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村落，無論是從《新聞聯播》的偏愛度上看，還是從鄉村治理上看，我們都能感受到農民的國家觀念的淡薄。
在中原農村調查時有這樣一件事：訪談正起勁，一個受訪人突然起身，說「《午間新聞》快開始了，我得回家看新聞去」。他如此惦記午間新聞，是因為他錯過了前一天晚上的《新聞聯播》。我們發現，《新聞聯播》在該地的受歡迎程度僅次於《天氣預報》。由於經常看《新聞聯播》，這裡無論婦女還是老人，都能海闊天空地談論國家政策，還能準確地列舉許多國家領導人的姓名與職務。新聞成了當地人每天生活的必需品，農民只有看了《新聞聯播》，「心裡才感覺踏實」。
01北方農民信權威，南方農民「看熱鬧」
我們對北方農村的問卷調查顯示，絕大部分農民相信新聞的真實性。當被問及為何愛看《新聞聯播》時，農民的普遍回答是：「因為《新聞聯播》最好，最真實，最權威。」他們甚至反問：「不是真的，能上新聞嗎？如果中央新聞都是假的，那國家不全亂套了？」
我們這些來自高校的老師，調研時「深入到基層，深入到農村」，這與《新聞聯播》裡關心群眾生活的領導幹部的形象極為相似。所以每次調研進村後，農民總會急切地詢問：「你們是不是國家派來的？」接著便向我們抱怨村里諸多沒人管的事：村道沒人管，一下雨便進不了村；澇災沒人管，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玉米地被淹；治安沒人管，看著自己的羊被騎摩托車的人抱走；種大棚遭了雪災，養豬趕上瘟疫；等等。這些事情都沒有人過問，沒人管。他們希望我們向國家反映，要國家來管。
我們在村莊中訪談時，老人們總是問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兒子不養爹，你們能不能向國家報告，或者向我們的縣委、省委書記報告？」我們建議：「這事不用找國家，可以找村幹部。」老人聽後很生氣：「告訴他們就像蚊子叮牛角，沒用！電視上的領導天天講『三個代表』，送溫暖。我們底下的幹部卻在下面瞎胡鬧，不關心群眾生活，啥都不代表，就代表他們自己，他們才不管『兒不養爹的事』。」最後，老人十分無奈道：「國家的政策好，一切為農民，種地非但不要交錢，還補錢，這是從來都沒有過的好事，就是下面的不管事。」
然而，我們在江西、湖南等地的農村調研時，卻發現了不一樣的情形：南方農民不像北方農民那樣，對《新聞聯播》有著強烈的喜好與期待。這些地方的農民似乎更喜歡電視劇。即使是村莊精英，也不太重視《新聞聯播》，更談不上寄託和期待。少數看《新聞聯播》的農民，也只是愛看後面的國際新聞。他們看伊拉克問題、六方會談問題，說看這些國家打來打去，很有意思，可以開闊眼界。
顯然，南方農民看新聞不是為了解「國家大事」、「國家政策」或「國家領導人」，而是「看熱鬧」。在他們日常的談論中，我們也很少捕捉到「國家」這個時常掛在中原農民嘴上的詞，既聽不到農民對國家的抱怨，也感覺不到他們對國家的期待。南方農民總是說，「中央新聞（離我們）太遠了，不實用」。在他們看來，左右他們生活的不是電視上的國家，也不是遙遠的國家領導人，而是其身處的村落和地方上的規範。村民可以不關心國家大事，但一定得通曉地方上的事。
02北方農民對「公」的信仰
不同地區農民對《新聞聯播》的態度，以及對國家的訴求程度不同，表明他們的國家觀念存在差異。那麼，為什麼北方農民的國家觀念如此鮮明，對國家的訴求那麼強烈，而南方農民的國家觀念就幾近冷淡？這與村莊的性質有關係。
北方村莊地處平原，易受戰亂衝擊，村莊歷史較短，遷棲頻繁，形成多姓共居的村莊結構。多姓共居的顯著特點是村莊一般以家族為認同與行動單位，家族作為「大私」負責解決家族內部的事，但家族之間缺乏一致行動的能力，因此必須訴求於家族之上的某種「公」的力量，比如臨時家族代表會或村組幹部。在這種農民能夠真切感受到的、具體的「公」之上還有一個抽象的「公」，即農民對國家的想像。北方農村離中央政權較近，在傳統上經常受到政權力量的介入，較容易接受主流的意識形態。因此，當村莊具體的「公」無法切實滿足村莊的功能性和社會性需求時，人們便傾向於訴諸抽象的「公」。
因多姓共居，村莊被多個家族「大私」所分割，所以其內部一般缺乏一種能籠罩村莊、統合共同體的內在力量，村民對村莊缺乏一種「我們」感，即村莊僅僅是一個「公家」的村莊，而不是「我們」的村莊，村莊事務應該由一個具體的「公」如村組去管理，而不是「我」應該負責的。所以，我們在中原農村看到：院子之外的事便不再是「我」的事，而是公家的事，是小組長等具體「公」的事情。村莊中的紅白喜事、糾紛調解、修路築壩，甚至村莊的垃圾堆放都是這個具體的「公」的事。村民把小組長稱為「當官的」，在村民眼中的，小組長就是他們的「官」，是管理村莊公共事物具體的「公」；村莊是小組長的村莊，應該由他們小組長去管。在我們調查的北方村莊的公共治理層面上，除了小組長、村委會，我們似乎很難觸摸到其他承載著村莊公共事務的具體的「公」。
但是，取消農業稅後，一些地方取消了小組長，村級組織也逐漸弱化和虛化，村莊中承載著公共事物的具體的「公」被抽空了。村莊沒有了「當官的」，沒有了「管事的」，村民猛然發現眾多的事成了「沒人管的事」。村民甚至在遺憾失去了具體的「公」的同時，慶幸政府實施了火葬，不然就連喪事中被指派抬棺材的人都沒有了。當失去了具體的「公」的農民已不能在其所生活的村莊尋求一個可以訴求與期待的對象時，便只能轉向外部遙遠的國家，尋找一個抽象卻公正的「青天大老爺」。在農民的日常生活、生產和交往中，一方面是《新聞聯播》裡處處體察民情、關心民生的國家官員形象，另一方面卻是村莊公共事務「沒人管」。這種強烈的對比使農民對新聞上的「國家」——抽象的「公」懷有更急切的期盼與更強烈的訴求。正因為如此，農民對我們這些「國家派來」的學者，也充滿著想像與期待。
北方農民觀看新聞，相信新聞，不僅是要獲得一種心理的安全感，更在於尋找在村莊中所不能找到的訴求與期待對象。所以，農民才會說「要是《新聞聯播》都是假的，國家不就亂套了嗎」。《新聞聯播》維繫著農民對國家這個抽象的「公」的信仰。
03「大私」解決南方農村公共需求
在南方農村，自然村或是村民組一般由一個宗族（或房頭）構成，它不僅保留著鮮活的宗族歷史，還承載著深厚的、多層的村落整體感與主體感。因此，在南方宗族性村落，相對於家庭「小私」，宗族（村組）是「大私」，在「大私」之上沒有北方多姓村莊那樣的具體的「公」，而是直面國家這個抽象的「公」。宗族性村落的功能性和社會性事物都由「大私」來承擔和完成，無須在「大私」之上構建具體的「公」，更少訴諸抽象的「公」。
在南方宗族性村落，高大雄偉的宗祠是村落歷史與宗族主體感的體現。在當地農民看來，一個沒有宗祠的村落就如一個沒有臉面的人，這個村落里的所有人將會在「地方上」被其他村落瞧不起，地方上的人也將不會把這個沒有宗祠的村落視為村落。然而在村落內部，宗祠不僅僅是臉面，還承擔著村落里眾多公共事務：舉辦紅白喜事、召開村民代表大會及各種理事會議。圍繞宗祠所延伸的村落主體便是宗族的「族長公」（族長）、各房的「長房」（房頭長），還有過了六十歲的「老生」以及喝了點墨水、專門主持紅白喜事的「斯文」等。這些人輩分高、有威望，是村落里的積極分子，他們積極參與村落里的各種理事會，還受邀出席村落的紅白喜事與糾紛調解。
除了以宗祠為中心的村落主體外，南方村落還有以神樹為象徵的「社神」。但社神也只是「我們村」的神，只管本村的事，僅保佑本村的子孫，與村落外的人無涉。社神不僅僅是村民儀式性的祭祀對象，更是村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村民在日常生活中予以訴求與期待的對象。村民時常來到神樹下敬奉社神，祈求在外打工的親人能平平安安、好好掙錢，在外不遭騙、不遇搶，更不要碰到搞傳銷的。喜逢殺豬、買牛，生仔及過年過節，家家戶戶都會提著酒菜、拿著香燭，虔誠地來到神樹下祭祀社神，感謝社神的保佑。一些兒子不孝順的老人則在神樹上掛上寫有兒子姓名的紅帶，聲淚俱下地向社神述說自己是如何含辛茹苦地把兒子養大，如今兒子又是如何的不孝，祈求社神能使兒子良心發現，善待老人。
相對於北方村莊只有村組一個管事主體，南方村落中有眾多管事的主體。這裡的村落不單是小組長的村落，更是村民自己的村落，即「我們的」村落。村落里的事也不光是小組長的，更是「我們自己的」。村落是一個由宗族、房支、家族以及所有村民構成的「私」的領域，它相對於個體家庭「小私」而言，是「大私」，村落里的各種「公共」需求都是由「大私」去解決。
南方村落中具體的「公」——村組不凸顯，在台前的多是具體的「私」和抽象的「私」。農民的訴求可以通過宗祠、族長公、長房、禮生及各類理事會等諸多具體的「大私」來滿足。當具體的「私」不能解決問題時，農民便向抽象的「私」——社神報告，而不是求助於抽象的「公」——國家。在農民看來，國家是一種外來的「公」，而不是「我們」的「公」。顯然，對於這種外來的「公」，農民的訴求與期待遠遠低於對「我們」的「公」，即村落「大私」。
在南方村落，因為具體的「私」與抽象的「私」滿足了大部分的社會性和功能性需求，人們對抽象的「公」的企盼就不會很強烈，「國家」形象也就不會在人們心中打上烙印。如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何南方農民很少談論幹部、抱怨當官的，認為《新聞聯播》裡的內容非常遙遠、不實用，還不如看些「既能調節休息，又可開闊眼界」的國際新聞，進而才能理解他們所表現出的國家觀念的淡薄，對國家訴求的冷漠。
04中國農村的公私觀念與國家觀念
從農民的「公私」觀念變化來看，北方村莊的「公」在拓展，而「私」在退縮。「私」從宗族、家族一步步退至核心家庭，核心家庭之外則屬於「公」的範疇。此時，農民對「公」的訴求也隨之無限地往上推，從村組這個具體的「公」直至國家這個抽象的「公」。簡而言之，當「公」無限拓展，「私」急劇退縮，大部分「私」的領域都退讓給「公」之後，村莊就不再是「我們」的村莊，村莊的事就不再是「我們」的事，而是「公」的事。
從公私觀念的主體看，北方村莊是沒有「私」、只有「公」的村莊，是需要「公」去維繫、去整合的村莊。而當村莊這個具體的「公」也一步步弱化乃至退出村莊公共事務後，農民對抽象的「公」的期待便愈甚愈急切，國家觀念也就愈強，越渴望國家來「管管事」。正因此，我們可以很好地理解河南、山東等地的農民，為何能受得了地方政府「靈活」的政策：種韭菜不成，種大蒜；種大蒜不成，種黃瓜；種黃瓜不成，又改種番茄。而江西的農民聽說後卻表示無法理解，不能忍受。
在南方農村，村落是「我們」的村落，村落本身是個「大私」。村落的公共需求通過家族、長房、宗族等具體的「私」來獲得滿足。當這些具體的「私」無法滿足訴求時，農民便轉而求助於他們抽象的「私」（社神）。有著諸「私」的關照，村落之外抽象的「公」（國家）自然就顯得不那麼實用，農民有時甚至對它心存芥蒂。所以，在南方村落，無論是從《新聞聯播》的偏愛度上看，還是從鄉村治理上看，我們都能感受到農民的國家觀念的淡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