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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當下 改革紅利與國運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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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紅利能惠及整個體制或者大多數人時,改革就成為長壽基因;反之,如果改革紅利只能惠及一小部分人群,並且將大多數人作為改革的墊腳石和沉沒成本,則改革就必然成為奪命基因。一旦紅利異化為「黑利」,社會將被撕裂,政權的大限也就不遠了。

摧毀晚清改革、終結了清政權267年壽命的,正是原本令其長壽的改革基因。

長壽基因變異為奪命基因,癥結就在於改革紅利的釋放極端不公平。清代的五個階段改革,至少證明了一點:改革紅利能惠及整個體制或者大多數人時,改革就成為長壽基因;反之,如果改革紅利只能惠及一小部分人群,並且將大多數人作為改革的墊腳石和沉沒成本,則改革就必然成為奪命基因。一旦紅利異化為「黑利」,社會將被撕裂,政權的大限也就不遠了。

改革紅利與國運的關係,其實一直都是串聯起中國歷史的潛在主線索。

千古猶行秦王政。自秦代以來,對中國歷史上12個統一王朝的粗陋切片分析,至少在統計意義上,顯示改革紅利與國運存在著某種正相關關係。

在這12個王朝中,最值得關注的是清代,原因有二:

一、這個王朝在晚期開始所經歷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至今仍未終結,我們當下所經歷的衝擊、應對、變革,或許可以從晚清所經歷的類似衝擊、應對、變革中,發掘出更多的可資鏡鑒之處;

二、這個在1644年以異文化、異種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居然延續了足足267年。

擺脫成王敗寇和階級鬥爭這兩個慣性思維,放棄將失敗的前朝臉譜式地妖魔化為笨蛋(所謂「愚昧顢頇」)與壞蛋(所謂「反動腐朽」)的宣傳式歷史判斷,我們就能發現,造就清政權長壽的基因,正是其入關之後不斷與時俱進的改革、不斷積累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的紅利。

這些改革紅利,在鞏固執政合法性、擴大執政基礎、推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等方面,成為清政權的巨大「正資產」。

同樣的,也是因為改革紅利釋放的進退失據,令晚清的最後一輪改革超速失控,既得利益集團既直接綁架了改革,也間接綁架了革命,改革紅利反而成為「負資產」、甚至「黑利」,最後顛覆了改革、顛覆了政權、也顛覆了社會。

從清代267年歷史看,改革作為最大的紅利,其對國運的要害在於:

一、紅利的獲取,其代價是什麼?誰來承受成本?

二、紅利的分配,其準則是什麼?誰來享受收益?

這兩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比增進紅利總量更為關鍵。也正是根基於這兩個問題,改革的關鍵,正在於要時時警醒於「改革本身的改革」——不斷地深化改革,才能創造「紅利中的紅利」——避免「紅利」變成「黑利」。

越過長城後的定位轉型

這場改革,是滿清政權從「造反者」轉型為「執政者」的關鍵改革;也是滿清憑藉槍桿子裡出政權之外,能夠迅速奪取並鞏固全國勝利的三大法寶。

貫穿清代歷史的改革,大致可以分為五個歷史階段。

第一階段,是始於順治朝、完成於康熙朝的一系列觸及根本的政治變革,那就是:

通過科舉擴大執政基礎;

通過祭孔宣示普世價值;

通過祭朱承接中原道統與治統。

這場改革,對於滿清政權來說,是一次深刻的定位轉型,是從「造反者」轉型為「執政者」的關鍵改革;也是滿清憑藉槍桿子裡出政權之外,能夠迅速奪取並鞏固全國勝利的三大法寶。

入關次年(1645年,順治二年),這個血腥的政權就延續了明代的科舉制度,以圖用「開科取士」這種「不勞兵之法」,令「讀書者有出仕之望,而從逆之心自息」,通過給中原精英繼續提供進入、並分享政權的途徑,換取他們的忠誠,通過擴大執政基礎而獲取更高的執政合法性,從「一小撮」的「類兄弟會」團體,擴大為能被全體精英接受、接受並能在一定程度上參政議政的執政團體。

同時,新政權也在列祖列宗的旗幟之外,扛起了孔子這面更為偉大的旗幟。冊封孔子後裔為「衍聖公」、尊奉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最高領導人順治及多爾袞親詣孔廟致祭。從順治二年到順治八年(1651年),短短6年內,清帝國最高當局祭孔14次,其密度遠超之前的歷朝歷代。到了康熙朝,更是為帝王祭孔樹立了典範,「開萬世之文明,樹百王之儀範」,「朕今親詣行禮,務極尊崇至聖,異於前代」。這種對聖人旗幟的繼承和高舉,顯然要比打倒孔家店、自己另搞一套更為合理和高效。

入關前後的滿清政權,還一改當年頒布「七大恨」時對明朝的敵視,而開始全麵塑造自己作為明帝國、乃至中原歷代「正朔」接班人的新形象。攻克北京後,多爾袞為崇禎皇帝隆重發喪;在清軍南征江南的慘烈屠殺中,卻極為嚴格地保護了南京城外的明孝陵,這成為日後有效的政戰武器,便於在戰爭和屠殺之後收拾殘局、重聚人心。後來,康熙皇帝多次至此祭奠明太祖,行三跪九叩大禮,宣示其江山其實奪自「戕厥君後」的李自成,而滿清則是「為君父報仇」的義師。

科舉、祭孔、祭朱,這場改革的成本極低,因此只有滿清入關之前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對此有反彈,但在康熙親政之後,隨著皇權的加強,這些改革得以圓滿完成,並最終成為統治集團公認的治國準則。

這場寧靜的政治改革,紅利極其豐厚。通過這場改革,滿清政權從關外時期的以「民族認同」為主,轉變為入關之後的以「文化認同」為主。需要注意的是,這是執政者在軍事占盡上風、即權威資源極其充沛的情況下開展的主動改革,從而迅速實現了從造反者、入侵者向執政者、道統代表者的轉變。在「民族認同」的基礎上,新政權作為「入侵」的蠻夷,其合法性難以確立,但在「文化認同」的基礎上,新政權對聖人之制的遵循,能夠迅速地獲得民眾的效忠;而在中國特色的地廣人稠、民俗乃至語言各異的背景下,「文化認同」,遠比「民族認同」更能轉換為「政治認同」。

接班人產生機制的確立

公開立儲的制度下,接班人明確,容易造成壁壘分明:接班人的利益最大化就是維穩、不出問題,這導致了接班人的行為準則是「不作為」。

清代第二階段的改革,主要發生於第三代領導核心雍正的治下。

開國百年後的這一輪改革,焦點不再如第一階段那般涉及政權合法性的建設,而是集中在完善和改良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的「技術」層面上。

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最大的舉措,一是改革了接班人制度,將延續千年的嫡長子公開立儲制度,改成了秘密建儲制;二是建立了軍機處,並在實際上取代了內閣,成為最高行政機構。

對於秘密建儲制,康熙晚年實際上已經開始考量,其64歲那年(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在乾清宮東暖閣帶病召開了「諸皇子,及滿漢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參加的中央全會,近乎明確地宣告將進行秘密立儲,以確保在確立接班人的同時、接班人不至於挑戰現有領導核心的權威。但是,康熙並未設定非常時刻的信息發布程序,這一操作細節上的疏漏,令其在彌留之際的「倉猝之間」,根本難以有效發布接班人信息,這導致了對雍正即位合法性的種種猜疑。

雍正即位當年(1723年),最先關注的就是這個問題。他在乾清宮西暖閣召開會議,正式宣示推行秘密建儲制,這既是其擔憂自身地位的一種自保,也是對康熙首倡秘密建儲制的完善——操作細節上的漏洞得到了彌補,秘密建儲的方式、非常時期接班人信息發布程序,都做了預案,並進行了公告。

康熙的「東暖閣會議」、雍正的「西暖閣會議」,將秘密建儲確定為清帝國最高權力傳承的主要方式,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被明文定位國策,「世世子孫所當遵守而弗變」。這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中,最高權力接班人制度最為重大而深刻的一次改革,對改善權力傳承的穩定性、優化接班人選拔和培養,都產生了相當正面的效果。

在傳統的嫡長子公開立儲的制度下,接班人明確,容易造成壁壘分明:接班人的利益最大化就是維穩、不出問題,這導致了接班人的行為準則是「不作為」,韜光養晦,但是,韜光養晦久了,即便原先還是有些本事的,也往往過了保存期限,真的就成了草包和廢物;而競爭者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先將接班人打倒,這導致了他們的行為準則是「先破壞、再建設」,甚至「只破壞、不建設」,這樣的競爭是惡性的,其對政權根基的沖刷力很強。中國歷史上,接班人幾乎成為一種傷亡率極高的「職業」,就是因為其本身往往並非松柏之材,卻不得不置身於風口浪尖之上。

推行秘密建儲制度後,接班人不再明確,陣營也就模糊了。每一個成年的皇子,其名字都有可能被寫在「正大光明」牌匾後的錦匣中,因此,在競爭的過程中,既不能「不作為」,又不能「亂作為」,純粹破壞的就少,更多致力於建設才能更有機會。對於一個政權來說,這樣的權力競爭秩序,無疑是良性得多了。

而對於現任的最高統治者來說,秘密立儲可以讓他避免過早對接班人的問題表態,得以有效避免或減弱體制內不同利益集團的爭鬥,他也可以長期觀察每一個候選人,甚至凝聚所有候選人的力量並投放到國家和政權的建設上、而非內耗上。

政治是講究實際的。只要「權力無限大」這個前提依然存在,選擇接班人的關鍵,就並不在於採用秘密抑或公開方式,而是如何防止有限的體制內資源被消耗到無限的內耗之上,甚至最終危及政局和政權。立賢且秘密建儲,這種看似彈性的黑箱作業,相比剛性的嫡長子公開繼承,成本小、風險低、收益大,更能有效實現維穩和可持續發展。

這一改革紅利,幾乎沒有任何明確的個人或群體為此付出代價,其維穩的好處卻惠及整個同治集團乃至社會。

精簡、高效的新機構

軍機處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為精簡、扁平的政府機構,這或許是這個改革的最大紅利。「勤、速、密」三大工作作風,令軍機處獲得了極高的工作效率。

第二階段改革的另一項重要政改舉措,是雍正皇帝建立了軍機處。

軍機處最初的功能,是一個非正式的「中央軍事領導小組」,但它迅速從「軍委」轉型為「政委」——取代了內閣而成為實際上的最高行政機構,成為「威命所寄」的權力核心。西方各國對此的翻譯,倒也相當地與時俱進,從「Office of Military Secrets」(軍事機密辦公室)演變為「The Grand Council」(大議會),凸顯當時西方對中國事務的熟悉程度。

軍機處的設立,一方面是體制內權力博弈,包括皇權與相權博弈的需要——在代際權力移交不規範的影響下,雍正的合法性持續受到質疑和挑戰,反對者們依託「議政王大臣會議」對其進行多方牽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雍正大刀闊斧的改革中,已經程式化、官僚化的內閣系統,難以為其提供足夠有力的執行力支撐,遑論更高層面的決策諮詢和執行。

軍機處繼承了皇帝原先的秘書機構「南書房」的「三無」(無編制、無定員、無預算)特點,卻直接從內閣中選拔人員,有效克服了「南書房」成員缺乏行政經驗的缺點。有經驗的行政精英的加入,令軍機處得以兼起政務處的功能,這等於在保留常態政府(「內閣」)的同時,另加了一層「常務委員會」。

軍機處的設立,在政制方面進行了權力制衡的有益嘗試。

軍機處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為精簡、扁平的政府機構,這或許是這個改革的最大紅利:只有軍機大臣、軍機章京兩層,有官無吏,隊伍極其精幹,工作流程極其簡捷,再加上明確要求的「勤、速、密」三大工作作風,令軍機處獲得了極高的工作效率。

美國學者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認為,軍機處實現了從「君主專政」向「大臣行政」、從「直接的君主個人專制」向「君臣聯合行政」的轉變;而軍機處大臣們參與到皇帝的最高決策過程,實際上並非加強而是削弱了皇帝的獨裁;他們對龐大帝國的海量信息進行篩選和處理,協助皇帝抓大放小,將有限的資源投放到最根本和主要的地方,是提升中央機樞決策效率的關鍵。

軍機處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效地提供了一個管理大國的中性的、非政治化的行政工具,既大大提高了行政的效率,又避免了其本身成為權爭主角的歷史怪圈,這一改革,如同第一階段推行的「科舉、祭孔、祭朱」一樣,成本低、紅利不僅豐厚而且惠及整個政權。這是中國政制上的一大創舉,其在權力制衡與監督方面的諸多設計,迄今依然有著豐富的現實價值。

治標的廉政風暴

這兩項改革更像是應急式的維穩措施,通過在原則上的退讓和技巧上的更新,起到了短時強心針的作用,卻為今後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第二階段中涉及經濟和民生方面的重大變革並影響整個清代的,就是「攤丁入畝」和「耗羨歸公」。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推出「永不加賦」的惠民政策,卻因執行中的操作細節,而遭到嚴重異化。「永不加賦」所確定的定額稅,需層層分攤,最後具體落實到每家每戶。作為「分子」的稅賦是固定的,但是,作為「分母」的人丁數卻是變動的,這就為地方胥吏們提供了巨大的尋租空間,令這一開天闢地的好政策在執行中被扭曲,政策的肥肉被地方官吏和地主們獨享,而大多數農民則只能啃到骨頭,最後反而造成了「富者田連阡陌,竟少丁差,貧者地無立錐,反多徭役」的局面。

體制內的改革者們,因此將矛頭指向「以田為經,以丁為緯」,同時徵收田賦和丁稅的雙軌徵收制,提出了「攤丁入畝」的思路——把人頭稅(丁稅)合併到土地稅(田賦)中,一併徵收——以期推進公平稅賦、優化稅賦結構、提升稅賦徵收的效率。這一改革構想,其代價和成本只能由既得利益集團承擔,連康熙都對此相當猶疑,直到雍正即位後,才在整頓官場作風的同時,開始大力推行。

「攤丁入畝」之後,徵稅的基礎是田地,「因田起丁,田多則丁多,田少則丁少」,最大的受惠群體是農村的無田貧農及城市平民。這項改革的紅利,因此惠及大眾,最終也令政權得到了巨大的好處——一方面流民大幅度地減少,實現了良性維穩,另一方面沒有負擔的城市平民投身工商業,促進了經濟的繁榮。

承受此次改革成本的地主階層,發動過幾次零星的微弱抵制——甚至根本談不上抵抗,但在國家機器的強力鎮壓下,迅速瓦解。隨後,地主們就有了應對之策,將自己肩頭增加了的負擔,轉嫁給租佃戶們——畢竟大多數農民只能租佃田地,他們位於食物鏈最底層,最終只能承擔起那些增加出來的成本。這令改革的紅利大打折扣。

第二項「耗羨歸公」中的所謂「耗羨」,就是「火耗羨餘」的簡稱。

徵收「耗羨」,成為地方政府和官員趁機橫征私派、魚肉百姓的大好尋租機會。

雍正即位後,對這項似乎無法克服的弊政,採用了最為現實的做法,那就是:實行陽光收費,變暗收為明徵,明確徵收比率,嚴禁官吏們隨意加征;實行陽光開支,由省為單位統一管理,實行收支兩條線,嚴防坐支,將其納入官方監管體系;「耗羨」的用途,一半左右作為官員的養廉銀,彌補「逼官做賊」的體制漏洞,其餘的則全部補充到各地的辦公經費。

這一改革,真正的要害在於養廉銀的設立,令官員們的切身利益與此項改革息息相關。正因為整個官僚體製成為這一改革的第一受益人,這項改革所受到的阻力,遠遠低於「攤丁入畝」。從某種程度來說,這場改革是一次對官員的「贖買」,通過對官員們「灰色收入」的體制性「漂白」,換取官員們對規則和體制的尊重。

「攤丁入畝」和「耗羨歸公」兩項改革,為清帝國注入了活力,在短期內效果極為明顯。但是,這兩項改革更像是應急式的維穩措施,通過在原則上的退讓和技巧上的更新,起到了短時強心針的作用,卻為今後埋下了巨大的隱患,掉入了「黃宗羲定律」的泥潭之中。

制度腐敗化與腐敗制度化

在強大而貪婪的公權力面前,商人們抱團取暖,合資行賄,分攤成本,並對這一基金的使用,實行嚴格的集體監管。

發生在雍正朝的第二階段改革,面廣點多,雍正也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少見的改革皇帝。他的這些改革,在隨後的乾隆朝得到了鞏固和深化,無論秘密建儲、設立軍機處,還是「攤丁入畝」和「耗羨歸公」,都在乾隆朝落實成為國家制度。乾隆時的中國,成為世界上頭號強國和富國,依託的正是此前100多年來乃祖、乃父在政經兩方面改革紅利的積累。

但是,乾隆朝本身的變革,乏善可陳,反倒進入了鋪張浪費的拜金時代。到了第五、六代領導核心嘉慶、道光手上,因循守舊吃老本就成為主流,改革幾乎從中共官方舞台上徹底退場。從嘉慶徹底掌握中樞權力(1800年)開始,到鴉片戰爭爆發,僅僅相距40年,到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僅僅50年,其間不僅毫無改革,而且貪腐橫行,將前幾次改革所形成的紅利迅速耗盡,最後迎來了充斥著內憂外患的中國近代史,中國的國運也因此與世界發展方向呈現了完全相反的走勢。

在改革停滯的同時,制度腐敗化與腐敗制度化卻因為缺乏了改革的沖刷和蕩滌,而越演越烈。最為典型的,是在國力最為輝煌的18世紀70年代,一種令世界側目的行賄基金——公所基金(Consoo Fund)——開始在大清帝國出現。廣州的「公行」商人們,每家繳出利潤的10%,存入共用的資金池,除了作為基金參與者們的行業保險外,更多是為了應對政府層出不窮的勒索。

在強大而貪婪的公權力面前,商人們抱團取暖,合資行賄,分攤成本,並對這一基金的使用,實行嚴格的集體監管。這是頗具大清特色的一種「制度創新」。這一創新,很快就走向了國際化:凡是與「公行」有商業來往的外商,都必須繳納貨物價值的3%,作為「規禮」,滾入基金池中,實現風險共擔、利益均沾。1793年,在著名的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他的使命之一就是「擺脫廣州官吏強加於該口岸貿易的限制和勒索」,這是英國政府第一次向中國政府提出的反腐敗要求,但如同他要求自由貿易一樣,最後毫無結果。

清帝國的腐敗,隨著貿易和走私,日漸名揚全球,但即便是西方人也意識到,這與其說是中國人身上沒有流淌著道德的血液,莫如說是制度性缺失帶來的「技術」層面的問題。

帝國海關除了被賦予過多的政治使命外,也成為最高領導核心(皇帝)彰顯自己私心的標誌,並因此將「潛規則」作為主流;而帝國財政制度的落後,導致「苛斂」與勒索成為官僚體系、尤其是地方政府維持正常運轉的「潛規則」。當「潛規則」成為體制主流後,官僚基層「搭便車」勒索便成為常態,所有的政策都被異化為尋租工具,而這又大大地擠占了行商和外商的空間,令經濟領域也同樣被「潛規則」占據;最後,「腐敗化的制度」也就催生了諸如行賄基金這樣的「制度化的腐敗」工具,並加速了整個體制、乃至整個社會的整體腐敗和沉淪——而在這整體腐敗與沉淪中,原本可以發揮自我矯正功能的改革,卻缺位了。

改革才是最大的紅利,不改革則是最大的「黑利」——失去了改革推動力的帝國,開始滑向「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三峽」。

飲鴆止渴的大放權

此前幾輪改革給清帝國帶來巨大紅利之後,因征剿太平天國而推行了以全面放權為特色的改革,雖在短期內挽救了帝國,卻是代價高昂。

在太平天國的風暴中,清代開始了第三階段的改革。

當狂飆席捲大半個中國之時,無論在軍事還是財政上都已經捉襟見肘的帝國中央,剩下的唯一資源就是權力了。這個資源被迅速地投入使用,官員和縉紳受到鼓勵,自行招募並訓練軍隊——這在槍桿子裡出政權的中國歷史上,以中央政府的名義鼓勵和支持地方練兵,是極為罕見的。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為代表的一批「軍政兩用人才」,迅速崛起。

但是,中央的猜疑之心絲毫未減。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央雖然下放了軍權,卻堅持將財權抓在手上,通過餉銀來調控和制衡曾國藩等坐擁雄兵的將領。

咸豐皇帝死後,恭親王和兩宮太后發動「祺祥政變」,打倒了肅順為首的顧命大臣「八人幫」。令曾國藩大感意外的是,政變後18天,新的中央就發布上諭,命令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掌管浙江全省軍務,還命令杭州將軍瑞昌幫辦。以一個漢人總督而節制四省,並且明確駐防將軍只能做副手,這一放權力度之大,創下大清國歷史紀錄。

這一改革當然是被動的,但其紅利卻比較豐厚。這是八旗入關推行「科舉」之後,最大規模的一次「擴大執政基礎」的實踐,也標誌著清政權執政集團身上的「全民黨」色彩更為濃郁,標誌著在「異端邪教」的挑戰下,道統再度超越了種族成為凝聚體制內精英的最重要黏合劑。湘軍、淮軍、楚勇等,與其說是「勤王」之師,不如說是「衛道」之師,這個政權的合法性,通過道統而得到了加強。

但是,這一被動改革的成本也極大,那就是中央權威的日益喪失。

在戰爭中下放的軍權,戰後實際上難以回收。雖然曾國藩兄弟主動解甲交權,但依然需要其他人如左宗棠、李鴻章等,以同樣的方式帶兵——軍隊成為將領的子弟兵,而將領則成為中國近代軍閥的發端。

對政局有著更大影響的,是戰時財權的下放,在戰後也難以回收。原來實行嚴格的中央財務集權、依靠「奏銷」制度進行管理,至此蕩然無存。

更為致命的,為了確保中央一級的財政收入,中央退而求其次,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規定了「京餉」定額,硬性攤派給地方。這種「改革」措施,看似強悍,實際上色厲內茬,等於是變相承認:地方只要足額繳納「京餉」,就可以自由支配其餘的財政收入,而且,中央根本就不問「京餉」的餉源稅種,只要真金實銀。

可以說,在此前幾輪改革給清帝國帶來巨大紅利之後,因征剿太平天國而推行了以全面放權為特色的改革,雖在短期內挽救了帝國,卻是代價高昂。帝國在50年後的毀滅,很大程度就是種因於此。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樣的改革、或者說「被」改革,可以說是飲鴆止渴。

不改革等死VS亂改革找死

晚清新政的10年內,清帝國幾乎所有的改革成本,通過各種攤派,都落到了小民的肩上,而改革的成果,卻被極少數既得利益者壟斷。

清代最後的50年,是實行近現代意義上改革開放的50年。以甲午戰爭為分界,分別構成整個清史的第四、第五階段改革。

帝國第四階段的改革,從1861年推行「洋務運動」,到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總共33年。這是一場無論廣度、深度、力度均在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的改革運動。這場改革的動力,完全來自形勢的倒逼,在內憂外患的持續打擊下,體制內的精英奮起變法,學習西方,重點在於經濟建設,而尤以國防軍工建設為重。這一輪改革開放,紅利十分豐厚,締造了「同光中興」。大清國的綜合國力,與改革之前相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已經初步建立了近代化工業的框架輪廓,日漸找回了自鴉片戰爭後而久違的大國感覺。

甲午戰爭之後,清朝的改革進入了第五階段,即開始於1901年的晚清新政,直到辛亥革命爆發、清政權被推翻。這個階段改革的最主要特點,就是推行以憲政為核心的政治改革,並且速度越來越快。

甲午戰爭之後,敗於蕞爾小邦日本的恥辱,令朝野上下深受刺激。在亢奮之中,帝國開始推行「新政」。將洋務運動與新政相比,區別是顯著的:前者側重經濟基礎,後者側重上層建築;前者主要是依靠現有體制進行改革,後者主要是對現有體制本身進行改革。這無疑是一種傳承、提升、進步。

但是,問題在於,精英階層似乎徹底否定了洋務運動的穩健作風,而在新政中試圖進行大躍進。他們將絕大多數精力都投放到了對萬能「主義」的尋找以及試錯,更為基礎和根本的經濟建設被撂在了一邊。這直接導致了帝國大廈的頭重腳輕,最後自行解體。

晚清新政的政改大躍進,在某種程度上透支了此前33年洋務運動積累的改革紅利,這與嘉慶、道光兩任皇帝在50年間透支前人的改革紅利,略有區別:嘉道二帝的問題在於「不作為」,坐吃山空,其衰敗是逐漸蔓延的;而晚清新政的激進無序政改,則是「亂作為」,自己折騰,其衰敗是迅速甚至有些突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洋務運動和晚清新政這半個世紀的改革運動中,尤其是晚清新政的10年內,清帝國幾乎所有的改革成本,通過各種攤派,都落到了小民的肩上,而改革的成果,卻被極少數既得利益者壟斷。

草根階層不甘心也無法繼續為不公平的改革買單,成為清末惡性群體性事件頻發的基本原因。

而那個既得利益集團,既不忠於政權,更不忠於人民,但是,他們卻憑藉手中優勢的政經資源,在面對人民的時候,以公權力的代理人或經紀人自居;在面對政權的時候,則又以民意代表自居,「挾官以凌商(民),挾商(民)以蒙官」。引爆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運動,本質上就是既得利益集團上下其手,所挑動的政府與民眾的對立,放了一把野火之後遂成燎原。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中國經營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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