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周一召開，而外界普遍關注的會議內容就是「十四五」規劃的內容。近幾個月， 中共領導人頻頻強調「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引發輿論對中國未來經濟走向的猜測。中國幾十年來為何沿用了「五年規劃」制度？它對經濟發展又起到了多大作用？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的一大重要事項就是討論並制定《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綱要》，簡稱「十四五」規劃。即將收官的「十三五」規劃為中共「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中的第一個畫上了句號，當局顯然對開啟第二個百年目標的「十四五」非常重視。
「國內大循環」會是「十四五」重點？
過去幾個月來，中國國家領導人多次對國家經濟提出「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有不少批評人士認為，「雙循環」理念是中共在新冠疫情、美國制裁、國內經濟放緩等多重因素下被動形成的。
中國金融學者賀江兵就此指出，廣義的「雙循環」並不是個新概念。他引述中國前財政部長樓繼偉上個月在一場研討會上的講話說，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時任國家總理趙紫陽就發布批示說，中國應當實行「沿海地區國際大循環戰略」。
賀江兵表示，當時中國的「雙循環」強調的是「走出去」，而如今「雙循環」似乎更注重「向內看」。
「上世紀八十年代跟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那時候中共想搞改革開放，而當前的情況是中共想搞『雙循環』，但美國政府不讓它這樣做，不讓它加入國際大格局，那中共就只能自娛自樂了。」
中國「五年計劃」系效仿蘇聯
「五年計劃」是蘇聯最高領導人史達林在上世紀初首先提出的。1928年，蘇聯制定的「一五」計劃重點在於發展重工業和農業集體化，隨後幾個五年計劃除了延續「一五」計劃的目標外，還強調軍工生產和擴充軍力。
1953年，中共剛剛建政不久，中國的溫飽問題極為顯著，工業生產幾乎是張白紙。北京當局注意到蘇聯的工業和軍事實力在一系列「五年計劃」的引導下顯著提升，於是決定效仿蘇聯，制定本國的「五年計劃」。
從1953年到2005年，除去兩年因經濟調整的短暫中斷，中國政府一共制定了十個「五年計劃」，而這些計劃的主要目標也各不相同，比如「一五」提出為工業化奠定初步基礎，「八五」提出建立「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十五」提出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從2006年的「十一五」開始，當局把「計劃」二字改為「規劃」，意味著政府將從操控經濟過渡到調控經濟。幾乎在同一時間，當局開始促進消費型經濟，試圖平衡此前高度依賴出口和投資的經濟發展模式。
旅美經濟學者程曉農認為，儘管在字面上「計劃」已經成了「規劃」，但考慮到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如此「規劃」仍然顯得很過時。
「當前中國在一種以私有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狀態下，『規劃』其實沒有任何意義。比如對於一名小店主來說，如果顧客不上門，中央政府有再多規劃也沒用，他開店沒錢了就是得倒閉。」
經濟發展與風險並存
談到「五年規劃」過去幾十年來對中國經濟起到的作用，中方官員可謂是娓娓道來。中國民政部副部長詹成付近期在一份黨刊上發文說，單從經濟總量來看，中國在「六五」之初的1981年不到五千億元，而「六五」之末的1985年已達近萬億元；「十三五」之初的2016年接近75萬億元，而「十三五」之末的2020年預計將突破百萬億元大關。
他還寫道，中國的「五年計劃」也見證了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七五」結束時的1990年，中國基本解決了人民的溫飽問題；到了「九五」結束時的2000年，中國實現了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的目標；到今年年底，中國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儘管北京當局一向為「五年規劃」大唱讚歌，但經濟學者程曉農表示，這種政策制定方式實際上就是在為日漸膨脹的地方債務背書。
「『五年規劃』原來主要的作用是對地方政府進行一些方向性的引導，也就是中央會在金融和財政政策上配套這些經濟發展規劃。而現在地方政府背負的債務已經到了他們無法償還的地步了，因此他們已經不太敢繼續按照中央提出的方針盲目地投資了。」
由於中國經濟正面臨各種不確定因素，當局今年罕見地並未設定增長目標。有輿論認為，「十四五」有較小的可能會不設置增長目標，但更有可能會確定一個較「十三五」時期更低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