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著名詩人徐志摩應《晨報》社社長陳溥生之約，出任《晨報副刊》的主編。徐志摩走馬上任後，立即邀請剛從海外歸來的張奚若擔任主要撰稿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徐志摩認為張奚若「是一位有名的炮手」，是一個「硬人」。當時北京大學教授陳啟修在《晨報》正刊發表一篇文章，標題是《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因此張奚若首先寫了《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作為回應。很顯然，陳文的用意在於為蘇俄辯護，張文的目的則是為了揭露。張在文章中說，他之所以反對蘇俄，是因為「帝國主義的國家僅僅吸取了我們的資財，桎梏我們的手足，蘇俄竟然收買了我們的良心，腐蝕了我們的靈魂；帝國主義只想愚弄我們的官僚和軍人，蘇俄竟然愚弄我們的青年和學者；歐戰後，帝國主義的國家還唱尊重我們地土主權的口頭禪，蘇俄竟然羌無原故地占據了我們的外蒙古（他們的中國朋友還要替他們解釋說應該占據）；帝國主義的國家僅暗中幫助我們的吳佩孚張作霖（，）蘇俄竟明目張胆的在廣東做我們的高級軍官和外交官！」寫到這裡，張奚若無比憤怒地責問：蘇俄「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強暴惡劣的手段，在這個毫無自衛力的國家裡橫行無忌，『如入無人之境』，還要說他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倒要問問不是敵人是什麼？」
1925年正是國共兩黨在蘇聯支持下，在廣東發動北伐革命的時候，因此該文發表後在社會上引起很大轟動，並掀起一場「仇俄友俄」大討論。參加討論的人很多，其中包括梁啓超、丁文江、陶孟和、張慰慈、錢端升、李璜、常燕生、陳翰笙、江紹原、劉侃元、張榮福、胡石青等文化知識界的名流。這本來是一件好事，沒想到討論到最後，居然發生所謂「北京群眾」火燒晨報館的事件。為此，胡適曾給陳獨秀寫了一封信。他強調大家應該懂得「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的「爭自由的唯一原理」，從而營造一種容忍異己的社會氣氛。否則，「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壁壘森嚴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胡適與徐志摩、張奚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此之前胡適卻一直抱著隔岸觀火的態度，沒有參加這次討論。
這是為什麼呢？直到第二年，胡適在出國途中路過蘇聯時，才在寫給張慰慈的信中透露中了個中緣由。張慰慈既是胡適的好朋友，又是著名政治學家，因此胡適連續給他寫了三封信談到他對蘇聯的認識和感受。他在第一封信中說：到了蘇聯，看到人家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奮鬥，便深深感到中國的「新政客」除了不研究問題、不延攬人才外，還有一個大毛病，就是沒有理想，沒有理想主義。
在第二封信中，胡適進一步表達了上述感受。他說：「我的感想與志摩不同。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志的專篤（Seriousness of purpose），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正因為這樣，他還發出如下的感慨：「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麼配批評蘇俄！」此外他還說：蘇俄雖然是個獨裁國家，但是從教育統計來看，他們是在用力辦教育的。如果按照這個趨勢認真做下去，這種獨裁專制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
在第三封信中，胡適繼續對張慰慈說：「我這兩天讀了一些關於蘇俄的統計材料，覺得我前日信上所說的話不為過當。我是一個實驗主義者，對於蘇俄之大規模的政治試驗，不能不表示佩服。凡試驗與淺嘗不同。試驗必須有一個假定的計劃（理想）作方針，還要想出種種方法來使這個計劃可以見於實施。在世界政治史上，從不曾有過這樣大規模的『烏托邦』計劃居然有實地試驗的機會。」此外，他還談到一年前沒有參加「仇俄友俄」大討論的理由。
他說：去年許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討論，我所以遲疑甚久，始終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實驗主義不容我否認這種政治試驗的正當，更不容我以耳為目，附和傳統的見解與狹窄的成見。我這回不能久住俄國，不能細細觀察調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見已足使我心悅誠服地承認這是一個有理想，有計劃，有方法的大政治試驗。我們的朋友們，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與制度的朋友們，至少應該承認蘇俄有作這種政治試驗的權利，我們應該承認這種試驗正與我們試作白話詩，或美國試驗委員會制與經理制的城市政府有同樣的正當。這是最低限度的實驗主義的態度。
他還說：至於這個試驗的成績如何，這個問題須有事實上的答案，決不可隨便信任感情與成見。還有許多不可避免的困難，也應該撇開；如革命的時期，如一九二一年的大災，皆不能不撇開。一九二二年以來的成績是應該研究的。我這回如不能回到俄國，將來回國之後，很想組織一個俄國考察團，邀一班政治經濟學者及教育家同來作一較長期的考察。
他強調：許多少年人的「盲從」固然不好，然而許多學者們的「武斷」也是不好的。
胡適在莫斯科僅僅停留三天，便經過歐洲大陸到達英國參加中英庚款委員會董事會議。會議結束後，他又在西歐逗留好幾個月。在此期間，他給徐志摩寫過兩封信，談了出國以後的一些感想。
在第一封信，胡適對徐志摩說：這次出國，有許多反省的時間，使他一方面感到沮喪，一方面感到興奮。沮喪的是：回國九年來，既不知道幹了些什麼，也不知道成績何在，就連辦了一年多的《努力》以及「幾個朋友談了幾個月的反赤化」，也覺得「淺薄無聊」。興奮的是：他在莫斯科呆了三天，卻感到那裡的人「真有一種『認真』『發憤有為』的氣象。」於是他覺得「我們應該發憤振作一番，鼓起一點精神來擔當大事，要嚴肅地做個人，認真地做點事，方才可以對得住我們現在的地位。」此外，他還談到不應該學英國人的懶散和敷衍，應該學習德國和日本的奮發有為。
在第二封信中，胡適與徐志摩進一步討論了蘇俄問題。他把徐志摩對蘇俄「這種政治試驗」的質疑歸納為四個方面：
第一，蘇俄的烏托邦理想「在學理上有無充分的根據，在事實上有無實現的可能？」
第二，他們的方法對不對？
第三，這種辦法有無普遍性？
第四，「難道就沒有比較平和，比較犧牲小些的路徑不成？」
關於第一點，胡適根據自己對蘇聯的了解，向徐志摩介紹說：「他們根本上就不承認你心裡所謂『學理』，這卻也不是蠻勁。」對於蘇聯的這種態度和看法，胡適是深表同情的。他說：「本來周公制禮未必就恰合周婆的脾胃，我們也就不應該拿周公的學理來壓服周婆。平心說來，這個世界上有幾個制度是『在學理上有充分的根據』的？」至於事實上的可能，那應該由事實來說話，「我們不能單靠我們的成見就武斷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不能有偉大的生產力。」
關於第二點和第四點，胡適認為這是方法問題，他覺得「難道就沒有比較平和，比較犧牲小些的路徑不成？」完全是一種「孩子氣」的問話，但世界上的許多事情並不像小孩子想像得那麼簡單。至於第三點，胡適認為只要肯干並且能幹，什麼制度都可以行得通，都有普遍性。此外，他還在信中討論了「赤化」問題，並介紹了蘇聯的教育情況。
這兩封信分別是1926年8月和10月寫的，可見直到去了英國以後，胡適對蘇聯的看法也沒有改變。
1926年年底，胡適啟程前往美國。闊別將近十年再次踏上這片土地之後，胡適的最大感受有兩點：一是汽車工業的高速發展，二是社會和時代給美國人民帶來的福祉。關於前者，他發現1927年全世界汽車生產量是2750萬輛，而美國的汽車擁有量已經達到2233萬輛，占世界生產量的80%以上。1926年，美國每六個人中有一輛汽車，到1927年平均每五個人就有一輛。至於後者，他以在紐約參加的「兩周討論會」為例，說當時有六位客人參加辯論，其中一位身穿晚禮服的勞工代表一開口就讓他感到詫異：「我們這個時代可以說是人類有歷史以來最好的最偉大的時代」。接下來，這位代表用12分鐘時間描述了美國在科學、工業、美術、音樂、建築上的進步，以及教育的普及、幸福的增加。胡適聽了以後，「忍不住對自己說道：這才是真正的社會革命。社會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向來被壓迫的社會分子能站在大庭廣眾之中歌頌他的時代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有了上述感受，胡適在《漫遊的感想》中，專門辟出「往西去！」一節，來介紹這方面的情況。他說：
——我在莫斯科住了三天，見著一些中國共產黨的朋友，他們很勸我在俄國多考察一些時。我因為要趕到英國去開會，所以不能久留。那時馮玉祥將軍在莫斯科郊外避暑，我聽說他很崇拜蘇俄，常常繪畫列寧的肖像。我對他的秘書劉伯堅諸君說：我很盼望馮先生從俄國向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國，至少也應該看看德國。
——我的老朋友李大釗先生在他被捕之前一兩月曾對北京朋友說：「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但他說這話時，我早已到了美國了。
——我希望馮玉祥先生帶了他的朋友往西去看看德國、美國，李大釗先生卻希望我不要往西去。要明白此中的意義，且聽我再說一件有趣味的故事。
故事是這樣的：胡適從美國歸來路過日本的時候，曾經拜訪過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福田德三博士。此人剛從歐洲回來，思想主張便有所變化。胡適問他為什麼不到美國看看，他說「美國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國會把我的學說完全推翻了。」
這話對胡適的刺激很大，因此他感慨地說：「世間的大問題決不是一兩個抽象名詞（如『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緊的是事實。現今許多朋友只高談主義，不肯看看事實」，同樣是一種迷信。
從這裡，可以看出胡適到達美國以後，已經清楚地看到在兩種不同的「社會革命」或曰「社會實驗」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何況，他在三天走馬觀花的參觀中，根本不可能看到蘇聯的「廬山真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