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無法彌補，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強烈。
而我最慚愧的是當時我內心竟然沒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當時政府告訴我們的理由，那是蘇修逼債，自然災害，所以「少數地方」發生了饑荒。那個時代的人思維方式都被扭曲了，整天熱血沸騰的樣子，但連父親都被餓死了居然也沒有太多的痛苦。
那個年代多少人死了，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還覺得自己在建設人間天堂，那個時代的人靈魂都是麻木的。
誰獨立思考誰就被淘汰
郭：但畢竟人是有思考能力的，為什麼會這樣？
楊：一種原因是出於無知，那個時候的中國人確實對世界上在發生什麼毫不了解，對自己的國家發生了什麼也非常懵懂，那個年代的人確實非常單純，記得我在天津採訪工人家庭的時候，他們生活非常苦，一家三口住五平方米的房子，家裡就一輛自行車值錢，還怕被偷了，得掛在屋裡牆上，就過這種生活，他們還覺得自己是主人翁，比美國工人階級幸福多了。
除了無知以外，還有一原因，就是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人們根本不敢懷疑，我也是這樣。
誰獨立思考就要被淘汰，很多殘酷事實就在我眼前發生。1959年春天，有人在廁所的隔板上發現了「打倒毛」三個粉筆字，驚恐萬狀，急忙報告學校領導，學校急忙報告警局，警局很快偵破，原來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寫的，他因飢餓而不滿，藉此發泄。我親眼看到他帶上手銬被投進了大獄。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一切不同意見都被當成異端。人們不僅不敢批評政策，心裡偶爾浮現了不滿的想法，立刻就產生恐懼，並迅速主動地把「腹誹」消滅在萌芽狀態。這就實現了全國思想的「一體化」，大家不僅「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甚至「全體一致地嬉笑怒罵」。
真相被冷酷的系統「自律」掉了
郭：在那種年代一個有良知的記者，難道一點發揮自己能動性的機會都沒有麼？
楊：很多時候要說真話非常難，首先我前面說了，當記者的往往自己就給真相嚇住了，不敢寫了，就算記者敢寫，組長害怕了也不行，組長上面還有採編主任，分社社長，總社編輯，國內部值班室，一層層的過濾，一層層的「顧全大局」，多少真相就被這個冷酷的系統「自律」掉了。
當然也不能說一點能動性都沒有，比如在1972年，我寫的《天津駐軍大量占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係》一稿得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批示，作為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國，並責令全軍退出所占大量民房，稱得上是為民請願了。當時是轟轟烈烈的，僅北京軍區就退出了所占的民房39萬平方米。但是風頭過後，後來蓋的房子可能比退出來的還要多。當時我曾一度飄飄然，後來細想起來記者的作用是有限的。
掌權者不能成為「真理中心」
郭：除了適應這種環境，還有沒有別的選擇？
楊：這種體制下只有三種人，一種是「適應的人」，不僅主動迎合，還可以創造發明，他們混得如魚得水；第二種是「消沉的人」，我惹不起你，就躲著你，消極怠工；第三種人是敢於抗爭，力圖改變的人，這樣的人在我們的文化中是鳳毛麟角，但總得有人努力來做，我們的國家才有希望。
郭：你把你自己看成哪一種？
楊：我說了這麼多抱怨的話，其實我蠻幸運的。
作為新華社記者，多年以來，我是有某種特權的，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我不僅知道了很多與歷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生活。作為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以前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製造出來的，這些「新聞」怎麼成為教育下一代的「歷史」，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
毫不諱言，我曾經自覺不自覺地幹過違背良心的事情，當我明白了這些，這種恥辱感就推動著我努力去做第三種人。
郭：你這樣也算一種大徹大悟吧？
楊：是呀，歷史給我們這個民族的教訓太深刻了，一個國家如果掌權者不僅是權力中心；同時又控制信息決定老百姓應該知道什麼，成為信息中心；進而決定什麼是正確，什麼是錯誤，成為「真理中心」，這個國家的命運就太危險了。新聞記者就是對歷史負責的人，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中國古代史學家強調「史德」，他們在修史時堅持善惡必書，書必直言，為了保持史家的情操，有的人不惜以生命作為代價，這就是社會良心的體現。
今天的中國和文革年代相比有了很多進步，盛行一時的「事實為政治服務」的做法遭到了唾棄，「輿論一律」也被打破了。更應該有一些傳媒知識分子拿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史家情懷，比我們這一代人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