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標，一是基尼係數。2019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還沒有公布，最新數據是2018年的，截至2018年，中國居民的基尼係數已經連續3年回升。
二是居民收入中位數和平均數的比值。在一個收入分配比較均衡的國家或者地區，居民收入的中位數和平均數差距不大。但是在一個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國家，高收入群體會讓很多低收入人群感到「被平均」，中位數和平均數有差距。而且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兩者的差距越大，即中位數和平均數的比值越小。
我們看到，中國城鄉一體化住戶調查口徑的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和平均數的比值2016年以來整體在不斷下滑，反映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在拉大。
再來看不同群體持有資產規模差距的擴大。相比於收入分配，資產分布不均等更為嚴重，富人群體持有的資產比例更高。
一是根據招商銀行的私人財富報告，可投資產超過1千萬的高淨值人群，從2006年的18.1萬人，增加到2018年的197萬人。這些高淨值人群持有的可投資產總規模，從2006年的5.2萬億，提高到2018年的61.0萬億，占全部個人持有的可投資產比例，同期從20.0%上升到32.0%。
二是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20年4月發布的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調查結果，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總資產均值為317.9萬元，中位數為163.0萬元。兩者相差154.9萬元，表明居民家庭的資產分布不均。
這個調查還顯示，資產規模最低的20%家庭，持有的資產僅占全部家庭資產的2.6%，而資產規模最高的20%家庭持有資產占比達到63.0%，其中資產規模最高的10%家庭持有資產占比達到了47.5%。
相比於收入，財富分化更大，也符合國際規律。2009年到2018年主要國家中除法國外，成人人均財富基尼係數都在提高。而且這些國家的成人人均財富基尼係數都在60%以上，遠高於收入基尼係數，這意味著財富分化問題本身就比收入分化更嚴峻。
最後來看債務壓力。衡量居民部門的償債負擔，通常喜歡用居民槓桿率，即居民債務餘額/GDP，但這個指標沒有充分考慮到GDP在各個國家內部不同主體之間的分配，用債務餘額/可支配收入更為客觀。中國以城鄉一體化住戶調查口徑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測算的這一償債指標，已高於美國、日本和法國。
從這個角度出發，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近年中國的消費增速不斷下滑了，沉重的債務壓力，讓中國人不得不變得節省。
從結構的視角來看居民債務，可以發現資產越少的人，債務壓力越大。上文提到的中國人民銀行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調查結果顯示，資產規模越低，有負債家庭的資產負債率越高。
房貸是中國家庭的主要債務來源，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2015-2017年新購房有負債的家庭中，收入越低的家庭，債務收入比越高。收入最低的20%家庭債務收入比為13.7，收入最高的20%家庭債務收入比也有1.8，都要比城鄉調查口徑下的2017年債務收入比1.1更高。
總結一下，經濟增長放緩後，新增的蛋糕變小，圍繞這部分蛋糕的競爭加劇，結果自然是收入分化，而財富的分化會比收入分化更大。加上債務壓力更集中在低收入和低資產的人群手裡，整個社會的消費能力呈現M型。少數富人群體有能力去消費更多的高端消費品和奢侈品，占社會絕大多數的中低收入人群追求性價比，大眾化的品牌也能得到青睞，整個社會消費升級和消費降級並存。
消費分級也有一定的政策含義。常用的物價指標CPI，衡量的主要是大眾消費品和服務的價格變化，最近兩年受豬肉的影響也很大，CPI反映貨幣購買力變化的能力是在不斷減弱的。
今年四季度CPI同比會繼續走低，核心CPI同比可能已經觸底但不會有大的反彈壓力。如果只盯著CPI和核心CPI，而忽視了消費分級背景下，一些供給短缺而又符合消費升級方向的商品和服務，比如優質的醫療和教育資源，以及一線城市房產在漲價的事實，可能會誤認為貨幣政策還有很大的寬鬆空間。貨幣政策應該從更廣義的角度來考慮物價，在防風險、穩增長和治通脹中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