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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奇蹟—建立在惡之上的競爭力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兼具掠奪性和寄生性的經濟模式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明顯的掠奪和寄生性,這是帝制在經濟層面的必然表現,是國民喪失政治權利、國家治理結構徹底失敗的必然結果。

正如本報告第二、三章關於國家實際控制人及國家治理結構的相關內容所顯示,作為國家實際控制人,中共在黨政合一的國家治理結構下,直接行使了包括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等在內的國家公權力。當公器變成私具,當政治經濟權力都落入特定組織或個人時,掠奪就成為國家經濟活動的主旋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名為市場經濟,但發揮作用的不止市場,而是權力與市場對資源配置同時起作用的經濟模式。並且,與規範型國家的(國家對市場進行規範)或干預型國家(凱恩斯主義)都不同,在中國,市場屬於政府,權力對資源配置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儘管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的空間在擴大,其功能也在不斷強化,但市場還是政府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市場只是政府實現經濟社會目標或政治工程的一種工具,一種掠奪的工具。

在這種經濟模式之下,由於權力機制和市場機制地位的不平等,不公平競爭的出現成為自然邏輯的必然推演,這恰是實際控制人中共和黨內權貴所需要的。因為,只有通過不公平競爭才能讓以權力配置資源的國有企業寄生於適用市場機制的市場經濟主體,才能讓腐敗的國有經濟起死回生,才能提高其為中共和黨內權貴掠奪國家的財富的效率。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確保掠奪市場經濟的經濟模式,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形成穩固的掠奪者同盟。這個同盟主要由政府、黨和黨內權貴、國有經濟組成(見圖4-1),他們以實現共產主義為藉口,堅持黨的領導地位,堅持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真實目的是通過政治和經濟權力的雙重壟斷來確保對國家財富的掠奪。

而且,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當國內生產過剩與消費不足的矛盾擴大時,掠奪從國內發展到國際,國內寄生轉化為國際寄生。掠奪者同盟也越來越國際化,只在乎經濟利益,而對奴工產業、集中營以及其它踐踏人權乃至反人類罪行視而不見的各國政商利益集團,成為新加入者,如民主黨、華爾街、戴姆勒股份公司等。

如果大家對於把既當「裁判」又做「運動員」的行為視為耍流氓沒異議的話,我們也可將掠奪者同盟稱為「流氓經濟複合體」。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展開掠奪、寄生的主要方式和渠道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流氓經濟複合體掠奪市場經濟的主要方式是不公平競爭,而寄生的渠道則有多種。其中,稅賦、房地產、股市、超發貨幣和債務等方式是寄生於國民、私營企業的主要渠道(見圖4-1)。掠奪和寄生並不是完全分割的兩種行為,恰恰相反,這兩種行為通常同時並存,掠奪往往是實現寄生目的主要手段。

《中國—律師盡職調查報告》截圖

(一)掠奪寄生方式之不公平競爭

1.不公平競爭普遍存在的法律基礎和根本原因

依照憲法第15條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憲法從未以任何形式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範含義作出權威闡釋。

不過,憲法確定了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如第6條規定「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而第7條則規定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其次,憲法對「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和「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不同表述顯示,公有財產和私有財產存在產權差異化保護。

以上憲法條款關於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內容,體現出國家對不同經濟形式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結構性的差異化安排,並以不同市場主體為劃分依據進行分割式立法,構成了不同所有制經濟主體共存並允許不公平競爭的法律基礎。

在黨領導一切的中國,黨及黨內權貴一直把國有企業當作是掠奪財富的白手套,而不公平競爭則是國有企業掠奪國民的最有效手段,這是不公平競爭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堅持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始終無法擺脫政企合一、政資合一的最根本原因。

2.不公平競爭的具體表現

⑴主要表現:通過權力為國有經濟配置資源

一直以來,國有經濟都是通過權力配置資源來取得競爭優勢的。正如2018年深圳副市長張思平在其名為「改革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的演講中所說的,「現階段政府手中掌握的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行政資源、經濟資源、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等,除了極少數通過市場機制配置外,絕大多數直接或間接通過國有企業這個載體、平台和工具進行配置,國有企業仍然是很多領域政府配置資源的工具和載體,並沒有像其它所有制企業一樣,平等地從市場獲得各種資源,成為公平競爭的市場主體」。

其中,國有經濟通過權力取得的資源主要有:具有網絡性質的壟斷資源;以土地開發利用為主體的自然資源;與市場准入有關重要行業的特許經營權;政府掌握的投資資源;政府掌握的龐大的產業基金和投資基金資源;政府掌握的價格資源;政府直接和間接掌握的龐大的國有資產資源。具體如下:

《中國—律師盡職調查報告》截圖

⑵其它表現:不當行為

國有經濟及其關聯企業還通過其它諸多不正當行為展開不公平競爭,如在經營過程中執行最低的勞動保障條件;踐踏員工人權,取得低人權優勢;聯合監獄部門、集中營使用奴工降低用工成本;毫無顧忌地破壞自然環境;聯合國家安全部門盜竊智慧財產權;罔顧人類基本道德開發技術(比如基因剪輯)等等。

3.不公平競爭方式掠奪市場經濟的主要載體:國有企業

⑴國有企業簡介

通常來說,國有企業是指國務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分別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國有獨資企業、國有獨資公司以及國有資本控股公司,包括中央和地方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和其它部門所監管的企業本級及其逐級投資形成的企業。

其它國家也會有國有企業,但只出現在少數特殊行業且數量非常少。而中國的國有經濟分布極其廣泛,除了承擔著提供公共產品和普遍服務的職能之外,從衣食住行一般競爭性行業到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無所不在。

總的來說,國有企業分為三類:主業處於充分競爭行業和領域的商業類的國有企業、主業處於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商業類國有企業、主業處於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公益類國有企業。

截止至2016年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數共19,022個,營業收入417,704億元。由於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各個行業中全方位發展並占主導地位,中國的國有企業被稱為共和國的「長子」。

當然,作為掠奪國民財富主要載體的國有企業遠不局限於以上所指國有企業,還包括了表面上是私營企業的國有企業。如華為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也有開始是私營企業,但隨著企業的發展以及企業黨組織的加強而被中國共產黨實質控制的企業,如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00700.HK)、阿里巴巴(中國)網絡技術有限公司(BABA.NYSE)、北京新浪互聯信息服務有限公司(NASDAQ:SINA)等等。

以上這些公司與標準意義上的國有企業並無實質區別,都受國家或中共控制,其公司的發展得到國家力量的支持,享受權力配置資源的好處,並通過各種方式向黨內權貴輸送利益。

⑵國有企業名為「國有」實為「黨有」,是中共及其黨內權貴掠奪國民財富的白手套

如本報告第二、三章關於國家實際控制人和國家治理結構的分析所顯示,黨是政府和國企的實際控制人。國有企業名為國有,實為黨有,確切來說是歸中共黨內權貴所有。

中共主要通過以下兩種方式控制國有企業:一是通過行政管理部門,比如國資委、發改委等機構實施行政、股權、財政、人事安排及其它經營要素方面的控制;二是通過在企業內部成立各級黨組織對領導層及企業重大事務實施直接控制。隨著最近幾年的黨建工作的推進,第二種方式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由於政企不分,長期以來,國有企業以類似政府行政部門的分支機構或附屬機構的形式存在。國有企業具有濃重的行政色彩。在這種行政管理體制下,國企幹部與行政官員的身份在本質上並無差異,都有一定的行政級別。而黨政幹部與企業管理人員身份互換,也是黨和政府的組織系統內部極其正常的人事調動。

中共黨內權貴主導國有企業的重要人事安排,因此國有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多是黨內權貴或其子女親屬。他們今天是董事長、總經理,明天可以是副省長、省委書記。

李小鵬者,2002~2008年初還是中國華能集團公司總經理兼華能國際電力開發公司董事長,2008年6月則任職山西省委中共常委、副省長;再如馬國良,多年任中國寶武鋼鐵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2018年突然成為湖北省委副書記、武漢市委書記。

權貴們按照實力大小瓜分地盤,組成了「共和國長子俱樂部」,以國企作為平台吸血寄生,一個個隱形的權貴政商利益集團就這樣逐漸形成。對於黨內權貴對中國經濟的瓜分勢力範圍沒有一個公認的說法,其財富和影響力集中在最少14個家族、最多則有幾百個家族手中。其中,最知名的是「八老」,新貴則有江澤民家族,曾慶紅家族、習近平家族、汪洋家族,栗戰書家族,溫家寶家族,王岐山家族,賈慶林家族、劉雲山家族等。

由於國有企業本是權貴收割國民財富的白手套,於是在國民經濟生活中,出現一種奇怪又普遍的現象:坐擁權力所配置的優質資源,但大多數國有企業卻處於虧損狀態。即使有少數盈利的,也幾乎不上繳利潤給國家。

奇觀背後的邏輯是:國有企業為了儘量多地輸送利益給權貴,所以往往會虧損。而且國有企業虧損不是壞事而是好事,這樣國有企業才可理直氣壯地拿到國家的巨額補貼。如盈利的,為了避免減少對黨內權貴輸送利益,也只會不繳利潤或只上繳很少的利潤。

2017年搜狐網上一篇名為「觸目驚心:這些難以忘卻的國企虧損」的文章就說到,「……2016年上市公司年報即將密集出爐……截至目前,兩大央企子公司石化油服和中海油服分別預計虧損約160億和117億;均遠超去年『虧損王』武鋼股份75億的虧損額……近十年來,上市公司的『虧損王』幾乎全被國企摘得;2014年中國鋁業162億元的虧損曾為上市公司近20年來的最大虧損;東方航空2008年的巨虧甚至使得東航面臨資不抵債的窘境;中國最大的海洋運輸企業中國海控連年虧損,股價十年跌掉九成,慘不忍睹……」。

企業虧損當然是不需繳利潤給國家的,然而國有企業即使盈利也不交或少交利潤的現象也很普遍。1994年前,國有企業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利潤全額上交。在利潤全額上交的同時,如企業需要用錢,則由政府撥款補貼。1994年後,則停止國有企業利潤上交,這一停就是13年。

直到2007年,國有企業才恢復上繳利潤。財政部會同國資委發布的《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管理辦法》規定,央企國有資本收益將按「適度、從低」原則,分三檔上繳財政部。其中,石油石化、電信、煤炭、電力、菸草五個行業的上繳標準為稅後利潤的10%;科研院所和軍工企業3年內暫時不上繳;其餘央企均按照5%的標準上繳。2014年依據新的《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管理辦法》規定,收益收取比例稍微有提高:第一類為菸草企業,收取比例25%;第二類為石油石化等資源型企業,收取比例20%;第三類為鋼鐵等一般競爭型企業,收取比例15%;第四類為軍工企業、中央文化企業等收取比例10%;第五類為政策性企業,免交當年應交利潤。

但離奇的是,國有金融機構作為盈利最好的國有企業,卻不在目前的利潤上繳企業範圍內。據公開數據統計,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等金融利潤總額已超萬億,其中,銀行業占比超90%,統計數據還不包括政策銀行、非上市股份制銀行以及農商銀行、農村信用社等。

然而,是否上繳利潤並非關鍵,因為中國國有企業即使上繳利潤,其上交的90%利潤也會以補貼方式予以返回。為遵循《入世議定書》承諾,政府針對國企虧損補貼由公開轉為隱性,如2007~2009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獲得財政補貼約為1943億元;2008至2009年兩家航空企業、五家電力集團和兩家電網公司獲得國資委的注資約160億元左右。其中在整體巨額盈利的情況下,中石油和中石化還獲得了高達700多億政府財政補貼。

據兩公司年報,中石化2006年、2007年、2008年分別獲得50億、123億、503億元財政補貼;中石油2008年獲得157億元財政補貼;2010年中石油獲得財政補貼15.99億元。

就補貼問題,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審議2012年中央決算報告時,彭森委員就表示,2011年國企的利潤收入有2.1萬億元,能夠集中收上來體現在財政收入中的只有900億元左右,比例不到5%,這些錢還主要用於整個國有企業的再投入。

吳曉靈委員持同樣觀點,對國有企業上繳來的利潤90%又返回到國有企業中去使用提出質疑。而廣東發布的國資預算案也顯示,2014年廣東省屬國企收益上繳給公共財政近16億元,僅5300萬元調入公共財政預算支持民生,約占3.3%。絕大部分將以各種名目返回:約56.2%支持機場等重點項目建設,25.5%用於解決省屬煤礦關閉破產遺留問題,11%調整國有經濟結構。

若將中外的國有企業相比較,利潤上繳問題像一個笑話:英國盈利較好的企業上繳盈利相當於其稅後利潤的70%至80%;法國的國有企業除了上交應交稅收之後,它的利潤的50%要上繳給國家,還有如瑞典丹麥、韓國等國家,其國有企業至少要交稅後利潤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給國家。

由此可見,中、外的國有企業有雲泥之別,中國國有企業作為白手套的功能定位,決定了不同的利潤分配模式的結果。

⑶黨內權貴通過國有企業掠奪國民財富的主要方式

通過不公平競爭國有企業得以掠奪市場經濟從而獲取巨額暴利,這些利潤基本上都以各種方式輸送到控制該國有企業的中共黨內權貴。

在初始階段,中共及其黨內權貴侵占國有企業利潤主要方式是貪污受賄。但隨著黨內權貴的發展壯大,真正有實力的權貴已不屑於貪污受賄的方式,他們更傾向於通過關聯交易來掠奪財富。也就是通過其完全控制又能隱蔽權貴身份的企業與國有企業展開合作,這些關聯企業像吸血螞蟥一樣布滿國有企業全身上下,長期地系統性地、也貌似更合法地向權貴輸送利益(見圖4-2)。其具體表現如下:

《中國—律師盡職調查報告》截圖

一是在國有企業改制重組、投資併購領域,主要體現為高價買入資產或股權,賤賣國有企業資產或股權給關聯公司,有時還會將國有無形資產拱手讓給關聯公司等;二是進行股權多元化時,稀釋國有股權,讓渡國有權益,甚至出讓國有控股企業的控制權給關聯公司;三是在工程項目領域,以違規招標投標的方式發包分包項目、設備,或在物資採購租賃中傾向特定關係人,在工程款結算支付中讓渡利益;四是在市場營銷領域,在業務夥伴的選擇、物資採購、產品銷售、交易款項的結算或支付、廣告投放等環節進行利益輸送;五是在財務管理領域,違規為關聯方提供擔保,通過開展融資性貿易為關聯方提供資金支持,國有資產由此承受巨大財務風險等。

就這樣,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下,中共及其黨內權貴以國有企業為主要載體,以權力配置資源全方位參與市場競爭。這種競爭是不公平的競爭,更是既做「裁判」又當「運動員」,還公然吃「興奮劑」的流氓行徑。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這種不公平競爭已經成為流氓經濟複合體掠奪市場經濟的最主要方式,並幫助權貴們迅速積累了天文數字的個人財富。如2019年4月17日瑞銀就公布,有100位左右的中國人,在瑞銀的存款達到了7.8萬億元人民幣。

除此之外,掠奪集團還通過高稅負低保障政策、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超發貨幣和債務等渠道對國民進行掠奪寄生。

(二)掠奪寄生方式之高稅賦低保障政策

中國一直執行高稅賦政策。美國《福布斯》雜誌(Forbes)自2000年開始推出「稅收負擔痛苦指數排行榜」以來,中國名次一路上揚,2004年排第4名,2005、2006年排第2名,2007年排第3名,2008年排第5名,到2009又排名第2名,其後多年名列前茅。總的來說,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大部分時間都是緊隨法國之後,位居全球第二。

衡量稅賦輕重的標準不僅要看稅收是多少,還要看多少稅收是用在民眾身上。然而,中國在執行高稅賦政策時,並沒有適用稅收與福利相匹配的原則,中國既不是法國的高稅收高福利模式,也不是新加坡的低稅收低福利模式,而是高稅收低福利的模式,這顯然就是一種掠奪型的稅賦模式。

舉例說,雖然財政收入屢創新高,全球僅次於美國,但公共教育和公共衛生領域投入一直非常低。如2008年中國公共教育經費占GDP比例僅為3.48%,不但落後於已開發國家平均5%的水平,也落後於中等收入國家4%的水平。

另外,2009年中國居民的自費衛生支出平均比率高達38%,為世界第一。其中,各基本人群的醫療自費比率分別為:城鎮職工30%,城鎮居民50%,農村人口62%。與此相較,美國居民的自費衛生支出比率僅為14.3%。2009年中國低保受益人口為7100萬,相較於美國社會救助的受益人口占總人口的10%,中國低保受益人口比例僅為0.5%。

那麼高稅賦的財政收入用到哪去了呢?基本上都用於政府自身的公款消費、造假成本(比如為了偽裝成貌似共和國的文明國家,不得不運行黨政雙軌管理系統,由此需要多養2千萬人員)、補貼國有企業、維穩支出以及全世界大撒幣等方面,並在財政支出的過程中還以各種形式轉移到中共權貴或大小官員的腰包里。

(三)掠奪寄生方式之畸形的房地產市場

住房、醫療和教育,被稱為中國人身上的新三座大山。其中,房地產更是重中之重,是掠奪集團收割國民財富的主要手段之一。

1.中國房價畸高

衡量一個國家房價是否合理,看房價年收入比是最直觀的。世界銀行的房價年收入比標準是5:1;聯合國制定的標準是3:1。

依據美國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Demographia發布的《2019年全球住房可負擔性調查報告》顯示,美國買房收入比平均需4年,中國香港買房需要20年,加拿大溫哥華需要12年。不過由於美國各州差距較大,美國加州有4座城市入選「全球買房負擔最重」Top10。舊金山、灣區、洛杉磯等華人聚居區紛紛上榜。在這些城市裡生活,一個家庭在不吃不喝的不納稅的情況下,需要近10年才能買得起房。

在這份報告中,中國香港的房價中位數是716萬港幣(約91萬美元),家庭收入中位數是34萬港幣(約4.37萬美元),房價收入比高達20.9,遙遙領先其它城市。

但是,即使是號稱「全球房價最難負擔城市」的香港(20.9倍)也遠遠無法與中國大陸相提並論。上海易居研究院發布的《2019年上半年全國50城房價收入比》報告顯示:北京房價收入比:24.9倍;上海房價收入比:24.6倍;深圳房價收入比:36.1倍。

而且,考慮到中國的「房產」和「地產」其實是分離的,土地為國家所有,業主只有70/50年土地使用權,而國外多為從房屋到土地的永久產權,並且中國的房子面積還是建築面積。很顯然,如果將產權和得房率考慮進去,房價收入比會更高。

這樣看來,Demographia的《國際住房可負擔性研究》把房價收入比高於5:1倍作為極度負擔不起的分界線,這對中國人來說,像是一個居心叵測的陰謀。

2.房價畸高的原因

掠奪者把房地產市場當作掠奪國民財富的重要平台,這是中國房價畸高的根本原因。為此,中共安排了特別的土地制度和高額的房地產稅費體系,因而推高了房價。

⑴以囤積居奇為特點的房地產開發土地制度

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下的城市土地國有化和農村土地集體化制度,明確規定用於房地產開發的土地必須國有化。政府以此壟斷了房地產的土地供給,通過限制土地供給以保持土地出讓的壟斷高價。而所謂的國土規劃局,其實就是「囤積居奇局」,每年釋放的土地總量遠遠低於市場需求從而推高土地招拍掛的價格,達到增加了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收入的目的。

簡單來說,中國的房地產土地制度就是政府主導的「饑渴營銷」,通過人為的製造土地稀缺提高土地出讓金金額。而且,因為房子有升值機會和囤積的價值,導致房地產金融產品化,從而進一步推高房價及政府土地出讓金和相關稅費的收入。

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早在2009年兩會上,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對全國九城市「房地產企業開發費用」的調查就顯示,在房地產項目開發中,土地成本占直接成本的比例最高,達到58.2%。良知又敢言的任志強先生也說,「現在人們老是覺得房價貴,是因為現在房價有50%是政府的土地出讓金」。

⑵畸高的房地產稅費

長期以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所涉的稅費比較繁雜。大致來說,直接與房地產相關的稅種有13個,主要包括企業所得稅、營業稅(後改增值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土地增值稅、印花稅等。除此外,還有城鎮土地使用稅、契稅、房屋稅或城市房地產稅。

除稅之外,另一部分是行政性收費,主要由各地方政府和各級行政主管部門向房地產開發企業收取的費用,這些行政性收費項目多如牛毛,而且很不規範,包括諸如征地管理費,商品房交易管理費,城市建設配套費、人防費,煤氣水電增容費,開發管理費等。

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在清華大學公布了自己的一項調查結果:「2005年我的博士生專門做了一次調查:在北京、上海和福州做了三個案例研究,結論都差不多,在房價中,房子土地和建築成本占50%,政府稅費占20%,開發商占30%。」

到了2017年,中國社科院《房地產藍皮書》發布會上,國家稅務總局稅科所研究員付廣軍在會上表示了類似觀點,「……再看一看土地成本,一線城市的土地成本,北京土地成本占房價的60%,而四線城市的土地成本只占到25%。也就是說房價上漲主要是地價上漲,我提出一個觀點,降房價首先降地價。10萬塊錢北京的房子,6萬塊錢的土地成本,這只是土地出讓金的收入,還不包括房地產開發的稅收,還不包括交易環節的契稅,也就是說有70%是土地和稅費。房地產開發商的毛利潤也就10%,10萬塊錢就掙1萬塊錢……」。

大致來說,從房地產開發環節到交易環節的稅費大致在20%~30%之間。可見,從土地出讓到稅費,拿走了房價70%~80%好處的政府部門是高房價的最大受益者。而土地出讓金和房屋稅費也是地方政府主要財政收入,造就了眾人耳熟能詳的「土地財政」。

3.通過房地產市場掠奪國民財富的後果

總的來看,房地產在掠奪國民財富的力度不比國有企業差多少。如前所述,政府通過出售土地和稅費拿走了房價的70%~80%,在收割國民財富的同時,也將國民的財富房產化、泡沫化。

在房地產的吸血效應下,中國的年輕人為了結婚買房,往往需要耗盡雙方父母一生積蓄。然而,在城市房價一波接一波的上漲攻勢下,很多人就按耐不住踏空的後悔,爭著購房置業加入「房奴」階層。據2018年統計數據,中國目前通過銀行貸款買房的家庭大約有2億戶,若單算家裡的主力還貸者,負債買房的房奴差不多有4億人。

廣發銀行聯合西南財經大學發布《2018年中國城市家庭財富健康報告》顯示,中國主要城市的家庭總資產配置中房產占比高達77.7%,而金融資產配比僅占11.8%,股票占比不到1%。中國家庭戶均資產161.7萬,近80%的財富是房子,可見當下中國家庭的資產絕大部分已房產化。

在中國,房產化即意味著泡沫化,因為高房價並非市場價值的體現,而是政府違背市場規律通過權力之手惡意推高的結果。2018年11月18日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在第九屆財新峰會上說,他查了一個數據,中國房地產市值65萬億美元,超過美國、歐盟、日本總和。可見,中國房地產泡沫化之嚴重。

備註:

國務院網站2018年11月29日文章《國有企業作用不可替代》

《中共國有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試行)》,其中規定,國有企業黨員人數100人以上的,設立黨委;50人以上、100人以下的,設立黨總支等,明文規定中共對國企的支配權;正式黨員3人以上的成立黨支部;正式黨員7人以上的黨支部,設立支部委員會。

他們是鄧小平王震陳雲李先念、彭真、宋任窮、楊尚昆薄一波

貴州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楊紹政觀點:「全體國民的稅款和國資收益每年供養所有政黨專職黨務人員和一些非政黨社團工作人員,分布在政府、軍隊、社團、公有企業、事業單位、專職黨務機關的每一個細胞,總數約2000萬,給社會帶來的耗損估值約20萬億元人民幣。」並質問:「這麼龐大的資源,真的可以忽略不計?」

文章披露,「中國大陸全民公款養黨和社團一年給全社會造成的財富耗損為20萬億人民幣,人均負擔1.5萬元,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幾乎不養這群人,人均負擔為零。」

任志強,地產商,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市華遠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同時兼任北京市商業銀行監事、新華人壽保險公司董事。自1993年起改組成立北京市華遠房地產股份有限公司,並擔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創建「華遠」品牌,在房地產界具有極高的知名度。

(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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