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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圍城 其實一直都沒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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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歷史書告訴我:1948年長春圍困的事件,竟然要比1937年南京大屠殺的事情還要嚴重,不只是餓死人的人數,而且,竟是中國人餓死中國人。前幾天,兩位因失地上訪十多年的訪民求助我拍視頻上網,好讓當地及中央知道他們的冤情。我問他們,你們相信黨和政府會給你們解決嗎?他們說,當然啦,共產黨是為老百姓做主的……我不禁感慨,從六十八年前到現在,長春的圍城,其實一直都沒有結束,偌大的紅色中國,就是一個無形的「卡子」,就是一個老百姓苟活以掙扎但逃不出去的圍城啊。

有一次,我和杜斌經過北京永定河邊的一個小橋,一個衣衫襤褸的老漢高興地把他拉住了,這是一位杜斌以前採訪過的一個訪民。老漢把我們拉到橋邊的「家」:一個掛滿鍋碗瓢盆和被褥的「房車」,這是他用板車改裝的,為了能在北京長期上訪。老漢想找出新的上訪材料給杜斌看看……後來杜斌對我說:「我很傷心,除了拍照外,你根本解決不了他們的什麼問題。」他還講到,十幾年來,看到、聽到的事情越來越糟糕,對他的「傷害也是非常大的,心也越來越硬了」。

2016年,我和杜斌合作,一起拍攝一對夫婦。對著攝影機說話的女人一邊哭一邊講述:由於其丈夫被勞教、監控,這麼多年她受牽連,時時生活在恐懼中,她不得不與丈夫辦離婚手續以求得安寧……我忽然瞥到,一條白亮亮的線,從杜斌臉上垂下來,他和那女人一起流淚呢。因為他手持攝影機挪不開手,顧不上擦,流淚、鼻涕竟然垂流下幾寸長……這就是杜斌。

我知道這些年杜斌一直在收集關於長春圍城的資料,相關檔案史料被封鎖,百度上能得到的信息都是經過過濾的,所以他一般都是翻牆或者去舊書店淘。

每次見他,他的話題經常就是找資料,談起他在哪裡又買了什麼書,又發現圍城的什麼細節了等等,每找到新的資料他就興奮得不得了。他是如此沉浸在這本書里,如果你不忍心打斷他,他就會一直說下去,沒完沒了……他已經是幾天都沒有和人說過話了!

有一次他在舊書店發現了一張老報紙,賣三百塊錢,他覺得太貴,不捨得錢,他講過這事。因為2012年中共政府就不給他工作許可了,他也就不能繼續給《紐約時報》做攝影師,所以經濟上很慘澹的。

「不得不佩服1949年《紐約時報》社論的遠見:『國共內戰,……中國最老的敵人是飢餓,和最新的敵人共產主義已經會師了……』」

同杜斌其它的書相比,《長春餓殍戰》這本書的封面沒有以前那種強烈的視覺衝擊力了,大紅調子裡多了一些暗紅,文字敘述也少了很多抒情。它不是那種精彩紛呈、適合大眾輕鬆閱讀的暢銷書。

書中史料雜陳,國共兩軍的機密電文與作戰會議的秘密講話、官方公開與內部的出版物、軍方的陣中日誌與內部數據、報刊的新聞報導等等,都按時間順序羅列一起。

據書中徵引的史料(引文出處從略):

長春圍城「這一勝利的全部過程,充分證明了毛主席戰略指導思想的英明正確」,「長春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沒發一槍一彈」,「這是我國第一個用和平方式解放的一座大城市」,是「大城市和平解放的光輝範例」。

1988年9月,在中共慶祝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東北瀋陽軍區公開歷史的回答是:當時長春人民的一切災難,都是由於國民黨蔣介石發動反人民內戰所造成的惡果。國民黨軍在長春奉行的殺民養軍政策,是導致長春市民大批死於飢餓的根本原因。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罪魁禍首是發動內戰的國民黨反動派,應該痛恨的,是親手炮製殺民養軍政策的蔣介石!

而國民黨方面認為:「中共軍隊在長春圍城期間的行為構成戰爭犯罪」,「共產黨應為這一問題負責」。為了消耗長春城內的糧食供應,拖垮國軍,共軍不讓饑民出逃。大批百姓聚集在兩軍陣地之間的真空地帶,無法逃生。

「長春之戰的可恥之處就在於中共軍隊採用了極不人道的做法。」當時的獨立媒體《大公報》稱之「可恥的長春之戰」。

杜斌以編日體的方式,以倖存者的口述及國共兩軍雙方的見證文字,展示了內戰的整個過程。如果你自己去仔細看,去仔細思考,那些宏大歷史敘事中被忽略的細微之處,就會使你震撼。

書中指出,林彪的部隊圍困長春其實從1947年11月4日就開始了,當時雖然未將長春城都圍死,但切斷了小豐滿水電站通往長春城的電,炸掉了煤礦,百姓也弄不到木柴,到冬天,凍死、自殺者眾;到了1948年的4月18日,林彪才報告毛澤東要採取死死圍困的行動。

6月5日,林彪、羅榮桓下達《圍困長春辦法》,對長春實行「久困長圍」的方針,「嚴禁城內百姓出城」。自6月25日起,共軍正式開始對長春封鎖圍困。

為了消耗長春城內的糧食供應,拖垮國軍,共軍不讓饑民出逃,「只有帶槍和軍用品的人才能放出」。

7月下旬,蔣介石電令守軍疏散長春的老百姓,讓老百姓出城謀求生路,但出城遭到了中共軍隊的阻撓。

《羅榮桓48年圍困長春報告:不讓饑民出城》一文披露,「成群饑民為了逃命,曾跪在共軍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甚至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也有持繩在崗哨前上吊的。」

倖存者及見證者回憶:

有哨兵看到難民走近便說:「老鄉,不能再前進了,你們再前進,我們只好開槍了。」難民哀求道:「我們都是善良百姓,怎能忍心在這兒把我們餓死呢?」共軍回答:「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們也不敢違背紀律。」有人不顧一切走上前去,「砰」的一槍就一命嗚呼了。

……當時城裡傳聞,有一名共軍的連長,因為看到不准放人的慘狀,內心極度不安而自殺身亡。……

……卡子上天天宣傳,說誰有槍就放誰出去。真有有槍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錢人,往城裡買了準備好的,都是手槍。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錢買呀!……

作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駐長春黨、政、軍負責人鄭洞國將軍,在撰文反思長春餓殍戰時稱,長春的「屍橫遍地」令他「心驚肉跳」,每每追憶時都「感到萬分痛苦和歉疚」。(翻攝自杜斌《長春餓殍戰》)

……睡在屍骨上,身旁還有探出地面的死人手臂。周圍是一望無際的死屍和難民,附近是啃著人骨的成人、把血當奶舔的嬰兒……

用一枚金戒指只能換到一個小小的窩頭,……幾個大餅子就領走一個大姑娘——就認吃的……

……每斤人肉賣價250萬元,是所有能吃的食物中最便宜的一種。許多父母吃了自己的孩子。……

對被困在長春城裡的人來說,他們像城外的共軍一樣急切地盼望著共軍能早日打進來。……只有八路軍打進來才能有糧食。

……「解放軍什麼時候來救救我們呵?」其中一人立即跪倒在香案面前磕頭禱告。……這張黃紙所敬的是菩薩,實際上是人民解放軍。正在這時候,忽然有一對年老的夫婦一同向我跪下來,哀求著說:「同志,來救命呀,我們四個孩子統統餓死了,解放軍再不來,我們就得死完。」

1948年11月11日,在長春城內,中共舉行盛大的圍城部隊入城儀式,慶祝長春解放暨東北全境解放大會。八萬群眾高聲齊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歌。

多少天沒有吃到糧食的老百姓領到黃燦燦的小米,人人笑逐顏開,他們說:「如果長春再晚解放幾天,我們都得餓死,還是共產黨好!」

……每當難民端起粥碗,就止不住流下淚來,感激救命恩人共產黨、解放軍和人民政府……

在中共軍隊內部史料里,還可以看到中共宣傳的力度:

……政治委員肖華在會議上作了《關於圍困封鎖長春的政治工作報告》……開展市民的宣傳教育工作。要將老百姓的飢餓貧困的罪過歸到敵軍身上,擴大他們與群眾的矛盾……

……在百姓饑寒交迫的時候,我圍城部隊看在眼裡疼在心上……那個小傢伙的姐姐追上來,到我跟前就跪下了,雙手拜起一直說:「謝謝解放軍,謝謝解放軍救了我弟弟,我們永遠忘不了您!」我迅速把姑娘扶起來,說:「不用謝了,這是共產黨讓我們這樣做的,要謝你就謝共產黨、毛主席。」

不僅倖存者需要知道是誰給他們飯吃並拯救了他們,甚至連警察也要接受革命洗腦。……「(幹校)主要是對學員進行革命人生觀和公安專業教育。由於學員來自四面八方,思想上難免存在一些胡(糊)塗認識,主要表現是:對國共兩黨內戰的責任問題、長春被困餓殍遍野的責任問題以及國民黨的反動本質等問題。通過學習,使學員逐步搞清了是國民黨反動派搞獨裁發動的內戰,共產黨是被迫還擊,內戰的責任在國民黨;長春被困餓死不少人,是國民黨殺民養軍反革命政策造成的。」

……從切身經驗中,東北人民已經懂得: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東北人民真正的救星,也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帶給東北人民以民主自由與幸福,才能引導東北人民走向革命的最後勝利。

…………

雖然杜斌有言:「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每段文字都有依據,每句引語都有出處」,「不去改變其語境,更不進行轉述,而是直接摘引,讓文字自己去述說」,但在壓抑的、有節制的敘述里,你還是能感受到作者對人間餓殍的哀嘆與悲憫。

而且我也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1948年的中共長春圍城,確實是「有組織的飢餓計劃」,飢餓是「現代的、隱形的」、「大規模的殺人武器」。

還有,我這個曾經被大陸歷史教育洗腦,從小就把美國看成「美帝」的「好學生」,不得不佩服1949年《紐約時報》社論的遠見:「國共內戰,……中國最老的敵人是飢餓,和最新的敵人共產主義已經會師了……」

「沒有歷史書告訴我:1948年長春圍困的事件,竟然要比1937年南京大屠殺的事情還要嚴重,不只是餓死人的人數,而且,竟是中國人餓死中國人。」

我就是一個長春人,在長春出生、長大。長春人民廣場的蘇聯英雄紀念碑,曾經是我們小時候經常去列隊紀念的地方,但沒有歷史書告訴我:當年蘇聯紅軍在長春燒殺姦淫,無惡不作……

1948年餓斃長春人最多的地方是洪熙街,就是現在熱鬧繁華的紅旗街,小時候過年,我們全家人都會去那裡買年貨。

但沒有歷史書告訴我:這地方是當年中共封鎖百姓出城的「卡子」,「餓殍堆成了幾座山」;也沒有歷史書告訴我:1948年長春圍困的事件,竟然要比1937年南京大屠殺的事情還要嚴重,不只是餓死人的人數,而且,竟是中國人餓死中國人。

「這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哪個國家哪個政黨都是這樣。政治的鬥爭就是殘酷啊,老百姓的犧牲是不可避免的……」我的很多長春朋友、父輩現在都這麼認為。

中共圍困長春,期間究竟有多少人被餓死?數字眾說紛紜,中共稱難民死亡人數在8萬至15萬之間,國民黨稱餓死了65萬,有數據表明,長春的居民人口由圍困前的50萬銳減到圍城後的17萬人。

每年的南京大屠殺紀念日,朋友圈都在高調轉發著對日本人的憤慨,但幾乎沒有一個人敢公開去質疑這場戰爭:到底有多少人,無聲無息地消失在中共黨史、戰史里?這場餓斃數十萬百姓的戰爭災難,到底是誰的責任?

「大量事實證明:在中國,當你試圖了解真相、說出真相併表達你的態度時,你就有可能已經涉嫌犯罪了。」

當然,我深刻地理解,任何事情,如果想要得出一種正常、符合人性與普世價值的判斷,在當今的中國大陸都是非常艱難的。

首先是必須儘可能占有大量完整的信息:官方的、非官方的、民間的、對立方的、公開的、不能公開的、不被屏蔽的,翻牆才能看到的信息等等,這個就非常不易了;還需要一個說真話不受懲戒、自由表達不受打壓的社會,而一個沒有利益誘惑、沒有威逼恐嚇的環境,是讓人講真話的基本保障。

因為大量事實證明:在中國,當你試圖了解真相,說出真相併表達你的態度時,你就有可能已經涉嫌犯罪了!

1989年大陸出版了作家張正隆的《雪白血紅》,其中「說到359旅進東北打內戰,一路經費就是靠鴉片」。而且,內容也涉及了長春圍城話題。後來《炎黃春秋》原副主編劉家駒稱:「時任國家副主席王震看了,怒火中燒,舉起手比劃成手槍狀,大聲疾呼:『把這樣的反黨亂軍的作者留下有什麼用?』「總政下令抓捕作者編輯」,「無需法律程序,(責任編輯)馬成翼關了23天,張正隆關了一個月。」(劉家駒,《〈雪白血紅〉蒙難記》,《炎黃春秋》2015年10月號)後來此書在大陸被禁,只能輾轉在香港出版。

日本倖存者遠藤譽女士的《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也因為講述長春圍城那段歷史,在中國被出版社以「過于敏感」為由拒絕;我注意到杜斌的這本《長春餓殍戰》,出版社是台灣的白象,書皮上寫著:不需出版社審核,人人都能出自己的書。

龍應台曾採訪過一位長春圍城的倖存者,後來記述在她的《大江大海1949》裡。書出版後,這位倖存者撰文,稱接受龍應台的採訪為其帶來麻煩,他寫了情況說明給長春文史辦備案,不斷表白他對長春圍城的「認識」,最後終於使自己的結論再次符合了中共的口徑:圍城餓死人的罪責都在國民黨。(文史季刊《往事》創刊號,2014,長春市政協文史辦內部資料)

據說日本倖存者遠藤譽女士在回日本前,竟然也遭中共的洗腦和批鬥,現在想想這一點都不奇怪了。

去年在北京南站,一位上訪者拿出包里隨身攜帶的五星紅旗,披在身上,希望我為她拍照,曝光她的冤情。我問她為什麼披國旗照相呢?她說:我相信黨、相信政府,他們關心老百姓的利益……事後,她給我打電話,因為安全的原因,讓我把她所有照片全部刪掉。

前幾天,兩位因失地上訪十多年的訪民求助我拍視頻上網,好讓當地及中央知道他們的冤情。我問他們,你們相信黨和政府會給你們解決嗎?他們說,當然啦,共產黨是為老百姓做主的……

能說什麼呢?我不禁感慨,從六十八年前到現在,長春的圍城,其實一直都沒有結束,偌大的紅色中國,就是一個無形的「卡子」,就是一個老百姓苟活以掙扎但逃不出去的圍城啊。

責任編輯: 白梅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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