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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評周恩來:不是不反是時候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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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心目中「赫魯雪夫式的人物」鎖定在周恩來的身上。他早就看出周雖然在政治上貌似忠順,處處擺出一付俯首聽命的姿態,骨子裡卻對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態度曖昧,始終有所保留,總是想伺機另搞一套。用毛自己的話來說是:周「不是不反,是時候沒到」。

毛澤東早就看出周恩來雖然在政治上貌似忠順,骨子裡卻對他所發動的文革態度曖昧,始終有所保留。用毛自己的話來說是:周「不是不反,是時候沒到」。

1967年10月,周恩來與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圖源:AFP/VCG)

毛澤東出身寒微,投身共產革命前只是湖南一個窮山溝里的農家子弟、其祖上世代務農,大字都識不了幾個,自然更談不上有什么像一般讀書人家裡那種尊孔讀經的家學薰陶。毛少年時代雖曾上過幾年私塾,卻對四書五經一類儒家正統文化並不感興趣,而是貪讀民間流傳的各種傳奇小說,深受中國下層社會文化的影響,崇拜嚮往《水滸傳》中梁山好漢的造反精神,當年在念私墊時,就曾帶領同村夥伴幹過砸孔子牌位這樣一類的事情。

毛澤東這種自小就根植於內心深處的反對儒家正統文化的情結,在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的時代大潮的激盪下變得更加強烈,對封建禮教和儒學的厭惡和反叛遠遠超過時人之上。毛本人的人生哲學–「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就是對儒家學說中所謂「天人合一」這一最高境界的離經叛道,存心反其道而行之。毛的這種特立獨行、蔑視傳統、挑戰權威的思想性格,在其日後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一再地顯露出來。

當然,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並非一概排斥,而是從實用的角度兼收並蓄,包括某些儒家思想。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過,這絲毫也沒有減弱毛氏思想性格中鮮明的反儒傾向。在先秦諸子百家中,雖說毛的不少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明顯帶有墨家學派的影子,但他本人卻對法家思想情有獨鍾,格外推崇厲行嚴刑峻法、在歷史上有「暴君」之名的秦始皇,自稱他本人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乃至一再為他翻案,在「焚書坑儒」的問題上公開以秦始皇自比,毫不諱言自己「超過秦始皇一百倍」。

毛澤東之所以如此偏愛法家,究其原因,固然是推崇其富國強兵的主張以及在中國完成大-統的歷史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其實更主要的還是因為法家的理念與他本人「以階級鬥爭為綱」、「全面專政」的治國指導思想相合,而且還為統治者提供了一套儒表法里、霸王道雜之的統馭之術。這就是為什麼法術之學在歷史上總是博得那些好大喜功、渴望建立千古霸業的專制帝王青睞的緣故。在這一點上,毛澤東與秦始皇實在是一脈相傳。

除此之外,毛澤東偏愛法家也還有性格上的因素。耐人尋味的是,毛的反儒情結是根源於小時反抗其父的封建家長制,而毛的尊法傾向卻又明顯地帶有其父的性格烙印。毛在回憶自己的童年時,總是念念不忘提到他如何痛恨其父的冷酷、自私和專制,然而他們父子二人的性格特徵卻極為相似,正是所謂有其父必有其子。毛在許多方面都繼承了他父親的性格特點:狡黠、冷酷、專斷、暴戾,而且青出於藍,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毛這種充滿霸氣,喜歡獨斷乾綱而又喜歡玩弄權謀的政治人物來說,法家的主張自然正好投其所好,毛對其格外偏愛也就不足為奇了。

那麼,為什么說批周匯集了毛澤東內心深處的兩大情結呢?

其一,毛澤東把周恩來視為可能在他身後否定文革的掛帥人物。毛當年發動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懼怕有人會在他身後像赫魯雪夫那樣作他的秘密報告,從政治上清算他。然而,在整死了劉少奇,逼死了林彪之後,毛卻繼續被這個噩夢所纏繞,內心的恐懼感非但沒有稍減,反而因文革無可挽回的敗局而與日俱增。

這一回,毛澤東心目中「赫魯雪夫式的人物」鎖定在周恩來的身上。他早就看出周雖然在政治上貌似忠順,處處擺出一付俯首聽命的姿態,骨子裡卻對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態度曖昧,始終有所保留,總是想伺機另搞一套。用毛自己的話來說是:周「不是不反,是時候沒到」。毛的這種看法,在他發覺周趁他病重之際,打著批判極左思潮的旗號,暗中對文革所實行的一整套東西偷梁換柱以後,益發確信不移,由此心結日深,必欲整之而後才能心安。

其二,毛澤東一直把周恩來看作是所謂「儒家思想」道德影響在中共黨內的集大成者。儘管毛、周兩人共事多年,更確切地說,是周輔佐毛打下紅色江山,並為其管理一個龐大的國家,但是,長期以來他們之間的個人關係卻相當冷淡,遠不如政治上的合作那樣密切。毛、周兩人在私下很少往來,毛終其一生甚至連一次西花廳也沒有去過,僅限於公事公辦。究其原因,除了毛始終對當年寧都會議的一箭之仇存有心結以外,實在是因為兩人的為人處事之道迥然不同,乃至格格不入的緣故。

責任編輯: 白梅  來源:晚年周恩來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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