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毛澤東自己早有回答。1970年12月18日他曾明確地告訴斯諾說「那就早囉！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條』發表。」後來在另一個場合他又說：那就早囉！早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時就已經看出「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
歷史也會問劉少奇：你是什麼時候覺察到毛澤東要打倒你的？
劉少奇在赴難前說了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他後來就再也沒有機會回答這個簡單的問題了。劉少奇死後十年多，他的枕邊人、他的未亡人雙手捧著骨灰盒，將臉緊貼著，哭得淚人兒似的，卻一口咬定劉少奇從來都是擁護毛主席的。王光美不僅至死不改口，而且還用實際行動促成了兩家後人「相逢一笑泯恩仇」。
許多人因此感嘆道：劉少奇這個人啊，真是非常傻！直到文革開始，也不知道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矛頭就是指向他。
這可能嗎？你相信嗎？
儘管有很多假象，但是人們即使用腳來思考，也知道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劉是什麼人？老資格的革命家。長期在黨內鬥爭中摸爬滾打、久經沙場、大浪淘沙，屢獲勝績。無論從任何角度評價他都是黨內鬥爭的老手；而且在1966年的前後，他才68，耳不聾、眼不花；既不老年痴呆，也不老年昏聵，哪能「傻」到那樣的程度呢？
所以說，對於毛澤東日益增加的嚴重不滿，劉少奇是有感覺的；對於文革的矛頭所向，劉少奇也是有知覺的。
對於這樣的結論，其實不需要舉事實，只需要常識與邏輯就夠了。
何況還有許多事實為證，下面僅舉一個經典場景說明這個問題。
*（一）劉少奇陪同毛澤東會見馬爾羅*
1965年8月3日下午，毛澤東和劉少奇一起會見法國文化部長馬爾羅，同時被接見的還有法國駐華大使。
那天會見的氣氛真是特別的詭異呀！
這位法國文化部長馬爾羅原本是來拜會劉少奇的，他的任務中首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將法國總統戴高樂的一封信交給中國政府首腦。
很可能由於外事部門有關人員並沒有將程序向老馬交待得很清楚，所以那天下午會見時的情形大大地出乎了老馬之所料。
先是外事人員將老馬領進了人民大會堂的一個大廳，老馬一眼就認出了劉少奇的白頭翁與長臉龐，而沒有注意到劉的身後站著巍峨的毛澤東。於是老馬第一個動作就是走上前去與國家主席劉少奇握手致意，而沒有趨前一步先去握黨主席毛澤東的手。
老馬在向劉少奇致意後將戴高樂的信遞過去時，劉卻沉默而沒有作答。劉很清楚中國的政府首腦雖是他，但實際首腦卻不是他。既然有毛澤東在場，就輪不到他表演。
隨後，老馬才與毛澤東握手致意。賓主落座後，毛澤東就開始同老馬及其陪同者——法國駐華大使侃起來。
老馬是法國的一位著名作家，他後來用文學語言描繪了這天下午的談話所留下的強烈印象：
毛「對形勢現出悲觀態度」，他的神情「像一個威嚴的皇帝，死板而又盛氣凌人；又如一位青銅般的皇帝，堅毅，盛氣凌人，就像傳說中剛從古墓中走出的巨神。」
毛的談話時斷時續，轉彎抹角，態度悲觀，同時，又給人一種莫測的神秘感。
毛說：無論是工業問題還是農業問題，我們都沒有解決好，好多作家都是反馬克思主義者。
在座的法國駐華大使顯然對毛的談話感到十分意外，以為他在「玩謙虛」，於是接著毛的話茬說：「中國青年對您制訂的路線是堅信不疑的。」
對於這樣的恭維，毛不領受，而以一種略帶嘲諷的語氣反問道：「您來中國多長時間啦？」
大使說他剛去了中國南方，並列舉了一些所見所聞說明毛所受到的愛戴，可能還有形勢大好，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之類的。
大使的談話中規中矩，中國人的對外宣傳不都是這一套嗎！中國人改不了的臭毛病就是喜歡聽好話，為了讓別人說好話，自己先把自己夸。
但這一回，毛卻不一樣。毛說：「你所見到的只能代表形勢的一面，而你卻沒有看到另一面。」
「另一面？」大使問。
毛避而不答，王顧左右而言它。
毛將話題扯到蘇聯總理柯西金在「蘇共22大」的講話上。毛說：「共產主義意味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毫不掩飾他對這句話的憎惡：「游泳是為了穿上條游泳褲？世界上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沒有看到權力終究會被剝奪嗎？」
毛對法國客人補充道：「我們的革命不能只是簡單地鞏固已有的勝利。」
老馬還回憶說：毛憂心忡忡，鬱鬱寡歡，他差不多要對這些來自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客人直言：中國快要復辟到你們那樣的社會了。
毛還對老馬說：黨是可以變化的，普列漢諾夫和孟什維克過去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後來就反對列寧，反對布爾什維克，脫離了人民。現在是在布爾什維克本身內部發生了變化，中國也有兩個前途，一種是堅決走馬列主義的道路，一種是走修正主義的道路。我們有要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社會階層，問題看我們如何處理，我們採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義道路。但誰也不能擔保，幾十年後會走什麼道路。
沒有別的目標。我們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商人，反對修正主義的一切基礎，不只是在黨外，黨內也有。
在結束談話時毛陪著客人走出大廳，一邊走一邊再三地對老馬說：
「我孤單一人率領群眾」，「我孤單一人」。
老馬後來這樣回憶道：「自從談話開始以來，毛只是把煙送到嘴上或放在煙缸上，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動作……他忽然向天空揚起雙臂，又一下子放了下來……毛懶懶地揮揮手，然後兩手支著椅子扶手站起來。他的身體比我們所有的人都直，尤如一塊巨石。他身後跟著女護士，一步一步走著，僵硬得似乎沒有曲膝……」
劉少奇在整個一下午坐在一旁「一言不發」。其實，根據《毛澤東年譜》記載，這天下午參加會見的還有外交部長陳毅。陳毅的表現又當如何呢？當然也只能是「一言不發」。
老馬的回憶里只提到劉少奇的「一言不發」，他說他為此大惑不解。
老馬對此「大惑不解」是有道理的，但是劉少奇也會「大惑不解」嗎？
毛澤東談話的字字句句仿佛都是說給著他聽的，衝著他來的，而「我孤單一人，孤單一人」的獨白，更像是指著劉少奇的鼻子說的。
劉不傻，他能聽不出來毛的「夾槍帶棒」嗎？
《紅樓夢》中寶玉房中大丫頭襲人受了二丫頭晴雯的氣，抱怨道「姑娘倒尋上我的晦氣。……夾槍帶棒，終久是個什麼主意？」
劉少奇能問老毛「你終究是個什麼主意嗎？」劉少奇陪綁一下午，真夠慘的；他能作出什麼樣的應對呢？他只能「一言不發」；他會是怎樣的心情呢？只能是「如飲寒冰，如坐針氈」。
*（二）劉少奇無奈的選擇*
但是，有感覺的劉少奇為什麼沒有防範與應對？
「防範與應對」也一定是有的，只不過力度小，都是保守的、隱蔽的，甚至只停留在心理層面上。苦澀的酒獨自一人在辦公室里飲啜，回到家中對枕邊人也說不出口，一般人更是看不出來的。
他不好說呀！
第一、他不能肯定，心存幻想。
劉少奇既不能肯定毛當真會對他下手？更不知道什麼時候下手？他只是幻想著毛不至於對他下手？
第二、他估計不足，心存僥倖。
劉少奇對毛的無情與兇狠估計不足；對自己的功績估計偏高；對漫長的戰爭年代兩人結下的所謂「革命友誼」有一廂情願的書呆子氣；對他22年的「接班人」地位看得過重；對寫入憲法的「國家主席」地位有一種迷信。
所以，劉少奇雖有感覺，也意識到了危險，但他沒有意識到危險就在眼前，更是做夢也想不到這種危險居然是家破人亡、身敗名裂的「十八層地獄」。
毛澤東自從1965年11月11日離京至7月18日回京，雲遊在外整整250天。在這250天中，他調兵遣將，對發動文革作了周密的部署。
當然，毛的大部分部署都不可能向劉公開，劉也不可能知道詳細；但大部分部署也都是劉能感覺得到的，但是劉只能無奈。
正因為劉知道自己的力量與毛不相匹配，所以他不可能有有效的防範措施，更不可能奮起反抗。他既不可能「石頭上摔烏龜」硬碰硬；也不可能「雞蛋碰石頭」以卵擊石。
他唯一能做的防範與應對就是「裝」。
「裝」這個詞的下面能派生出很多成語，如「裝傻充楞」、「裝死躺下」等等。
劉少奇是主持日常工作的黨中央副主席，不得不去應對大量日常工作。他不可能「裝死躺下」，下鄉避禍，退居二線等等。毛澤東才有二線可退，有時毛澤東不高興了，就宣布退二線；又有時毛澤東也是不高興了，卻宣布也不宣布，自說自話地又回到了一線。也只有毛澤東一個人可以在一線、二線之間自由地游渡，想走就走，想回就回，黨內高層的其它人都沒有這個資格和待遇，劉少奇也沒有。
所以劉少奇只能「裝傻充楞」，「裝」著一副感覺遲鈍的樣子，似乎什麼也沒有察覺到，「傻子」一樣地幹革命。
本身不是「傻子」卻要裝著「傻子」，當然很矛盾、很痛苦，所以劉在那一段時期常發「無名火」。這從那一段時期劉在一些會議上的表現及其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中可見一斑斑。心理分析告訴我們：當一個人在「窩火」的心態下，就最容易發「無名火」了。
一邊發著「無名火」，一邊在實際工作中加小心。如何在運動中不被抓到新把柄？是他必須考慮的事。
1966年6月1日晚間，在毛澤東親自干預下，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在中央廣播台廣播，北京高校立刻呈現一片亂局，東城失火，西城冒煙，到處都在遊街、抄家、戴高帽子，掛黑牌子。
面對混亂不堪的局面，遠在三千里外的毛正在西子湖畔觀風景，一副好心情，「排下窩弓射猛虎，安下金鉤釣鰲魚」，等著看魚兒如何上鉤吞餌。
「四清」還沒有搞完，為什麼要搞「文革」？「文革」究竟是如何一種搞法？底牌是什麼？底線在哪裡？劉少奇全都一頭霧水。劉少奇主觀上想問問清楚，他請示毛，打電話請示，寫報告請示，但都沒有收到效果。他通過周恩來向毛澤東請示，得到了允許，約好了時間、與鄧小平一起屁顛屁顛親自飛到杭州去向毛當面請示。
無奈毛早已居心叵測，就是不告訴他「底牌」，以「相機行事」虛委搪塞。
站在毛的立場上，這個「底牌」當然不可能告訴劉，確實也無法告訴劉。因為這個「底牌」就是要打倒你，打倒你的「底牌」怎麼可能告訴你呢？
毛澤東沒有告訴劉少奇底牌，劉少奇也揣摸不透毛的意圖，轉而自己去尋找最穩妥的辦法應對。
這個最穩妥的辦法也被他那個形上學的腦袋找到了，那就是「派工作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