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葉源於中國，品茶文化的集大成者茶道自然也發韌於中國，早在唐朝筆記小說集《封氏聞見記》中，便已經有了「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的記載。唐朝貞元年間進士呂溫曾有一篇《三月三茶宴序》，將唐朝上巳節時的茶道盛況描繪得繪聲繪色：
「三月三日，上巳禊飲之日也。諸子議以茶酌而代焉。乃撥花砌，愛庭陰，清風逐人，日色留興。臥借青靄，坐攀花枝，聞鶯近席而未飛，紅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覺清思；雖玉露仙漿，無復加也。座右才子南陽鄒子、高陽許侯，與二三子頃為塵外之賞，而曷不言詩矣。」
唐宋兩朝，中國茶道極為興旺。之後宋元易代，蒙古人成為了中原的主人。作為遊牧民族，粗獷豪放的蒙古人顯然茶道的繁複精緻興趣不大；至明初朱元璋大覺茶道之事奢侈，因而廢餅茶為散茶，茶道一事在中國也便漸漸衰落。
未曾想到的是，茶道在一海之隔的日本，卻煥發出了盎然的生機。兩宋時期，茶道隨著來往於禪門的日本僧人東傳，迅速在日本生根發芽，成為日本文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隨著明朝對茶道的打壓，日本茶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更幾乎成了碩果僅存的一脈，浸染著日本之後千年的人事代謝。在日本，茶道已經不僅僅是一門藝術或一種精神，它更是日本歲月的縮影，沖泡品茗間自有無數鐵馬金戈尋常巷陌，枕著或清或濃的茶湯走入後人的唇齒之中。
茶道即是「茶湯之道」。早在唐朝時，眾遣唐使便將唐代茶道傳入了日本。不過當時日本未來得及引起茶樹，中原地區就步入了大規模的戰亂，於是日本茶道也就隨著存茶的飲盡而斷裂了。日本茶道真正的引入，是鎌倉時代，其時的中國正處於南宋。宋朝茶道極為煩瑣複雜，從碾茶候湯至熁盞點茶，每一步都需要極深的火候，當時甚至有能人異士發展出了「茶百戲」，在水與茶末融合時將其順勢撥弄成文字或是花鳥魚蟲等圖案，其效果近似於沙畫。
日本人基本全盤接受了宋朝茶道，從鬥茶、點茶到茶室均為中國式樣。日本效仿中國建造了飲茶亭，樓下供茶客等待，樓上的台閣用於鬥茶，茶客在此鑑別茶葉與茶湯，猜對次數多者為勝——陸游詩中的「晴窗細乳戲分茶」之景，同樣也風靡於日本貴族階層。等到書院建築傳入日本之後，將軍、大名及上層武士等貴族階層的宅邸客廳又開始「書院化」，於是便出現了在書院建築中舉辦茶會的「剛需」。在此舉辦茶會自然不能完全套用飲茶亭的流程，於是茶道開始了日本化的進程，日本茶道的肇始人能阿彌也便走上了歷史舞台。
能阿彌最初也是武士，後為追求藝技而成為同朋。同朋是室町時代侍奉將軍、大名的藝人、茶匠和雜役的統稱，可見在當時能阿彌選擇的這條路有些「自貶身價」。能阿彌通曉書畫茶及唐物鑑別，成為同朋後主要負責為將軍制定「東山御物」——作為這樣一個「全能型」的文人，制定、改革茶會規則自然是當仁不讓了。
在這裡先說說唐物與「東山御物」。日本古代極為推崇中國，故從皇族到平民均對唐朝風物心懷憧憬，而唐物特指從中國流傳至日本的藝術品。「東山御物」是足利將軍家收藏的寶物，因其收藏地點在京都東山，故稱為「東山御物」。從這裡看來能阿彌似乎是一位古董鑑定師，然而在唐物幾乎成為日本人品味與審美代表的時代里，唐物鑑定可遠遠不僅僅是古董鑑定這麼簡單——它還代表著地位，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在眾多唐物中修煉出自己的鑑別技巧的。
之所以要著重強調唐物，是因為唐物在日本茶道中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想成為一位茶湯名人，除了精通茶道外還必須擁有唐物，缺了這個小小的舶來品，縱然有著深厚的茶道積澱與藝術構思，也不能稱為茶湯名人。
回到能阿彌身上：在將軍的要求下，能阿彌編寫了書院茶室裝飾的規則，並將中國式的點茶法改革成了日式的台子點茶。此後，能阿彌將大量時間花在了專研茶藝上，並努力掃除了之前鬥茶會的奢靡嘈雜，使茶會漸漸向清淨幽雅的方向轉型——日本茶道在他手中已經初具雛形。
不過日本茶道的開山始祖並不是能阿彌，而是他的徒弟村田珠光。珠光本是僧人，而且還是一休和尚的弟子。他在修禪的過程中學習茶藝，漸漸悟出了「佛法亦在茶湯中」的禪意。能阿彌極為鍾愛這一弟子，將其「書院茶」傾囊相授的同時更讓其接觸「東山御物」，最終讓珠光能夠將茶湯與禪相結合，上升為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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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光的茶道，是佛教的茶道，主張眾生平等。在珠光之前，茶室有著極強的等級色彩，貴族與下人所走的通道、所用的器物都是不同的，而珠光則拋棄了貴族所用之物，以讓大家都成為「下等人」的方式實現了眾生平等，這便是茶道中的「侘」。珠光一方面接觸著日本最為華貴的唐物，一方面又在茶湯中追求眾生平等，由此孕育出了日本人「草屋拴名駒，陋室配名器」的獨特美學。
如果說能阿彌給了日本茶道以形體，那珠光則將靈魂注入其中。在師徒二人的努力下，帶有濃濃佛學意味的日本茶道終於成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