局;截至年底有146個。安全部門的部隊(秘密警察)人數達120萬。即便是最小的旅也開設了臨時監獄,官方監獄條件的嚴酷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總面積100平方米的各單人牢房關有多達300人,上海中央監獄有18,000人;飢餓水平的口糧和過度勞累;不人道的紀律和遭受身體暴力的持續威脅(例如,人們被用步槍槍托毆打,以使他們保持昂首姿勢——這在齊步走時是必須的)。死亡率在1952年之前肯定超過了每年5%——1949年至1978年勞改營中的年平均死亡率。在廣西,有6個月曾達到50%;在山西一個礦井裡,曾經一天死亡逾300人。最多樣和虐待狂似的酷刑頗為常見,例如以手腕或拇指懸掛著。一名中國牧師在被連續審訊102小時後死亡。最殘酷的人獲准逍遙法外。除了進行很多次強姦外,一名營地指揮官還在一年內暗殺或活埋了1,320人。反抗在當時相當的多(在押者尚未被迫屈服,其中有許多士兵),經常淪為名副其實的大屠殺。在延長縣(譯者註:位於陝西省)油田工作的2萬名囚犯中,有數千人被處決。1949年11月,一個森林勞改營反抗的5,000人中,有1,000人被活埋。

消滅「反革命分子」的運動於1950年7月發起,接踵而來的是1951年的「三反」(反浪費、反貪污、反官僚主義)和「五反」運動(反行賄、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和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這一切針對的是資產階級),以及針對「西化」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最後一個群體的成員被迫接受定期的「再教育」,並向當地勞動集體(單位)證明,他們取得了進步。這些運動的時間銜接(Temporal Conjunction)揭示了它們的本質意圖:向城市精英證明無人是安全的。特別是「反革命」的定義很模糊、很寬泛,以至於任何過去或現時的立場,哪怕是與黨的路線略有分歧,都足以引起譴責。其結果是當地黨委書記幾乎擁有了他們可能想要的一切鎮壓力量。在中央的慫恿下、在安全部隊的協助下,他們可以隨意使用和濫用權力。阿蘭.盧克斯(Alain Roux,譯者註:法國當代資深漢學家、歷史學教授)的術語「紅色恐怖」特別適用於1951年。

少數可得的官方數據令人震驚。上海一夜之間有3,000人被捕(4個月內有38,000人被捕)。北京一天之內有220人被判死刑和公開處決,9個月內有3萬人被審訊。廣州10個月內有89,000人被捕,23,000人被判死刑。逾45萬家小企業被調查,僅上海一地就有10萬家;至少三分之一的老闆和眾多的公司主管被判多少犯有欺詐罪,通常是逃稅,並受到不同程度的嚴厲處罰。其中約30萬人被判監禁。外國居民也成為打擊目標:1950年有13,800名「特務」被捕,包括許多牧師;一名義大利主教被判終身監禁。作為這場迫害的直接結果,天主教傳教士從1950年的5,500人下降至1955年的幾十人。之後,中國信徒開始感受到鎮壓的全部力量,而未獲得任何國外的關注。1955年至少有2萬人被捕;接下來的20年裡,所有教派被捕的基督徒人數高達數十萬。前國民黨政治和軍事幹部曾於1949年被予以特赦,以圖減緩他們大規模逃往台灣香港,兩年多後則遭到大批屠殺。報刊嚴厲指出,「哪怕是對這類反動派的極端善意,也是有限度的。」刑事立法繼續為壓迫提供便利,通過有追溯效力的立法(retroactive legislation),來懲罰過去和現時的「反革命分子」。如果被告並未犯下在一項特殊法律管轄範圍內的任何特定行為,那麼也可以「用類推方法」對一項類似罪行作出判決。處罰極為嚴厲:8年監禁是對普通罪行的最低量刑;常規是更接近20年。

仍然難以撇開少數官方數據,而冒昧說出精確數字是多少。但毛澤東本人談及肅清了80萬反革命分子。城市裡處決的人數幾乎肯定達到了100萬,即農村肅清的可能人數的三分之一。但由於住在農村的人數是城市的至少5倍,我們可以認為城市地區的鎮壓更為嚴酷。如果算上被監禁於再教育營的250萬人,情況則更糟。該數字約占城市人口的4.1%;在農村則占1.2%。然後,被當局不斷騷擾的人中發生了諸多自殺事件。在廣州的某些日子裡,有多達50人自殺。周鯨文(Chow Chingwen,譯者註:1908年—1985年,中國政治、新聞界人物,曾任中共全國政協委員等職,後聲明反對中共的反右運動)估計自殺總人數約為70萬。城市清洗與土改中的清洗非常相似,與蘇聯由警察實施的、本質上是秘密的清洗則大不相同。在中國,地方黨委牢牢控制著警方。黨委的主要目的是確保儘可能龐大的人口參與鎮壓,同時小心確保對這些行動的完全控制權歸於黨。

在街道辦事處(street committees)的框架內,工人們襲擊了「資本家老虎」的「巢穴」,迫使他們開放其帳戶接受公開審查、批評自己,並接受國家對他們事務的控制。如果他們幡然悔悟,那麼就被邀請參加調查組並譴責自己的同事;如果他們完全不配合,整個循環就再度重演。知識分子的情況非常相似:他們必須在工作場所參加「服從和新生」(submission and rebirth)會議,承認自己的錯誤,並表明他們明確地放棄了「自由主義」和「西方主義」(Westernism),了解「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罪惡,並殺死了那個滿懷疑慮和獨立思想的「過去的自己」。在此期間——可能是兩個月到一年,其它一切活動皆被禁止,而他們的控告者有的是時間來達成其目的。除了自殺外,這些知識分子沒有任何逃脫的途徑。他們希望逃脫反覆被羞辱和同事例行公事式的譴責之恥辱,當這一切根本無法再忍受時,他們選擇了自殺這種中國傳統式解決方案。同樣的現象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重演,且規模更大,往往伴隨著身體暴力。此時,全體人口和城裡的一切活動皆處於黨的絕對控制之下。行業巨頭們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自1951年開始,他們被迫公開其所有帳戶,並遭課以重稅。1953年12月,他們被迫將其全部資金上交國家。1954年,配給制已無處不在,他們不得不轉而隸屬於公共供應公司。1955年10月,他們再次被迫接受普遍審查。僅僅兩個星期之後,他們就不得不放棄抵抗。1956年1月,他們被「給予」集體化,以換取為活命的有限養老金,有時還會換取曾屬於自己的公司里的一個技術總監職位。後來,文化大革命甚至違背了這些承諾。上海有一人拒絕配合,被其員工以各種罪名進行審判,兩個月內即破產,然後被送往勞改營。被系統性掠奪的中小型公司的許多負責人都尋了短見。較大公司的負責人則往往比較順利,因為他們對海外華人廣泛網絡的了解以及與它的聯繫被認為是有用的:即使在那時,當局也意識到,與台灣的競爭非常重要。(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DJ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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