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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曾經崇拜的對象切·格瓦拉竟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切·格瓦拉不值得被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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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世紀以來,切格瓦拉在全世界獲得了無數的神聖光環,比如什麼「塵世的耶穌」,「自由和正義的旗幟」,什麼「我們時代最完美的人、不可腐蝕的人」等,其革命激情和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至今仍被眾多青年膜拜景仰。 然而,這位一直被膜拜景仰的革命聖徒不但沒讓民眾得到絲毫好處,反而讓他們吃盡苦頭,如此「英雄」,實在不該卻被青年人當成偶像!有人指責他「愛抽象的人類,但不愛具體的人」

切·格瓦拉

半個世紀以來,切格瓦拉在全世界獲得了無數的神聖光環,比如什麼「塵世的耶穌」,「自由和正義的旗幟」,什麼「我們時代最完美的人、不可腐蝕的人」等,其革命激情和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至今仍被眾多青年膜拜景仰。

然而,真實的切格瓦拉並不像輿論和文藝作品中描繪的那般完美,也完全不值得頂禮膜拜。

一、在古巴,切·格瓦拉把經濟和人民生活搞得一塌糊塗

革命者切格瓦拉在其唯一一次勝利——古巴革命成功之後,成為掌控這個國家經濟命脈的人。但這個經濟總管卻將古巴經濟搞得亂七八糟,也把古巴人折騰得夠嗆。

1、《時代》雜誌:切格瓦拉是古巴向左轉的主要負責人

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時,卡斯特羅雖然跟切格瓦拉並肩作戰,但他謀求的僅僅是民族獨立,並不支持共產主義。他認為自己的政策不是共產主義,而是「人道主義,古巴既不要右的專制,也不要左的專制,現在進行的是人道主義革命」。1959年卡斯特羅以古巴總理身份訪美時,還強調不會沒收私人財產,甚至重申了反共的立場。

但當時負責古巴經濟建設的切格瓦拉輔一上任就開始推行「左」的政策:首先,他主持古巴的土地改革,宣稱這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正義戰爭。土地改革剝奪的是那些強佔別人土地的人,而強佔得最多的權貴或美國政府的人」。隨後,格瓦拉將160餘家美國企業和古巴民族資本強行收歸國有,後來甚至「把哈瓦那街頭的理髮鋪、修鞋鋪,都迅疾地實行了國有化」,連曾經支持古巴革命的古巴「紅色資本家」——古巴首富朱利羅伯也被他逼得逃離古巴。

對此,美國1960年8月8日出版的《時代》雜誌明確說:「卡斯特羅是當代古巴的心臟和靈魂;勞爾卡斯特羅是革命的拳頭,格瓦拉則是大腦。他是古巴向左轉的主要負責人。」

2、格瓦拉搞經濟讓古巴人連吃飯都成問題

格瓦拉在古巴新政權中擔任工業部部長和國家銀行總裁,可以說基本掌握了古巴的經濟命脈。然而,其一系列「左」的政策,讓古巴百姓飽受其苦。

在經濟領域,格瓦拉去除一切市場機制,實行高度的中央計劃,每個企業都要在政府安排下進行生產,結果由於行政程序過於複雜,繁文縟節多得令人窒息,嚴重影響了工業生產。1963年的調查顯示,有些生產計劃需要經過20多個行政部門審批才能進行。

同時,為了應對美國的經濟制裁和封鎖,格瓦拉想在古巴建設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他貿然將古巴經濟命脈砂糖業大規模減少產量,把一半的甘蔗田燒毀,改建煉油、鍊鋼、發電、水泥等重工業,他不斷從蘇聯和東歐採購各種機器,卻不管國內是否需求,也不管古巴沒有礦產,原油需要進口,甚至連專業人才也沒有等情況……格瓦拉不切實際的折騰加上計劃經濟管理上的弊端,讓古巴人付出了慘重代價:

「1961年開始,普通家用物品的缺乏引起很多不滿。房屋供應不足。……公共運輸(很多人靠它得到工作)減少。生產和分配的混亂使得那些有汽車的人驅車若干里到鄉下去覓購食物。土地改革全國委員會的食品購銷部,受權專管食品分配,可是它缺少卡車和運貨車輛來做好這項工作。……即使按照官方的數字,農業生產1962年也下降。新種的甘蔗落後於計劃17%——甘蔗合作社裡落後到30%。大米產量1962年將從三十萬噸減到二十萬噸,每公頃產量從十七公擔減到十四公擔。玉米的產量也降低。國營農場的產量比殘存的私營農場的產量降得更快。門迪托村的保守的小農民,沒有灌溉也沒有拖拉機,種的是受了浸蝕的山上的瘠壤,每公頃還收穫將近七噸的芋頭。國營農場,在比較肥沃的土壤上,有拖拉機又有灌溉,只收得上述數字的三分之二(二到四噸)『國家收購了屬於小農場主的大多數豬;很多死掉,主要由於太擁擠。全國各地的交通由於零件缺乏在日呈崩潰。食品供應越來越不正常。土地改革全國委員會的食品購銷部工作混亂,農民不知道他們的產物是否會被收購。商店空空的。」

為此,由於食物不足,卡​​斯特羅不得不在1962年3月12日宣布實行食品配給制,很多生活必需品如肉奶蛋米面等必須憑票才能買到。而在革命前,古巴是拉丁美洲四個最成功的經濟體之一,從沒有出現過食品匱乏的現象。一直到格瓦拉離開,古巴的糖產量和經濟狀況才有所好轉。

3、「新人」實驗:格瓦拉想把古巴人改造成「革命機器上幸福的齒輪」

格瓦拉還熱衷於把古巴人改造成所謂的「新人」。何謂新人呢?據格瓦拉說,這樣的人「必須徹底消除個人主義」,是「革命機器上的『有覺悟的、幸福的齒輪』」。(徐路加《製造格瓦拉還是格瓦拉製造?》)

他如何培養所謂的「新人」呢?

首先,他在自己主管的部門裡要求人們進行不領報酬的義務勞動。例如在切格瓦拉的工業部有一個叫阿乃特的模範,創造了連續6個月每天工作9小時、一天都不休息也不領取加班費的記錄。同時,切格瓦拉在其主管部門裡堅持使用精神鼓勵法,即使在給予物質獎勵時也避免使用貨幣。他還號召古巴人進行義務勞動,此主張後來被制度化,古巴全國有名目眾多的義務勞動日和義務勞動周,時間最長的是「吉隆灘雙周」(工人和幹部連續兩周每天下班後參加2到3個小時的志願勞動)。同時,還會有很多特殊的義務勞動,比如1963年12月,由於收割甘蔗的人力缺乏,政府組織了大批「志願」產業工人來收割甘蔗。

其次,為了避免工人消極怠工,設置「危害生產罪」對付缺勤的工人。1960年9月,格瓦拉領導的勞動部門還想出一種「危害生產罪」,以對付經常缺勤的人——罷工是不可能的,不上班就是表示抗議的唯一方法。同時,古巴還為對現有勞動制度不滿的人設立了「勞動裁判所」,處理諸如未能完成預定計劃、有計劃的缺工、損害國家機器和玩忽職務之類的問題,並加以各式各樣的懲罰,如減工資、調工作地點、解僱以及押送強迫勞動營等。(休托馬斯《卡斯特羅和古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

再者,將下屬的金錶煉捐給國家銀行。格瓦拉的「新人」主張給下屬造成了極大的壓力,他們必須參加那些義務勞動,尤其是切格瓦拉在場的時候。「當心,切來了」,成了他們私下的警告。有一次切格瓦拉的一個下屬看到他去出席會議時忘了帶手錶,就把自己有金錶煉的手錶解下借給了他。當切格瓦拉把表還給他的時候,金錶煉不見了,換上了一根皮錶帶和一張收據:「古巴國家銀行感謝你的捐贈」。(程映虹《共產黨革命如何塑造「新人」——蘇聯、中國和古巴共產黨革命的比較研究》)

還有,格瓦拉要求人民道德生活無比「純潔」,凡「行為不軌者」、「有違法傾向者」、「流浪者、無業游民」、留長頭髮的青年、聽西方音樂的人、穿緊身褲的人、公開的基督教信仰的人……都會被視作違反了革命道德,一旦發現統統關進勞動營,關押這些違規人員的勞動營被稱作「幫助生產的軍事單位」。

此外,格瓦拉的「新人」必須識字,文盲則要接受掃盲教育,他下令禁止一切工業企業和機構僱傭文盲,已經就業的文盲不得提級,此舉雖然有助於古巴的掃盲工作,但是也讓很多人為此失業或喪失升遷機會。

4、格瓦拉的鐵血手段讓戰友和古巴人心驚膽戰

格瓦拉不但熱衷對古巴人進行精神改造,他的鐵血政策也讓古巴人心驚膽戰。

據卡斯特羅的貼身通訊員盧西安諾梅第納回憶:格瓦拉「殺人如喝粥一樣輕易」。「一天我們衝進一個小小的咖啡種植園,切說農場主朱安佩雷茲是巴蒂斯塔政權的暗探。事實上,這個倒霉的朱安唯一的錯誤就是大聲嚷嚷說他不贊成革命。一個小時後,在朱安的妻子和孩子面前,切將他槍斃,那三個小孩分別是一歲、三歲和四歲。此後,從1957到1958年,那一帶共有15個人像朱安一樣被指為叛徒或暗探,被切從肉體上消滅了。」

1959年1月,古巴革命勝利,卡斯特羅讓格瓦拉掌管卡瓦尼亞堡監獄。格瓦拉的冷酷在這裡得到了充分展現。當時監獄的牧師雅維爾阿祖加神父回憶說:「被切格瓦拉判死刑的人中數十人是無辜的。切從未打算掩飾其殘忍。恰恰相反,人們越是請求他的憐憫,他越是顯得殘酷。他完全沉溺於自己的烏托邦幻想中。革命要求他殺人,他就殺人。革命要求他撒謊,他就撒謊。他喜歡當著哭泣的母親的面在電話里命令處死她的兒子;當犯人親屬前來探監時,他會故意要求他們從行刑地點走過,那面牆上滿是新鮮的血跡。」

美國裔古巴作家亨伯特馮托瓦書中的一份文件記錄了1961年4月,哈瓦德安德森被處死時,體內的血液被抽干。從古巴逃出的奎斯塔博士和其他一些在南佛羅里達的古巴流亡者也證明了在被處死前,受害者的血液被抽出。這些人並非遭受了什麼酷刑,而是被格瓦拉授意,將他們的血賣到了越南。受害人的血液被抽出後就存在血液銀行中,然後再運到亞洲。一些受害者因體力不支被抬上刑場,還有一些身體不好的受害者在抽血過程中就死去。1967年4月7日,美國人權委員會對此發布了一份詳細報告。

同情受害人也會被威脅,有一個古巴律師在為一個被控曾與過去的政府有關係的婦女進行辯護時想到格瓦拉曾在1959年這樣說:「我不懂你怎麼敢對這個人這麼熱心……我一定要槍斃她……如果任何人為過去的政府說句好話,我就大可以把他槍斃。」

為什麼神聖的革命者切格瓦拉會如此殘忍呢?格瓦拉的一個親信解釋說:「我們把死刑作為社會預防的一種手段。」

5、格瓦拉的政策造成了大批古巴人逃亡

正是由於格瓦拉在革命激情下的折騰與殘忍讓古巴人苦不堪言,從古巴革命勝利的那天起,就有大批人外逃。每天有兩架飛機滿載流亡者從哈瓦那飛往邁阿密。到了1961年3月,已經有十萬人離開古巴,大多是到美國去,但也有人到西班牙、墨西哥和南美的其他地方去。中產階級的古巴人以及現在許多工人階級的人也擠滿了泛美航空公司開往邁阿密的飛機;熟練的專門人才就這樣越來越多地離開了古巴。僅僅在1959至1962年這三年中,就有30萬人逃離古巴,希望離開的人占人口的十分之一。(休托馬斯《卡斯特羅和古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切格瓦拉1965年之所以辭去古巴的所有職務到剛果去打游擊,恐怕與其治理古巴失敗不無關係。

二、在剛果和玻利維亞,切·格瓦拉也不得人心

切格瓦拉放著古巴高官不做,重新拾起槍到剛果和玻利維亞輸出革命打游擊,一直被無數青年人視為英雄之舉。然而事實是,當地的老百姓並沒有理會他澎湃的革命激情,他們完全忽視甚至反對他的這種革命輸出。

1、與卡斯特羅不同,切格瓦拉非常熱衷輸出革命

在輸出革命的問題上,格瓦拉與卡斯特羅完全不同。卡斯特羅並不十分熱衷於繼續搞革命,1964年7月他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只要美國停止敵視古巴,古巴就會終止援助拉美的革命運動。

格瓦拉則完全不同,他輸出革命的熱情極高。早在1959年,格瓦拉的一個隨從就記錄了他的「全洲革命理想」:他計劃在祖國阿根廷發動一場驚天動地的革命,成功後,再把革命推向南美的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巴拉圭和烏拉圭等國,最後推向整個拉丁美洲。為了實現這一理想,他在離哈瓦那不遠處建立了「零度點」訓練基地,集結了來自委內瑞拉、尼加拉瓜、秘魯等各國的青年,分36個營區接受訓練。格瓦拉不僅向戰士們傳授戰爭知識,講授游擊戰戰術,更向年輕人講解馬克思主義。

2、剛果人對切格瓦拉的輸出革命完全不感興趣

切格瓦拉出走剛果打游擊,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其必然失敗。因為剛果人對其輸出革命完全不感興趣,對他的游擊戰術也基本不予理會。

首先,格瓦拉等人在剛果連最起碼的溝通都有問題,他們對格瓦拉的革命理論根本就不感興趣。在剛果的游擊隊員和領袖看來,革命並不是要打倒什麼帝國主義,只不過是要打倒現任政府領袖,爭取他們的權利而已。甚至有些人認為他們的敵人就是白人。一次,幾個士兵追問格瓦拉:「你這個白人為什麼要跟我們一起打仗?人家告訴我們,我們只要把你們這些白人消滅,日子就好過了。」同時,剛果戰士無心訓練,閑來就喝喝酒,或者花錢弄張通行證,大搖大擺渡過大湖,去坦尚尼亞嫖妓。格瓦拉反而需要幫助醫治那些染上了性病或酒精中毒的人。

其次,剛果人對格瓦拉的游擊訓練也完全不做理會。格瓦拉想訓練一下剛果戰士,可是根本命令不動他們。讓他們下山扛點糧食,他們發牢騷:「我們不是大卡車!」要他們加緊訓練,他們又發牢騷。格瓦拉在日記中寫道:「人民解放軍就像是一堆寄生蟲,不勞動,不訓練,不打仗,只知道強迫老百姓供養他們,為他們勞動。照這樣下去,剛果革命的失敗是不可挽回的。」

最重要的是,這次他並沒有像在古巴那樣努力去「改善農民處境」。他們在這里根本沒有什麼像樣的政策綱領,同時當時的剛果人也沒有什麼動力團結起來推翻現政權。因此,格瓦拉的這次革命嘗試在當地基本上沒有任何影響和效果。

3、格瓦拉在玻利維亞的革命很奇葩,竟與當地老百姓交往絕緣

1967年,格瓦拉重新把視野轉回拉美,他想在玻利維亞大展身手。他認為,玻利維亞將會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農民和礦工將會聲援他領導的游擊隊,他的游擊隊也能與當地戰士打成一片。然而,由於他一心想掌控游擊隊的軍事領導權,導致他與玻共領導人鬧翻,失去了在此立足的群眾基礎,最終致其失敗身亡。

玻共第一書記蒙赫對於格瓦拉的游擊隊在自己國家買土地、建立基地,從一開始就頗為不滿,他認為這是古巴人干涉陰謀玻利維亞內政。1966年12月31日,為了爭取玻共支持,格瓦拉秘密會見蒙赫。當時蒙赫提出「只要戰鬥是在玻利維亞境內展開,他就要求取得政治和軍事的雙重領導權」。但格瓦拉對於游擊隊政治和軍事領導權問題堅決不讓步,他對蒙赫表示:「我絕對不能接受。軍事司令應該是我,在這個問題上我不允許模稜兩可。」雙方談崩,蒙赫威脅說:「當人民知道這支游擊隊是由一個外國人領導的時候,他們就會翻臉,不再支持你們。你們盡可以英雄地死去,不要指望有朝一日能成功。」

正是因為與玻共鬧翻,格瓦拉的游擊隊根本無法贏得當地民眾的信任,更談不上發動群眾,使當地農民像之前在古巴那樣給他們「通風報信,監視敵軍,發現敵人弱點,傳送緊急信件,在偽軍中當暗探」。同時他們也失去了一切援助,無法得到戰鬥所必需的武器、藥品和食品。不但如此,此次格瓦拉的游擊隊規模比古巴革命時要小的多,最多時才不大50人,而且完全封閉在訓練基地中,基本不與玻利維亞老百姓交往。因此後來在戰鬥所到之處,幾乎所有人都將他們當做敵人。格瓦拉最終也是因為當地人的出賣被政府軍圍困在峽谷中被俘身死的。

結語:這位一直被膜拜景仰的革命聖徒不但沒讓民眾得到絲毫好處,反而讓他們吃盡苦頭,如此「英雄」,實在不該卻被青年人當成偶像!有人指責他「愛抽象的人類,但不愛具體的人」,實在是中肯之語。

責任編輯: 李廣松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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