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山發的一條微博又火了：
他的大前提：
「人沒有權力殺死他人。」
這裡他用的是「權力」（power）二字，而不是「權利」（right）二字，這二者之間是有天差地別的分別的。對於普通人（淨納稅階級）來說，一般是沒有什麼「權力」的，擁有權力的大多數都是權貴（淨食稅階級），不知道他這裡是筆誤還是另有深意，我們暫時不摳字眼。但是最起碼亞里士多德的光輝他是閃不出來了。
那人有沒有權利殺死他人呢？
很顯然，在正常和平的人際交往的過程中，沒有任何人擁有殺死別人的權利。其實別說殺人了，就算是毆打他人這類行為都不應該出現在正常的人際交往過程當中，因為這是對他人人身財產的侵犯，一個人生存不應該侵害到另外一個人的人身及財產，這一點不難理解。
但是，如果某一個人率先使用了暴力，造成了他人死亡的結果，那死者的家屬當然有權利去索求兇手的生命，因為：主動剝奪了他人生存權利的人，自己也失去了相應的生存權利。更一般的表述可以參考羅斯巴德：
罪犯在剝奪他人權利的同等程度上喪失自己的權利。——《自由的倫理》第十三章，「罪刑均衡」
因此，當一個殺人兇手被受害者家屬要求償命的時候，受害者家屬並未使用任何「權力」（power），這並非任何蠻橫、不講理的暴力壓迫，而是正當的「權利」（right）訴求，因為事情的起因是兇手「主動」先剝奪受害者的生存權，並非受害者家屬依靠暴力迫使兇手做出這種行為的。換句話說，在兇手殺人的那一刻，是他自己親手放棄了自己的生存權。
我們還要注意的是，「權利」一定是正當的，否則為何「權利」的英文是「right（正確）」呢？
所以王小山的大前提並非是在所有的條件下都成立的，而他卻認為這是一個不容討論、絕對正確的先決給定條件，這是錯誤的。
權利是可以不行使的
很多人往往容易忽略的一點是，我擁有一項權利，並不代表我一定會行使它。
我花錢買一套卡樂星的漢堡薯條套餐，可樂暢飲。顯然我擁有吃掉這些漢堡薯條，喝上十杯可樂的權利，但是很有可能因為某些情況，我把這些食物都扔了。也就是我放棄了行使吃掉這些食物的權利，執行了扔掉它們的權利。同樣的，受害者家屬有索取兇手生命的權利，但是同樣也可以不行使這種權利，或者說是行使寬容的權利。
罪刑均衡永遠規定的只是一個懲罰的上限，在這個上限之下，依然還存在著各種可能性，這依然需要各個受害者的家屬去根據具體的情況做出具體的判斷。很多人可能會在非故意的情況下終結了他人的生命，比如說車禍或者是槍枝訓練時的意外等。這時候，我們根本無法一刀切地斷言所有的兇手都一定要償命。
也許車禍的肇事者是一個常年酒後駕駛的慣犯，而且肇事逃逸，毫無悔改之心，也不向死者家屬道歉或者賠償。那死者家屬要求肇事者償命難道是不正當的嗎？
若是德克薩斯州的一位父親在訓練子女用槍的過程中不幸發生意外，難道母親會要求子女也償命嗎？
所以，不考慮具體的情況，只是在抽象意義上討論兇手是否需要償命是沒有意義的，這是留給受害者家屬的權利，他們有正當的理由去向法官主張他們的權利。當然，他們同樣也有寬恕的權利，正如下面這位伊朗母親所做的那樣：
這位母親在殺害他兒子的兇手的死刑執行之前，寬恕了兇手，這是她的個人選擇，從道德的觀感上來說，我們會認為她是一位偉大的人，但是我們並不能強制要求所有人都像她一樣。難道我們能說杭州的林生斌先生道德就不高尚了嗎？
同態復仇並不野蠻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當中蘊含的是精妙的博弈智慧，是一種簡單粗暴卻效果極佳的震懾犯罪行為的同態復仇的方式。
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同態復仇是一種應當被摒棄的、野蠻社會的復仇方式，現代文明社會的生產力已經高度發達，我們應當使用一種「文明」的復仇方式——物質補償。
這裡面暗含著一個非常危險的思想：事後補償可以化解行為的不正當性。
我們順著這個邏輯往下推就會發現，若是真的廢除了死刑，誰會處於最有利的位置？顯然是那些達官顯貴，他們可以正當地進行買兇殺人，只需要事後補償就可以了。只要他們能進行足夠的事後補償，他們就能化解掉任何行為的不正當性。這真的是更加文明的一種表現嗎？
這就真的是應了布魯諾·萊奧尼在《自由與法律》裡的那句話：
「所有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但有些人「比別人更平等」。」
我們的祖先大多數有一種樸素的價值觀，比如說「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殺人不過頭點地」等，這給我們的啟示在於，做事情是有後果的，權利與責任是對等的。失去了同態復仇這項武器，意味著有些行為不再會有相應的後果，這只會讓惡人更加肆無忌憚，因為惡人的行為往往是沒有底線的。
我們的世界，並不會因為缺少了殺人的惡人而變得更加野蠻，但是卻會因為殺人的惡人有了聖母的保護而變得更加危險。但是再危險的世界，也會出現為了維持正義而出現的Vigilante（義務警員），反正二手五菱宏光一萬五一輛，小瓶紅星二鍋頭不到十塊一瓶。
在所謂的「文明」外表之下，我們更應該去探索「天經地義」的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