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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言:天價維穩從公開到隱秘還能維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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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的中共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上,中共總理用了64個「穩」,這恰恰說明其不穩,不穩的原因固然有這樣或那樣的因素,然而「維穩」不能不說是最毒的「癌細胞」之一,在「毀人」的同時,也在「自毀」,「天價維穩」還能維持多久呢?

據中共國家計委專家私下透露,中共用於鎮壓、迫害法輪功民眾的所謂維穩費用早已超過國防軍費開支,最高動用相當於四分之三國民生產總值的資源。圖為2000年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廣場和平請願,遭到員警及便衣的毆打、抓捕。(明慧網)正體簡體

在今年中共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披露,2021年的國防軍費預計為1.3萬億,維穩費是多少?並沒有公布,近幾年來,因各界對於維穩費詬病較多,中共不再公開「維穩費」數字。

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數年來中共政法體系的「維穩費」,一直與國防經費持平或略高,保持在一萬億以上的規模。維穩費在10年前,即2011年3月,財政部發布報告,「公共安全」(維穩)預算為6,244億人民幣,首次出現超過軍費預算(6,011億元)的情況。此後,每年基本上都是這個情況。

從「公開」到「隱秘」

早在2010年6月,中共新華網曾刊登一篇評論題為「『天價維穩』的無底洞有多深?」,人民網2010年7月13日也曾刊登一篇評論題為「『天價維穩』不是長久之計」。也就是說,在中共體制內也不認為「天價維穩」是一件可持續的事情。

這要從「群體性」事件說起,自2003年,中共官方首次對外正式公布群體性事件年度統計數據,這一年高達5.8萬起;2004年為7.4萬起;2005年為8.7萬多起;2007年逾10萬起。由於群體性事件越來越敏感,自2008年之後,中共官方不再公布具體數據,據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推算,2010年的群體性事件至少有18萬起。

直至當前,「群體性」事件的說法在媒體幾乎消失了,難道是有冤情的民眾已經洗冤?然而,維穩費卻逐年上升,冤情不斷,顯然,「維穩」不是減少,而是更加嚴酷。

在中共的黑名單上,被「維穩」對象大致分為以下幾類:

1、土地強拆:

地方政府為「土地財政」,用共產黨手中的槍桿子搶奪農民的土地。事實上,多年以來,每年近十萬起的「維穩」群體事件中,失地農民一直是最大的受害群體。

2、 P2P爆雷之後的金融難民:

從2016年起,由政府站台、背書發起的網絡金融(P2P)爆雷,金融難民大量湧現。數以百萬計的中國P2P投資受害人現已變成當局「維穩」的重點對象。

3、毒疫苗受害家庭:

每年兩會期間,疫苗受害兒童的家長們都會進京表達訴求。今年,在家長微信群里也發起了聯署維權,準備於3月初進京,但微信群很快就被封了,受害家長被抓捕、判刑已有數例。

這還未包括對於宗教、異議人士、人權信仰等類型的殘酷打壓。

六百萬份的上訪材料

2017年3月3日,BBC記者JohnSudworth發表文章,披露了他和他的團隊在湖南採訪時受到的暴力攻擊。Sudworth描述:「有一大群人擋住了通往她家的路。幾分鐘之內,他們攻擊我們,砸碎了我們所有人的相機。離開村子後,大概20個暴民追趕並包圍了我們的車子。後來,來了一些穿著制服的警察,還有兩名外事部門官員。」Sudworth被迫刪除了一些錄影鏡頭,並簽署了「認罪書」,才得以離開。

Sudworth說,他們約定的受訪者是楊玲花。楊家的冤屈是:家裡的土地被偷走,楊父在糾紛中被毆打致死。

中央信訪局說,它每年大約收到六百萬份上訪材料。楊玲花,便是這六百萬之一。

中國社科院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在「當前壓力維穩的困境與出路」一文中指出,針對上訪民眾採取的截訪、銷號、拘留、勞教等,不但不能解決訪民反映的問題,反而成為他們進一步上訪甚至採取極端行為的緣由。

于建嶸說,「比如為了攔截一個上訪群眾需要花費上萬元,這筆錢如果用於解決上訪群眾的問題已綽綽有餘,這樣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把資源白白浪費掉了。」

「警察機關以維穩為名向國家要錢」

為何會出現「全民皆敵」的狀態?德國之聲在「『假想敵時代』,北京安全支出驚人」一文中指出:「這些問題都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強拆、強征、強行下崗,他們一貫的思維是對這些問題進行鎮壓,現在又壓不住,又用軟禁兼施的辦法,比如兩會時很多人被軟禁、被旅遊……這些都要花錢,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錢。」

德國之聲在報導中稱,警察機關以「國家安全」為名,通過特別的權力尋租方式,向國家要錢,在周永康從2002年開始掌舵中國政法的時代,這種情況到了一個「登峰造極」的狀態:政法體系打著謂「維穩」名義,給自己撈取好處,他們誇大維穩難度,炮製出越來越多的「假想敵」,造成了安全方面驚人的支出。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盲人律師陳光誠,從2005年8月至2012年5月,山東省沂南縣政府了配備了一支堪稱「隆重」的監視隊伍:盲人律師的家周圍,是一個監視點,村外還有兩個監視點,三個監視點共有五六十人24小時全天候、常年看守。陳光誠說,從縣裡、鄉里到村里,看守他們一家的有村、鄉、縣幹部,有民兵、警察、還有「其他」人,總共好幾百人。

據報導,2008年,當局用於陳光誠一家的維穩費約為3000多萬人民幣,這一數字到2011年便超過6000萬。依此計算,幾年來單單為了「對付」陳光誠,維穩費就已超過了2億元。

偌大的中國,被「維穩」工具壓迫的豈止一個陳光誠?

「維穩」,成為巨大的諷刺

中共政法委以「維穩」名義,呑噬國財,以2016年為例,全國的公共安全支出約為1.1萬億,而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2016年全國各級財政共支出城市低保資金687.9億元,農村低保資金1,014.5億元,兩者合計一共是1,702.4億元。這是什麼概念?這意味著換算成百分比,真正的救貧資金僅相當於維穩費用的15%。

而在清華大學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在「維穩」的研究報告中披露,2009年遼寧公安支出223.2億元,以該省4300萬人計算,人均負擔維穩費用達500多元,對於一個經濟水準一般的省分來說,這是一個不小的負擔。廣東廣州2007年維穩費為44億元,比當年用於社會保障就業資金35.2億元還多,以及廣東惠州2009年僅租用監視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萬元,而社會保障中的就業補助、養老醫保、急難救濟等11個福利項目經費加總起來才5,040萬元。

「維穩」一詞成為巨大的諷刺,中共一貫宣稱自己代表著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然而,真正的貧困卻無人問津。2019年,父母雙亡,尚無收入的女大學生吳花燕的故事成為朋友圈焦點。她每天只有兩元(人民幣,下同)的生活費,窮得吃不起早飯。五年,整整五年,她都靠吃兩塊錢的白飯拌糟辣椒過活,瘦的只剩21.5公斤。

中國政府給予千千萬萬吳花燕們的救濟為何只是杯水車薪?是因為政府缺錢嗎?顯然不是!中國的GDP早就躍居世界第二了,政府的財政收入更是名列全球第一,中共自己也宣稱當下的中國已是「盛世」。政府當然不缺錢,而是把錢花到別的地方去了。

花到哪去了?花到監控和打壓民眾的維穩上去了,花到為了自己的臉面籠絡開發中國家上去了,同時也被大大小小的貪官私吞進自己的腰包了。

「維穩」嗜血根源何在?

「天價維穩」,是有一個時間分界點的。為什麼群體性事件是從2002、2003年爆發?是因為從這時起,「黑暗之門」被打開了。

在1999年之前,中共雖然也有「政保」(國內政治安全保衛,現稱「國保」)系統,但只不過是公安系統的一個分支而已。在1999年前,即便有天安門六四、蘇東解體事件等,維穩費有所提升,但仍在正常範圍,但是從1999年開始,比例逐年上升,「天價維穩」由此起步,從每年1千億人民幣,直至2011年與國防經費持平,從2016年起,近年來一直維持在1萬億的基準。

為什麼是1999年維穩費開始激增呢?根本原因,是從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集團發動對於全國上億法輪功修煉者的殘酷打壓,醜類江澤民赤膊上陣,調動財政款項,在全國範圍的公檢法、街道、單位、學校、外交等等全方位參與迫害,在迫害法輪功最初幾年裡,平均每年耗去中國近四分之一的財力。

2002年,江澤民把周永康推到政法委頭頭的位置之後,一場災難開始了。2002年,周永康任公安部部長兼黨委書記,同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副書記,2007年成為政治局常委,正式成為「維穩沙皇」。周永康政法勢力瘋狂擴權,起初用於迫害法輪功,接著延伸到農民工、下崗職工、被拆遷戶、異議人士、維權律師等全國民眾,後來是其他宗教信仰團體等,新疆維族再教育集中營等等。

佐證1999年是「天價維穩」分界線,還有另外一個證據,那就是政法體系最基層的執行者——警察,他們也是「維穩」的受害者。

在中國大陸網絡,有一個被討論的話題:「為什麼中國每年會有400多名警察死亡?」在百度、知乎均有較高的關注度。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中國每年會有400多名警察死亡?」中國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教授對媒體稱,據公安部的信息,2002年全國公安民警「因公殉職」443人,2003年為476人,2004年達492人,數目還在不斷攀升之中。

而在90年代之前,據公安部發布的歷史數據,1949-1980年是警察「因公殉職」的低發期,年均僅為32人。1981-1989年是上升期,年均為131人。也就是從1949年之後的40年中,警察犧牲數量總計,2100餘人。從2000年之後,警察在每五年中死亡的數量,就超過了以前的40年。

對此,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公安管理系教授詹偉表示,「因公殉職」民警超半數「過勞死」。據中新網的報導,「中國基層警察群體不堪重負犧牲者90%為過勞死」,中新網稱多位派出所人員表示,員警承擔了大量維穩工作,與本職工作無關。

為了掩蓋警察「維穩」所承擔的不良後果,中共極盡掩蓋之能事,一再利用宣傳機器,製造虛假典型:

1、趙振金

2006年9月9日,大連市開發區公安分局黃海路派出所教導員趙振金突發性心肌梗塞死亡,死時五十五歲。此前,趙振金為了往上爬,主動、積極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大連法輪功學員多次採取各種方式勸告,趙不予聽取,繼續參與迫害。大連市委、市政府為了掩蓋趙振金因迫害法輪功遭惡報的真相,上報虛假材料,被人事部、公安部追授為「全國公安系統一級英雄模範」。據內部人透露,由於各級媒體的虛假報導,給趙的親屬帶來了很大經濟收入。趙的家人已得到一百多萬元的各種補助費,當局用這些金錢迷惑警察及警察的親友,用以掩蓋因迫害法輪功大陸公安大批遭惡報的真相,欺騙、鼓動警察繼續深陷「維穩」怪圈。

2、程建陽

在「2020年犧牲公安民警名錄」中,程建陽被列入名錄,受到公安部的2020年抗擊疫情表彰。其死因為「過勞死」。河南省汝州市警局國保大隊隊長程建陽,自1999年7月至今,追隨中共江澤民流氓集團迫害善良的法輪功學員,不斷騷擾、綁架、非法抄家搶劫,構陷判刑、勞教當地法輪功學員。法輪功學員多年給程建陽講真相、勸善,他聽不到心裡,不信惡有惡報。2020年1月30日,突發腦溢血昏迷,不治死亡。

人命關天,任何一個生命都是應該珍惜的。舉這些例子,並不是指責什麼,而要說明白一個道理,任何一個人,無論他做了什麼,都要承擔後果。二十多年來,法輪功學員苦心婆心、良言相勸,就是想把事實與真相告訴大家,這二十多年為什麼中國突然出現了「維穩」現象,而且越演越烈。越來越多的警察明白了真相,做出了明智的選擇,而直至現在,仍有執迷不悟者,在中共謊言驅使下,麻木地做著傷天害理的事。

在2021年的中共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上,中共總理用了64個「穩」,這恰恰說明其不穩,不穩的原因固然有這樣或那樣的因素,然而「維穩」不能不說是最毒的「癌細胞」之一,在「毀人」的同時,也在「自毀」,「天價維穩」還能維持多久呢?

有一句叫人在做,天在看;還有一句話,人不治天治,邪惡在人間為禍善良,上天怎會允許它為所欲為?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間未到。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中文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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