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我從關了八年單間的秦城監獄放出來，仍回到流放地安徽磨子潭水電站勞改。1978年最後一兩個月，處境好轉，允許我到合肥醫院治病。安子文同我的境況相似，放出來後，也回到原來的流放地，也在這個醫院裡面。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他就很了解我這個人。我們兩個人在醫院各住一個單間，天天閒聊，回憶往事，議論國情，還下圍棋。他跟耀邦是親家。他跟我講，他會很快回到北京，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找耀邦解決我的問題。
1979年1月4日，我從安徽結束流放，回到北京。安子文擔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對我非常照顧，曾想讓我去當教育長。
但是，我對水電的感情太深，還是願意回到水電部工作，擔任副部長。1982年我已經65歲，準備從水電部退下來。在辦正式手續之前，陳雲就讓大秘書王玉清給我捎話，派我去中組部組建青年幹部局。我不願意去，因為知道黨內高層人事的複雜，退下來就不想幹了。隨即陳雲寫了封簡訊給我——「李銳同志：你為什麼不能『能上能下』，定要當副部長？先做工作後再說嘛。」這樣，我就沒辦法再推了。
組織部新建青年幹部局，工作就是培養和選拔黨的高層接班人。陳雲要掌握這個局，他在中央開會時講過：組織部我還得管幾年。延安時，他在中央當組織部長時間很長。
我和陳雲有一些交往。東北解放時，他負責接管瀋陽，此時我當他的政治秘書。這是中國共產黨接管的第一座大城市，問題非常複雜，除日常工作，向中央寫報告等文字工作外，還主管外事和看報紙大樣。住在北京飯店準備去西柏坡開中央全會時，他談到想去上海，我說您一定會留在中央管財經，那我就回湖南了。我留在北京時，就到舊書店為他買了一大箱財經方面的書籍，尤其資料性的大書。1950年他還給黃克誠寫信，要調我回京，黃克誠根本沒告知我。在瀋陽時，我們一起參觀過豐滿水電站。後來讓我管水電，也是陳雲安排的。
1982年3月我到組織部報到，當時部長是宋任窮。後來部長是陳野苹，我擔任常務副部長，仍然主管青干局和第三梯隊的選拔等工作，李志民接替我當了青干局局長。第三梯隊這個名詞不一定妥當，就是後備幹部。但是這件事本身在歷史上是必要的，是站得住腳的。
我一到組織部，就參加兩項重要工作，一是選拔第三梯隊，二是清理省部級班子，全國幾乎跑遍了。我大聲疾呼幹部必須「四化」，德才兼備，起用一代新人。我特別注意幹部知識化問題。1956年胡喬木囑我給《人民日報》寫社論，我寫了一篇《幹部必須學習自然科學》，當時雖然發表了，但實際上沒起多大作用。大躍進中，全國還是砍樹大煉鋼鐵。這一次中央終於下決心把知識化、專業化列入選拔幹部的標準。
我參加了十二大人事小組，組十二大班子。在京西賓館住了四五個月，擬定十二大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顧委委員名單，當年這項工作是極其重要的。人事小組組長是胡耀邦，他很少來參加會，難有兩個人的單獨接觸。日常的負責人是余秋里。余秋里原來是能源委員會主任，我當過副主任，他很了解我。我在小組還負責編《簡報》，向中央匯報會議討論人事選擇的情況。所以跟余秋里聯繫最多，可說無話不談，但是重要的事情還是耀邦管。
當時最突出的問題是幹部嚴重老化，青黃不接，文化偏低。省級領導幹部平均66歲，最初提名的十二屆中央委員比十一屆年齡還大，因為十一屆中委有一部分是文革中上來的工農幹部，年齡比較輕。否定文革，文革中起家的人不能留在中央委員會裡面了。文革中挨整的老幹部恢復工作，年齡又比較大。十一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366人，有大學學歷的僅53人，占15.8%。省級領導班子成員有大學學歷的僅占18%。初中學歷以下的占46%。十二大人事小組最後決定，每個省再推薦兩名學歷高年紀輕的幹部。當時，有大學學歷，年齡不超過四十幾歲，文革中沒有問題，又做到副局級或縣委書記的幹部非常少。甘肅當時推薦了39歲的胡錦濤和49歲的陳光毅，都進了中央候補委員名單。
那年我已經65歲，離66歲不能新進中央委員的規定差一歲。帥大姐、章蘊大姐提名我進中央委員會，章蘊是十二大人事小組成員，帥孟奇不是，但是她在黨內威望很高。十二大上，原水利部的李伯寧不同意我進中委，要以水利電力部代表團的名義反對。童大林也在那個代表團，他說，你對李銳有意見你自己反映，不代表我們的意見。
十二大選出了一大批比較年輕的幹部進入中央委員會。胡耀邦要我準備推薦其中二三十個人，跟中央的老領導同志見面。讓我先將這二三十人的簡歷寫出來，印好後交給他。當時只有李鵬向我要簡歷看一看。因為當年劉瀾波提拔李當部長時，電力部的老人有不同意見。那天在京西賓館開了一個會，鄧小平、陳雲、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都出席了，由耀邦主持會議，我當介紹員。可惜我沒有經驗，廣電部門不知此事，電視上沒有播出過這個重要的場面。
十二大前後選拔的第三梯隊，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四化標準，總共選了1000名省部級後備幹部。在青干局工作的崔武年寫過一本書《我的83個月》，回憶了整個過程。後來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當選的中央領導人，大部分都從這1000人中產生，現在還有約600人在位。
江澤民是周建南向我推薦的。延安整風後期有個搶救運動，共搶救了15000個特務，一個真的也沒有（這是我1949年到湖南後，從國民黨戴笠的二把手《唐縱日記》中發現的）。我跟周建南都被搶救，是關在保全處的監獄裡認識的，後來成為好朋友。他當過機械工業部部長，我管水電，工作上聯繫很多。他當部長的時候，江澤民是外事局副局長。周建南後來擔任進出口委員會的常務副主任，把江澤民提為副主任。周建南是交通大學畢業的，他告訴我，江澤民也是交通大學的。當年交通大學是全國最難考的大學，高中畢業我不敢考交大。十二大後，江澤民當了電子工業部的部長。上海換班子時，我向耀邦推薦江澤民當市長。後來鍾沛璋告訴我，他和江澤民當年都在南京的中央大學讀書時，成立了地下黨支部，江是黨員。南京收復後，蔣介石解散了這個大學，學生按院系關係，分配到有關學校，江學電機的，因此分配到交通大學。
耀邦對四化標準要求非常嚴格，尤其是文革中的三種人絕對排除。胡耀邦15歲參加革命，比我大一歲半，只上過一年初中，打AB團他幾乎被殺掉。在延安他被稱為讀書讀得最多的人，被毛澤東提拔到軍委總政組織部當部長。當年在中央鄧小平管青年團，耀邦曾長期是青年團負責人。胡耀邦發起真理標準討論，解決「兩個凡是」問題，是黨內頭腦最清醒的人。一個人在非常複雜、危機四伏的環境中，能保持頭腦清醒、敢作敢為，真正做到中國政治文化的好傳統：以史為鑑，除開經歷與品德即膽識外，知識最重要。而知識同讀書有關。他的文化程度是自學來的。陸定一講過，耀邦是個大知識分子，確有根據。
陳雲有一個思想：在人事上，還是我們的子弟可靠。耀邦是不贊成的，他曾經想通過一個關於幹部子弟應當遵守的規則決定，沒有成功，此事我直接經歷了。當時組織部為中央代擬了一個《關於對幹部子女管理教育問題的通知》草稿。我主持了兩次幹部子女座談會徵求意見，其中1984年3月3日的座談會邀請陳雲的兒子陳元、陳毅的兒子陳昊蘇、博古的兒子秦剛、耿飈的兒子耿志遠、孔原的兒子孔丹、崔月犁的兒子張小彬、于光遠的女兒於小紅、鄧拓的兒子鄧壯、王其梅的兒子王昌為、史立德的兒子史元、李大釗的外孫女李虹等參加。他們提出，幹部子女和其他人應當一樣對待，一樣受黨紀的約束，不贊成專門發一個針對幹部子女的文件。我當時談到曾國藩的家書，他的子女後代都很有出息。因為我從小就讀過曾國藩的家書，曾國藩的後代有我的好朋友。日本人占領了長沙，沒有占領湘鄉，打下一架美國飛機；飛行員降落在湘鄉，發現了故居，就進去參觀。曾國藩的後代有八個男女，都會講英語。我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時也講到這件事。鄧力群在書記處會議上反對這個決定。這個文件就沒發成。
我在中組部工作時，就經歷過中央領導人推薦自己的子弟進入高層。1983年的一天，北京市委段君毅、陳希同到組織部，找到陳野苹和我，說王震推薦一個元老的兒子當北京市委副書記，徵求我們的意見。當時陳野苹不講話，我看出他不願意。聽段君毅和陳希同的口氣，他們也不是很願意，但是怕得罪人。見到這個情況，我就說：這個事情是不是可以慢一點？他們兩個人很高興走了。那次就沒有安排這位元老的兒子當市委副書記。後來差額選舉黨代會代表時，他沒被選上，就離開北京市到其他部門擔任領導職務去了。
關於整黨，當時我也負責參與。1983年整黨的班子在京西賓館住了幾個月。那個時候負責人是宋任窮。整黨就是查清文革時中央各部委、各個省的領導班子的情況，清出那些在文革時表現不好的人，老年的、中年的都在內。記得廣西的情況特別複雜、嚴重。
1984年9月，「第三梯隊」的工作尚未結束，部里突然接到讓我從中組部退下來的批示。事後是習仲勛告訴我的。陳雲接到三封告我狀的信，即鄧力群、我的前妻范元甄和部里一幹部母親的朋友。陳雲在鄧力群的信上批示了：既然這麼多人對李銳有意見，看來他繼續待在組織部不合適。據說擬安排我去經委當個顧問。
中組部新任部長是喬石，他主持開部務會正式宣布做結論：李銳在組織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年齡過線，自己幾次要求退下來。決定讓我下來，通知全黨，我離休仍留在部里。事後，習仲勛找我推心置腹地長談了一次，我才知道這些內情。
耀邦下台以後，跟我有過幾次長談，他告訴我，他原來以為我是陳雲的人，所以一直與我保持距離，後來才發現我是一個按自己的思想做事的人，不是一個跟線的人。其實從陳雲傳話讓我去中組部，到我離開中組部，我在中組部期間，跟陳雲只見過一次面，他說了讓我「頂住」兩個字，還說上海的班子不要動。
當時選拔第三梯隊是現行幹部體制的一次改革，也可以說是一次改良。過去延安整風時將「革命」與「改良」對立起來，把「改良」視為「反革命」，具體說就是認為胡適那一批人的主張是「反革命」。我在大學讀書時就訂《獨立評論》，知道胡適的名言「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改良」與「改革」在英語中是一個詞。現在應當繼續改革。要把權力真正關進籠子，實現權為民所賦，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不應停頓。
中國要實行憲政很不容易。我贊成周有光的觀點：「人類歷史的演進軌道：文化從神學思維到玄學思維到科學思維；經濟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到資訊化；政治從神權統治到君權統治到民權統治；世界各國都在這同一條歷史道上競走，中國不是例外。審視中國在這條跑道上已達到什麼程度，是每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
《炎黃春秋》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