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極權並非他者
6月30日深夜11點，跟很多人一樣，我在電腦上一行一行讀完了港版《國安法》全文。一邊讀，一邊在腦中翻譯那些強硬又模糊的詞句——仿佛回到以前當記者做中國報導的日子，強烈的時空錯亂感之餘，心中的荒謬與荒涼，難以言表。
15年前，我剛到香港，做記者寫中國報導。最常遇到的難題之一，就是要去細究，那些在做愛滋病防治的人、做地震死難學生名單調查的人、做環保呼籲的人、幫弱勢者打官司做律師的人、寫文章寫詩出書的人、組織家庭教會的人……他們到底為什麼被帶走？在被帶走和被審判之間，為何人間蒸發了那麼多天，甚至會以年計？他們遭遇了什麼，觸犯了什麼法律，什麼罪名？那些罪名，又到底是什麼意思？他們如何度過這些朝夕折磨的漫長時日？怎樣抗辯？誰給他們辯護？還能在這樣的司法框架內辯護嗎？那些參與拘捕他們的人，又是誰？這些也有父母妻小的捕獵者，是怎樣工作，什麼心態？
面對被黑暗吞沒的活生生的人，我有數不清的問題。
我也知道，對很多人來說，這些問題的答案很簡單，以至於不成問題：「中國」而已——兩個字就說完了。
很記得以前在辦公室，香港同事聽著故事，眼裡是同情，頭卻轉去另一邊：哎，中國就是這樣的啦。是也沒錯。健康的人沒有興趣去探究疾病的機制，光亮里的人不必花時間凝視深淵。「中國」是一切的理由，躲得遠遠，就好了。就像父母從小教我們的，離壞人遠一點，我們和我們的世界，就不會變壞。
身處其中，你當然知道，不是這麼回事。
惡是一整套的機制，無聲運行於每一個普通人的日常。每個人的動作只要在這機制中適應一點點，或者扭曲一點點，捲入所有人的深淵就形成了。擺脫它的成本會越來越高，高到遠超普通人可以承受，甚至就算離開，與這機制互動出的默契依然留存在你的身體習慣上。而這時，從外看來，無論內里多少抵抗與掙扎，所有人已逐漸固化成同一個惡的符號。
難題在於，你並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身處其中」，什麼時候可以「置身事外」。
在民主國家的人，可能覺得極權很遙遠。但疫情之後、走向冷戰的世界，民主國家的諸多應對決策，暴政的因子，早已潛藏其中。若把政治的場域縮小，即使在自由法治的社會，家庭、學校、職場、教會等各類大小組織中，暴政運作的因子，更是無處不在。
極權並非他者，它內生於我們之中。電影《浪潮》用一個1967年發生在美國加州中學的真實社會實驗告訴我們：一旦外部環境嬗變，政治文明的退潮，可以很快。
「世界離極權只有五天。」這句本是描述電影情節的話，在7月的香港，變成了現實。
國安法從頒布、生效、確認執法細則、任命執行負責人，再到駐港國安公署作為第四個中央直屬機構在港落地，不過9天。中間的環節，密不透風，在政治上，直接穿透香港特區「自治」的邊界；在法治上，與香港的基本法框架直接衝突，更威脅法治精神與程序正義；在執行上，實質上架空港府，放權警察，令香港往「警察城市」再進一步。
極權生活的感受是什麼樣的？不是一群名叫「極權」的壞人跨過邊境，長驅直入，而是你身邊原本熟悉的人、熟悉的機構、熟悉的行為與生活，突然變了樣子。
香港大學會從舊照片上自動抹去一個被判入監的年輕校友；公立圖書館會自覺開出黑名單、下架敏感人士的書；選舉投票都會被官員或警察任意指控為違反國安法；媒體老闆迅速換掉了對北京不夠友好的內容主管；書展的舉辦方威脅書商們自我審查；在官方黑名單上數一數二號的人物，會在公開文章里直接指控舊相識的朋友是中共打手；社交網絡上，改名隱身已成風潮，人們自動猜測「敏感詞」並做替換；移民生意大排長龍⋯⋯
極權之所以能如癌症一樣擴散，因為它成功策反的，是我們身體上健康的細胞。社會如人體，如果每一個器官、每一條血管不能各司其職，守住健康底線，那便是全面潰敗。
也因此，當極權壓頂，我們要對抗的，並不是任何一個他者，而是內生於我們自己的恐懼、猜疑、鬆懈、人云亦云。大國博弈，小城攬炒，利弊謀算，都代替不了我們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要度過的時間。在這時間裡，不被極權改變，是我們能給它最大的回擊。
Akira中的末日景象
二、拿回語言
恐懼襲來，首先退潮的，是語言。
2019年，我見過一次這樣的大退潮，發生在無數同情香港的中國背景的朋友圈。他可能只是在臉書發一張和平遊行的照片，可能只是說了一句含義不明的香港加油，甚至只是給黃之鋒的IG點了贊，一旦被截圖（多半還是被熟人），就進入公開舉報、微博起底、公安登門、家人被脅……的黑洞。這個人，好像也就消失在了這樣的黑洞裡。社交帳戶關閉、改名、清理及區分朋友、只看不說話、不再談論自己的觀點或想法。在網絡世界裡，語言消失了，人也就消失了。
不過一年後，香港朋友們也開始這樣做了。原本認識的名字變得陌生，原本塞滿同溫層河道的行動信息在臉書上很難再看見了，人們在清理過去的發文記錄，連隨便罵罵人的廢文帖也想刪掉。因為「國安法」的陰影，從傳聞到落地，四十多天，從通過到公開，又過了十多小時。這樣一條威脅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的全局性法案，直到發布之前，都沒人知道具體的法條是什麼。起初，單單是關於「有多恐怖」的猜想，就已經讓許多話到嘴邊的聲音，被咽了下去。等法條公開後，「原來比我想像的最差情形還要恐怖」的普遍觀感，讓此前猶疑的恐懼落了地，那些咽下去的話，再也不打算講出來了。
政治的陷落，是從語言的陷落開始的。
當你無法誠實、公開地講出自己的想法，「公共」的基礎就消失了。當表達退回私人領域，交流、爭辯的基礎會流失，思想、判斷的品質也會萎靡。更進一步，若每個人都從公共隱身，組織與連結無處可依，共同體也會趨於潰散。
最要緊地，放棄了語言的你，還可能不自覺地，成為極權體制的一部分。
極權要求人們在謊言中生活。你也許不願說謊，但接受了「生活在謊言中」的現實。正是這些謊言中的正常生活，鞏固、充實、構成了這制度，以至於它們就是制度本身。
這便是哈維爾提出，每個人堅持「活在真實中」（living in truth）才是對抗極權的最重要支點的道理。他說：「那個自然而然就會將人非人化，將人變得沒有面貌、沒有個性的權力結構，是那個自動機制的特殊產物，它已成為體制的根本。正是這套自動機制的強制要求，選擇那些缺乏個人意志的人來躋身權力結構⋯⋯令只有空談的人才能掌握權力，以保證制度的自動機制可以繼續運轉。」（《無權者的權力》，羅永生譯版）
當我們放棄自己的語言，就已經成為了「非人化」機制的一部分。要抵抗這種機制，首先就是抵抗這種機制在我們自己身上運作的可能，反制恐懼，拿回自己的語言。
語言只在方寸之間，卻是最小單位的自由。
不論是從氣勢洶洶的暴力機器手中拿回，還是從同輩中人排隊坐監的歉疚感中找回，又或者是，從千篇一律的文宣口號中講出一句自己的話，都非常不容易。
在香港，每個人都還記得，自由言談的感覺。延續這感覺，在講每一句話時，記得問自己，國安法之前會怎麼講，為什麼變了，能否不變？如果必須要變，那就問一問：在激情口號之外，你真的想要講什麼？試著把那個換自己的語言，重新講出來。
在自己身上實踐自由，並不是全無或者全有的選擇，正來自這樣，每一步都比下一步多一個支點，一點一點的練習。
三、直視深淵
碩士班的 大陸學生寫信給我：「我才來香港不到2年，就這麼親眼見證它被摧殘嗎？曾經我們的課堂、還有我心目中的香港是那麼美好。現在，我和朋友們都覺得，難以接受這一切。太難接受了。」
我想了很久，回覆她：我們能做的確實不多，但至少，不要因為太辛苦而扭過頭去。盯著它，體會它，接受這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共擔的痛苦。
壞的時代，沒有一劑良藥的解方。在看不到出路的時候，首先要抵禦捷徑的誘惑。捷逕往往是虛假的，是最遠的道路，也是不歸路，急著尋求簡單解藥，反而會往犬儒狂奔，也最容易掉入投機者的陷阱。我們或許都要學著接受，恐懼無法排解，內疚難以癒合。站在原地，目睹巨大的物是人非之後所帶來的種種情緒，不會輕易消除。就像阿倫特點評茨威格寫於二戰時的《昨日的世界》時感慨：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場巨大轉變的見證人，我們都迫不得已接受這一點。
與朋友開玩笑時，我說記得小時候在中國，是生活在一種已達熟成期的「不自由」極權體制里，所以我們常自嘲：我們還沒長大就老了。成年後到了香港，雖然熟成期的資本主義社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在這自由之地，仿佛重返青春，遇見的人都單純，規則都透明清楚，社會總相信有公義。
萬萬沒想到，我們會在香港，見證一個社會從自由迅速墜入不自由的境地，會見到極權從零到一，原地生成。
那，直面、糾纏、抵抗，就視為時代給我們的挑戰和使命吧。
許多人談移民。但移民與否，根本不是問題的關鍵。在本地大可以渾渾噩噩，做個幫凶，在他鄉自由之地，亦可以承擔香港，持續行動。問題的關鍵是，無論身在何處，能否堅持做個「見證人」，面對深淵時，接受深淵帶來的痛苦，也不要閉起眼睛。
直視深淵，卻不被它扭曲，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練習方式。作為記者的我，練習的方式是觀察：仔細地觀察深淵，並觀察它如何與自己互動，借著觀察，分離出現實、現實給我帶來的情緒，與真正的自我。由此，不要讓自我被它們扭曲，但也不要躲開它們。
觀察深淵的形成與運作，會擺脫自我中心的視角，會令我們明白，我們每個人所遭逢的時代，自有其歷史性的脈絡，極權也非他者。因此，並不是因為我們特別慘，才遇見這些，甚至反過來，往往是因為我們過去所經歷的好時光與周圍世界相比，太過幸運。
1997年以來，香港從一個最去政治化的商業城市，變成全球抗爭之都、一切事情都政治化的城市，驅動她的核心焦慮只有一個詞：自治。面對崛起擴張的中國大陸，面對人治之下政治氛圍不確定的中共政體，怎樣保住「一國兩制」這一脆弱框架下的自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