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編者按：2019年12月8日，武漢發現27名不明肺炎患者；截止到2021年1月19日，全世界有9610萬人感染上中共病毒，死亡205萬。在過去的整整一年，幾乎全世界都在努力抗擊中共病毒。在病毒最早爆發的中國，中共病毒之戰不僅更為長久一些，也顯得略微複雜一些：疫情不僅僅是一個公共衛生的大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體制問題。為什麼疫情最早發生地武漢的死亡和封鎖會如此慘烈?為什麼疫情起初會被瞞報？最佳的防疫機會為什麼被錯過？為什麼到了後期，疫情爆發地中國的防疫反而比其他國家做得更好？為什麼世衛組織一年後才能進入中國進行病毒源頭調查？一年之後，CDT編輯再次回顧媒體報導和分析中，這場巨大災難背後的中共體制原因和人禍因素。
一從可控到失控，中共病毒疫情最佳防控時機是如何錯過的？
一年後，回望這場巨大的災難，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武漢錯失了最佳防疫時機，中國錯失了最佳防疫時機。為什麼會錯過呢？2003年非典之後，中國政府耗資巨大建立了一套可以從地方直通中央的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然而，在此次疫情，它幾乎完全失效，為什麼呢？
曾出版專著《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個組織學研究》的史丹福大學社會學教授周雪光，在中共病毒疫情剛剛爆發之時，便接受了BBC中文採訪，從組織角度出發，指出中國政府在這場疫情上上的治理模式和特點：
中國政府動員體制是向上負責的，整個官僚體制像是一個高能量的機器，需要自上而下的啟動，所謂令行禁止，上面叫你動就動，叫你不動就不動。有這種剛性和各種各樣的紀律約束，出了問題就會有職業生涯危險，大家非常小心謹慎，特別在重大問題上，不得到上級的具體指示，就不能有自我判斷和行動。事件的演變過程也反映了這種情景。我們看到，在高層發話動員之前，各地各級政府包括武漢的政府部門都是按兵不動的。一旦上面發話了，各地才積極響應，動員起來。這個狀況和這些年的大環境很是吻合。BBC|周雪光專訪：中共病毒疫情暴露「剛性」體制弊端
在周雪光教授看來，這樣的剛性體制會導致三個問題：
第一，自下而上的資訊流通困難；第二，啟動應急對策的時間滯後。這兩者是互相關聯的。資訊流動不暢或高度不確定，就會導致決策過程的拖延不決。第三個問題，是專業人員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的角色作用。
因此，即便有著直報系統，即便有著吹哨人，即便有著專業人士的呼籲，這場疫情的最佳時機依然被錯過。
2019年12月8日，武漢發現27名不明肺炎患者；2020年1月1日，武漢市警局官方微博消息，8人散布中共病毒不實消息被依法處理。此後，官方一直封鎖有關武漢有不明肺炎的消息。
1月21日，第一篇指控官員隱瞞疫情的文章在網絡瘋傳《我們已知的武漢肺炎的重要消息，都不是武漢官方首發的》，文章指出：
武漢市和湖北省前一陣子都在忙著開兩個重要的會，有些武漢官員的想法恐怕是覺得重要會議期間要穩定，不要製造混亂。這種想法，從我2002年大學畢業進入武漢的新聞單位就有了，這些年他們也一直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幹的：兩會期間，不允許報導負面的新聞，要給兩會營造和諧的氛圍。
如他們所願，他們舒舒服服開完了會，疫情也一步步擴散開了去。
2020年1月19日，武漢才派了了一個副市長出來介紹疫情。而武漢的第一例病人，出現在2019年12月8日。
此後，武漢肺炎的情況才陸續有媒體報導。1月25日，中國新聞周刊報導《武漢醫生：疫情剛開始「整個不讓說」》：
武漢協和醫院的醫生林羽回憶說，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武漢市的策略都是「冷處理」。他所在的醫院就通知，在沒有單位授權的時候，不允許私自在公眾平台談論病情，不允許私自接受媒體採訪，不僅僅是臨床系統，包括院感、CDC那邊消息管控更嚴重，「整個就不讓說」。當時，醫生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再囑咐就診患者：「口罩、口罩、一定要買口罩、戴口罩」，甚至半開玩笑地囑咐「不要去華南海鮮市場買東西，那裡東西不新鮮。」
12月31日，武漢市政府公告稱，共發現27例病例，其中7例嚴重，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人民日報官方微博發消息：「目前病因尚未明確，不能斷定是網上傳言的SARS病毒。」
武漢市公安機關經調查核實，還傳喚了8名在網絡上發布、轉發不實信息的違法人員，依法進行了處理，並在2020年第一天通過官方微博發布了這條消息。
從1月6日至1月10日，武漢市衛健委沒再就「不明原因肺炎」發布通報。
1月27日，財新採訪武漢市長周先旺《武漢市長承認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時》，周先旺承認：
周先旺：這次我們的疫情其實各方面對我們信息的披露是不滿意的，我們既有披露不及時的一面，也有我們利用很多有效信息來完善我們的工作不到位的一面。前面這個披露的不及時，這一點大家要理解，因為它是傳染病，傳染病有傳染病防治法，它必須依法披露，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這個信息以後，授權以後，我才能披露，所以這一點在當時很多不理解。後來特別是元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確定了這個病作為乙類傳染病，並進行甲類傳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屬地負責，從這之後，我們認為我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而且在很多方面的一些強硬的措施上，不是慢半拍，那是可以說是硬了一拍，比如說關閉離漢通道的問題，暫停我們的城市的地鐵、公共交通、輪渡，包括武漢出去的長途公共汽車，這是很果斷的。
1月27日，後來被視為吹哨人李文亮醫生，接受了北京青年報深一度採訪，他在被訓誡11天後便被傳染住進隔離病房，同時，其父母也被感染。當天，這篇報導《北青深一度｜受訓誡的武漢醫生：11天後被病人傳染住進隔離病房》被全網封殺。在訪談中，李文亮出示了自己的訓誡書，並說：
12月31日凌晨1點半接到電話通知，讓我去武漢市衛健委。當時衛健委連夜開會，應該是應對疫情的會議，我們醫院院領導、醫務室主任都參加了。我沒參加會議，讓我在其他房間等著。會議結束，院領導詢問了我一些消息來源之類的問題。凌晨4點多的時候主任開車送我回的家。12月31日被叫去醫院監察科，去了兩三次，有時候是監察科同事接待，有時候是紀委書記。反覆問我消息來源，以及有沒有認識到自己造謠的錯誤。後來要求我寫了一份不實消息外傳的反思與自我批評。說要院內處分，具體一直沒有出來。1月3日上午，我又接到派出所電話，讓我簽了一份《訓誡書》。
1月29日，帳戶名「小山狗」發表文章《記錄一下首次發現新型冠狀病毒的經歷》，詳細記錄了2019年26、27日發現新冠狀病毒的經過，同時作者也提出自己的疑惑：
為什麼我們兩天就已經分析出了這個未知的病毒是一個跟SARS很像的冠狀病毒，並且上報了所有分析結果，官方要到1月7號才發布消息明確肺炎是由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
要談對整個事件的看法，最大的感覺就是失望，痛心，還有憤怒。我們都已經發現那麼及時了，為啥現在還是沒能控制住？讓全國進入的疫情大戰？更多的不是科學因素，也不是技術因素，而是決策和媒體。
這篇文章第二天被刪除。
1月30日，公眾號「BIOWORLD」發表文章《 NEJM實錘，12月中旬武漢中共病毒已發生人傳人，是誰隱瞞發現，讓疫情蔓延全國？》：
疾控中心的專家已經表明，2019年12月中旬已開始人傳人。
但是，2020年1月10日，武漢官方仍稱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直到1月20日，鍾南山院士公開宣布了會人傳人。
1月30日，有網友梳理了武漢疫情的時間線（《到底是誰耽誤了武漢？》），最後總結出：
2019年12月8日-12月31日，武漢空白；
2020年1月1日-1月10日，武漢空白；
2020年1月11日-1月17日，自第一例死亡病例出現後7天，武漢一直通報「無新增病例」；
2020年1月20日-1月22日，最高指示發出，防控全面升級後2天，武漢才開始號召市民戴口罩，武漢相關領導還在參加春節團拜會；
到底是誰耽誤了武漢？他們到底在害怕什麼？誰為死去的人負責？
1月31日，著名公號「知識分子」發文《「瞞報」還是「保守」？一篇論文引發武漢疫情爭議》，文章分析：
北京時間1月30日凌晨，美國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線了一篇關於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流行病學研究論文，瞬間引發輿論關切。
有批評者認為，論文提到的「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觸者中發生了人際傳播」，顯示包括來自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在內的論文作者至少在1月初已經掌握了明確的人傳人的證據，但外界直到1月20日才了解到病毒可人傳人。也有科學家表示，該論文屬於流行病學回顧性研究，數據採集和分析都是滯後的，為何一定要推演到「隱瞞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