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點思想
記者是一個卑鄙的職業，這個職業可以混淆是非，顛倒黑白，製造彌天大謊，欺騙億萬受眾；這是一個崇高的職業，這個職業可以針砭時弊、揭露黑暗、鞭撻邪惡、為民請命，擔起社會良心的重責。
——楊繼繩
他是一名與眾不同的研究型記者：35年來除發表了數以千記的新聞作品外，還發表了數百篇頗有影響的學術論文，他以記者的敏銳撲捉問題，以學者的深度剖析問題的癥結；
他是一個有故事的人：他的文章曾得到過毛澤東、周恩來的批示，但他也是中國新聞界挨批層次最高的記者，有兩屆中宣部長都曾經批評過他的文章。
他說，真相是威力強大的炸彈，它會將謊言炸得粉碎；真相是夜空的燈塔，它會照亮前進的道路；真相是檢驗真理的試金石，沒有真相就沒有真理。
他說，在卑鄙與崇高、平庸與神聖之間，沒有鴻溝、沒有高牆，黑白之道，全憑自己把握。如果一腳踏進了黑道，就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自己寫的白紙黑字，是永遠抹不掉的證據。
他說，有權力就有責任，責任與權力是硬幣的兩面，連在一起，掌握權力而不負責，就是歷史的罪人。
楊繼繩：高級記者、教授
楊繼繩，1940年11月出生，湖北浠水人。196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理工學科，入新華社工作前後35年，新華社高級記者，中國新聞學院教授。曾任新華社天津分社記者、經濟參考報理論部主任、新聞採訪中心主任、新聞調查部主任等職。
2015年12月，美國哈佛大學尼曼學會授予楊繼繩「萊昂斯新聞良知與正義獎」，稱楊「是一個榜樣，值得那些希望記錄人類黑暗而艱難鬥爭的人學習」。
隨後，因故未能出席頒獎禮，楊繼繩以文字的形式發表這篇答謝詞。
以下為答謝詞節選：
感謝評委會將2016年度的新聞良知與正義獎授給我。良知與正義這兩個詞的份量很重，加在我身上我承受不起。我只能當作對我的激勵和鞭策。
我是很熱愛記者這個職業的。我在這個崗位上摔打四十多年，據我的體驗和觀察，我是這樣評價記者這個職業的：
這是一個卑鄙的職業，這個職業可以混淆是非，顛倒黑白，製造彌天大謊，欺騙億萬受眾；這是一個崇高的職業，這個職業可以針砭時弊、揭露黑暗、鞭撻邪惡、為民請命，擔起社會良心的重責。
這是一個平庸的職業，迴避矛盾，不問是非，明哲保身，甘當權勢的喉舌；這是一個神聖的職業，胸懷天下，思慮千載，批評時政，監督政府，溝通社會，使媒體成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權。
這是一個淺薄的職業，只要能夠寫出通順的記敘文，不需要多少學識，不需要卓越的見解，聽話順從，就能如魚得水；這是一個深不可測的職業，記者不是專業學者，他需要從整體上研究社會、把握社會，無論有多麼淵博的學識、有多麼卓越的洞察力，在複雜多變的社會面前，都會感到學力不足，力不從心。
這是一個舒適而安全的職業，出入於宮闕樓台，行走於權力中樞，燈紅酒綠的招待會、歌舞昇平的慶典，訪大官，見要人，春風得意，風光無限。
如果用文章與權勢投桃報李，今日的書生可能是明日的高官，今日窮酸可能是明日的富豪；這是一個艱難而危險的職業，且不談穿梭於槍林彈雨中的戰地記者，就是在和平環境中，調查研究，探求真相，跋山涉水，阻力重重，除暴揭黑，千難萬險。一旦觸及到權勢集團的痛處，不測之禍從天而降。
是卑鄙還是崇高、是平庸還是神聖、是淺薄還是高深，在於從業者本人的良知、人格和價值取向。真正的職業記者會選擇崇高、神聖、深刻、兇險，鄙視和遠離卑鄙、平庸、淺薄、舒適。
然而，在卑鄙與崇高、平庸與神聖之間，沒有鴻溝、沒有高牆，黑白之道，全憑自己把握。如果一腳踏進了黑道，就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自己寫的白紙黑字，是永遠抹不掉的證據。「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這條黑色定律在記者職場十分盛行。要不被這一黑律逼向卑鄙之路，就得無所畏懼，勇於獻身。
這也是我對新聞良知與正義的理解。
要當一名堅持良知與正義的記者是有風險的。我在給新聞專業學生講課時傳授了一個避險秘訣：「一無所求，二無所懼，自立於天地之間。」無所求，就是不求升官、發財；無所懼，就是檢點自己的行為，不留「辮子」被人抓；不依附權貴、靠自己的人格和專業獨立於世。有了這三條，風險就小多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了很多堅持良知與正義的記者。在巨大的阻力面前，他們報導真相，鞭撻邪惡，推動著中國社會前進。
昨日的新聞是今日的歷史。新聞和歷史的共同點就是信，即真實可信。信，是新聞和歷史的生命。
中國史家歷來重視史德：忠於史實，善惡必書，書必直言。以直書為己任，以曲筆為恥辱的史家，幾乎代有其人。為保持史家的節操，許多人不惜以生命為代價。
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真相有強大的穿透力，它可以衝破行政權力構築的銅牆鐵壁！
真相是威力強大的炸彈，它會將謊言炸得粉碎；真相是夜空的燈塔，它會照亮前進的道路；真相是檢驗真理的試金石，沒有真相就沒有真理。
記者，就是真相的記錄者、挖掘者和保衛者。
最後，讓我和大家一起，為記者職業祈願：願良知和正義的陽光照亮千萬個記者、作家的書桌！願更多的作品喚醒人類的良知，讓正義之光普照地球的每一個角落！
下文是《南風窗》高級記者郭宇寬對話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的摘錄。看得見歷史的殘酷和現實的進步，以及現實的不足。
說真話，做真人
郭：這些年來你是怎麼適應記者生涯的種種情況，並且有後來的成就啊？
楊：我把當記者的這三十幾年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68年到1977年，那時候比較年輕，以見報率為榮，發了稿子就很受鼓舞。緊跟形勢跑，拼命寫，發表了許多跟潮流的稿子，粉碎「四人幫」後，我把這個時期的稿子盤點了一下，發現90%的都應該付之一炬。能留下來的稿子只有兩篇，一是1972年與馬傑合寫的《天津駐軍大量占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係》，另一篇是《天津勞動生產力調查》，這兩篇是根據老百姓的呼聲寫的。十年的教訓使我學會四個字：實事求是。這四個字我雖然早就認識，但真正理解它還是花了十年的青春的代價。
第二個階段是改革開放後的十年。新聞事業出現了生動活潑的局面。這個時期我寫的稿子雖然有一些仍算是應景之作，但有一大半確實是自己獨立思考的結果。雖然不能完全講真話，但可以不講假話。
第三個階段是上世紀九十年代，職稱評完了，到頂了，沒什麼後顧之憂，連那些不真不假的應景之作也很少寫了。這十年我儘可能講真話，力爭讓自己的文字對得起歷史。真正實現了一個記者的最大的追求：說真話，求真理，做真人。
歷史曾讓記者付出沉重的人格代價
郭：很多人都就這樣過來了，你為什麼會是不一樣的一個？
楊：這個過程也是很痛苦的，是一個否定自己的過程，特別是否定那些被別人看成是自己成績的東西。在我說的第一個十年，曾經有一年上過《人民日報》的12個頭條，姚文元講話，我們就跑到工廠里，找幾個工人談學習講話精神深受鼓舞的體會，回來就整一篇稿子，毛主席講話就更不要說了，這叫什麼新聞記者呀？這段歷史我感覺特別慚愧。
當時記者不強調客觀，強調黨性，而黨性就是階級性，就是你的立場，如果你追求客觀就會被批評是站錯了立場，而新聞也被當工具來利用。我還有一個朋友他報導了焦裕祿，說焦裕祿床頭放著兩本書，一本是「毛選」一本是劉少奇的「共產黨員修養」，後來劉少奇被打倒了，就改成了放一本書是「毛選」，再後來劉少奇平反了，又成了兩本書。
那個時候當記者付出的人格代價太沉重了。
很少懷疑，不敢懷疑
郭：那個時代，是我們國家遭受災難的年代，你在當時做那些歌頌報導的時候，有沒有懷疑過？
楊：很少懷疑，或者說覺得有問題也不敢往深入懷疑，說起來你會覺得奇怪，我父親就是給「三年自然災害」餓死的，而我當年還歌頌大躍進呢。
我在後來一篇文章里寫下，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課餘時間為學校團委辦「五四」青年節壁報，我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從灣里匆匆趕到浠水第一中學找我，說：「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我：「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里的人把他抬回來的。」我馬上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趕回家。走到灣里，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幹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乾的。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後就與世長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