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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陳雲認為只有紅二代自家子弟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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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風後期有個搶救運動,共搶救了15000個特務,一個真的也沒有(這是我1949年到湖南後,從國民黨戴笠的二把手《唐縱日記》中發現的)。我跟周建南都被搶救,是關在保安處的監獄裡認識的,後來成為好朋友。陳雲有一個思想:在人事上,還是我們的子弟可靠。耀邦是不贊成的,他曾經想通過一個關於幹部子弟應當遵守的規則決定,沒有成功,此事我直接經歷了。當時組織部為中央代擬了一個《關於對幹部子女管理教育問題的通知》草稿。

1975年5月,我從關了八年單間的秦城監獄放出來,仍回到流放地安徽磨子潭水電站勞改。1978年最後一兩個月,處境好轉,允許我到合肥醫院治病。安子文同我的境況相似,放出來後,也回到原來的流放地,也在這個醫院裡面。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他就很了解我這個人。我們兩個人在醫院各住一個單間,天天閑聊,回憶往事,議論國情,還下圍棋。他跟耀邦是親家。他跟我講,他會很快回到北京,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找耀邦解決我的問題。

1979年1月4日,我從安徽結束流放,回到北京。安子文擔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對我非常照顧,曾想讓我去當教育長。

但是,我對水電的感情太深,還是願意回到水電部工作,擔任副部長。1982年我已經65歲,準備從水電部退下來。在辦正式手續之前,陳雲就讓大秘書王玉清給我捎話,派我去中組部組建青年幹部局。我不願意去,因為知道黨內高層人事的複雜,退下來就不想幹了。隨即陳雲寫了封簡訊給我——「李銳同志:你為什麼不能『能上能下』,定要當副部長?先做工作後再說嘛。」這樣,我就沒辦法再推了。

組織部新建青年幹部局,工作就是培養和選拔黨的高層接班人。陳雲要掌握這個局,他在中央開會時講過:組織部我還得管幾年。延安時,他在中央當組織部長時間很長。

我和陳雲有一些交往。東北解放時,他負責接管瀋陽,此時我當他的政治秘書。這是中國共產黨接管的第一座大城市,問題非常複雜,除日常工作,向中央寫報告等文字工作外,還主管外事和看報紙大樣。住在北京飯店準備去西柏坡開中央全會時,他談到想去上海,我說您一定會留在中央管財經,那我就回湖南了。我留在北京時,就到舊書店為他買了一大箱財經方面的書籍,尤其資料性的大書。1950年他還給黃克誠寫信,要調我回京,黃克誠根本沒告知我。在瀋陽時,我們一起參觀過豐滿水電站。後來讓我管水電,也是陳雲安排的。

1982年3月我到組織部報到,當時部長是宋任窮。後來部長是陳野蘋,我擔任常務副部長,仍然主管青干局和第三梯隊的選拔等工作,李志民接替我當了青干局局長。第三梯隊這個名詞不一定妥當,就是後備幹部。但是這件事本身在歷史上是必要的,是站得住腳的。

我一到組織部,就參加兩項重要工作,一是選拔第三梯隊,二是清理省部級班子,全國幾乎跑遍了。我大聲疾呼幹部必須「四化」,德才兼備,起用一代新人。我特別注意幹部知識化問題。1956年胡喬木囑我給《人民日報》寫社論,我寫了一篇《幹部必須學習自然科學》,當時雖然發表了,但實際上沒起多大作用。大躍進中,全國還是砍樹大鍊鋼鐵。這一次中央終於下決心把知識化、專業化列入選拔幹部的標準。

我參加了十二大人事小組,組十二大班子。在京西賓館住了四五個月,擬定十二大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顧委委員名單,當年這項工作是極其重要的。人事小組組長是胡耀邦,他很少來參加會,難有兩個人的單獨接觸。日常的負責人是余秋里。余秋里原來是能源委員會主任,我當過副主任,他很了解我。我在小組還負責編《簡報》,向中央彙報會議討論人事選擇的情況。所以跟余秋里聯繫最多,可說無話不談,但是重要的事情還是耀邦管。

當時最突出的問題是幹部嚴重老化,青黃不接,文化偏低。省級領導幹部平均66歲,最初提名的十二屆中央委員比十一屆年齡還大,因為十一屆中委有一部分是文革中上來的工農幹部,年齡比較輕。否定文革,文革中起家的人不能留在中央委員會裡面了。文革中挨整的老幹部恢復工作,年齡又比較大。十一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366人,有大學學歷的僅53人,佔15.8%。省級領導班子成員有大學學歷的僅佔18%。初中學歷以下的佔46%。十二大人事小組最後決定,每個省再推薦兩名學歷高年紀輕的幹部。當時,有大學學歷,年齡不超過四十幾歲,文革中沒有問題,又做到副局級或縣委書記的幹部非常少。甘肅當時推薦了39歲的胡錦濤和49歲的陳光毅,都進了中央候補委員名單。

那年我已經65歲,離66歲不能新進中央委員的規定差一歲。帥大姐、章蘊大姐提名我進中央委員會,章蘊是十二大人事小組成員,帥孟奇不是,但是她在黨內威望很高。十二大上,原水利部的李伯寧不同意我進中委,要以水利電力部代表團的名義反對。童大林也在那個代表團,他說,你對李銳有意見你自己反映,不代表我們的意見。

十二大選出了一大批比較年輕的幹部進入中央委員會。胡耀邦要我準備推薦其中二三十個人,跟中央的老領導同志見面。讓我先將這二三十人的簡歷寫出來,印好後交給他。當時只有李鵬向我要簡歷看一看。因為當年劉瀾波提拔李當部長時,電力部的老人有不同意見。那天在京西賓館開了一個會,鄧小平、陳雲、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都出席了,由耀邦主持會議,我當介紹員。可惜我沒有經驗,廣電部門不知此事,電視上沒有播出過這個重要的場面。

十二大前後選拔的第三梯隊,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四化標準,總共選了1000名省部級後備幹部。在青干局工作的崔武年寫過一本書《我的83個月》,回憶了整個過程。後來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當選的中央領導人,大部分都從這1000人中產生,現在還有約600人在位。

江澤民是周建南向我推薦的。延安整風後期有個搶救運動,共搶救了15000個特務,一個真的也沒有(這是我1949年到湖南後,從國民黨戴笠的二把手《唐縱日記》中發現的)。我跟周建南都被搶救,是關在保安處的監獄裡認識的,後來成為好朋友。他當過機械工業部部長,我管水電,工作上聯繫很多。他當部長的時候,江澤民是外事局副局長。周建南後來擔任進出口委員會的常務副主任,把江澤民提為副主任。周建南是交通大學畢業的,他告訴我,江澤民也是交通大學的。當年交通大學是全國最難考的大學,高中畢業我不敢考交大。十二大後,江澤民當了電子工業部的部長。上海換班子時,我向耀邦推薦江澤民當市長。後來鍾沛璋告訴我,他和江澤民當年都在南京的中央大學讀書時,成立了地下黨支部,江是黨員。南京收復後,蔣介石解散了這個大學,學生按院系關係,分配到有關學校,江學電機的,因此分配到交通大學。

耀邦對四化標準要求非常嚴格,尤其是文革中的三種人絕對排除。胡耀邦15歲參加革命,比我大一歲半,只上過一年初中,打AB團他幾乎被殺掉。在延安他被稱為讀書讀得最多的人,被毛澤東提拔到軍委總政組織部當部長。當年在中央鄧小平管青年團,耀邦曾長期是青年團負責人。胡耀邦發起真理標準討論,解決「兩個凡是」問題,是黨內頭腦最清醒的人。一個人在非常複雜、危機四伏的環境中,能保持頭腦清醒、敢作敢為,真正做到中國政治文化的好傳統:以史為鑒,除開經歷與品德即膽識外,知識最重要。而知識同讀書有關。他的文化程度是自學來的。陸定一講過,耀邦是個大知識分子,確有根據。

陳雲有一個思想:在人事上,還是我們的子弟可靠。耀邦是不贊成的,他曾經想通過一個關於幹部子弟應當遵守的規則決定,沒有成功,此事我直接經歷了。當時組織部為中央代擬了一個《關於對幹部子女管理教育問題的通知》草稿。我主持了兩次幹部子女座談會徵求意見,其中1984年3月3日的座談會邀請陳雲的兒子陳元、陳毅的兒子陳昊蘇、博古的兒子秦剛、耿飈的兒子耿志遠、孔原的兒子孔丹、崔月犁的兒子張小彬、于光遠的女兒於小紅、鄧拓的兒子鄧壯、王其梅的兒子王昌為、史立德的兒子史元、李大釗的外孫女李虹等參加。他們提出,幹部子女和其他人應當一樣對待,一樣受黨紀的約束,不贊成專門發一個針對幹部子女的文件。我當時談到曾國藩的家書,他的子女後代都很有出息。因為我從小就讀過曾國藩的家書,曾國藩的後代有我的好朋友。日本人佔領了長沙,沒有佔領湘鄉,打下一架美國飛機;飛行員降落在湘鄉,發現了故居,就進去參觀。曾國藩的後代有八個男女,都會講英語。我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時也講到這件事。鄧力群在書記處會議上反對這個決定。這個文件就沒發成。

我在中組部工作時,就經歷過中央領導人推薦自己的子弟進入高層。1983年的一天,北京市委段君毅、陳希同到組織部,找到陳野蘋和我,說王震推薦一個元老的兒子當北京市委副書記,徵求我們的意見。當時陳野蘋不講話,我看出他不願意。聽段君毅和陳希同的口氣,他們也不是很願意,但是怕得罪人。見到這個情況,我就說:這個事情是不是可以慢一點?他們兩個人很高興走了。那次就沒有安排這位元老的兒子當市委副書記。後來差額選舉黨代會代表時,他沒被選上,就離開北京市到其他部門擔任領導職務去了。

關於整黨,當時我也負責參與。1983年整黨的班子在京西賓館住了幾個月。那個時候負責人是宋任窮。整黨就是查清文革時中央各部委、各個省的領導班子的情況,清出那些在文革時表現不好的人,老年的、中年的都在內。記得廣西的情況特別複雜、嚴重。

1984年9月,「第三梯隊」的工作尚未結束,部里突然接到讓我從中組部退下來的批示。事後是習仲勛告訴我的。陳雲接到三封告我狀的信,即鄧力群、我的前妻范元甄和部里一幹部母親的朋友。陳雲在鄧力群的信上批示了:既然這麼多人對李銳有意見,看來他繼續待在組織部不合適。據說擬安排我去經委當個顧問。

中組部新任部長是喬石,他主持開部務會正式宣布做結論:李銳在組織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年齡過線,自己幾次要求退下來。決定讓我下來,通知全黨,我離休仍留在部里。事後,習仲勛找我推心置腹地長談了一次,我才知道這些內情。

耀邦下台以後,跟我有過幾次長談,他告訴我,他原來以為我是陳雲的人,所以一直與我保持距離,後來才發現我是一個按自己的思想做事的人,不是一個跟線的人。其實從陳雲傳話讓我去中組部,到我離開中組部,我在中組部期間,跟陳雲只見過一次面,他說了讓我「頂住」兩個字,還說上海的班子不要動。

當時選拔第三梯隊是現行幹部體制的一次改革,也可以說是一次改良。過去延安整風時將「革命」與「改良」對立起來,把「改良」視為「反革命」,具體說就是認為胡適那一批人的主張是「反革命」。我在大學讀書時就訂《獨立評論》,知道胡適的名言「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改良」與「改革」在英語中是一個詞。現在應當繼續改革。要把權力真正關進籠子,實現權為民所賦,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不應停頓。

中國要實行憲政很不容易。我贊成周有光的觀點:「人類歷史的演進軌道:文化從神學思維到玄學思維到科學思維;經濟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到資訊化;政治從神權統治到君權統治到民權統治;世界各國都在這同一條歷史道上競走,中國不是例外。審視中國在這條跑道上已達到什麼程度,是每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

炎黃春秋》2016年第1期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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