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公知的批評最為激烈的莫過於著名思想家哈耶克。"這些傢伙總喜歡故作高深，實則販賣觀念的高手"，他接著罵道："聽到一些道聽途說的知識之後，這幫傢伙便到處唧唧歪歪。"美國著名法律學者波斯納對公知的批評更加刻薄。他毫不客氣地警告美國社會的公知們："你們這些傢伙們不要自作聰明，輕易超出自己本專業，對公共問題發表見解。"沒有人把身兼美國聯邦法院法官的波斯納教授貌似嚴厲的警告當一回事。在歐美國家，優秀的文科教授，仍然熱衷於當公知，用優雅的文體，為大眾媒體寫作。不時出現在聚光燈下，激情飛揚地參與公共討論，幾乎是所有文科教授共同的夢想，儘管他們經常故作矜持地表示，自己最不喜歡和媒體打交道。歐美文科學者的文章大都文筆優美、邏輯嚴謹，敘事流暢，結構精妙。唯有接受優質文科教育的長期薰陶，才能培養出如此傑出的教授學者。隨著學問和研究的深入，哈耶克終於意識到，公共知識分子的聲音，對於一個社會機體的健康而言，是如此不可或缺，以至於數年之後，他自己也毫不猶豫地加入了公知隊伍，並和文學家薩義德、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一道，成了公共知識分子和公共寫作最傑出的代表。時代發展到今天，對於公共知識分子，中國公眾仍然普遍存在兩個嚴重的認識誤區。
一是堅持認為，指出社會存在問題的公知，必須同時提供解決問題的藥方，否則就是耍嘴皮子，空談誤國。二是死活咬定，公知的觀點必須正確，否則就是誤國誤民。對於公共問題的判斷大體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基於常識的判斷，一般由公共知識分子提供。一種是基於專業的判斷，由專業知識分子提供。對於社會健康而言，兩種判斷均不可或缺。與活在大眾傳媒的公共知識分子不一樣，專業知識分子活在專業期刊，除了相關領域的研究人員，他們寫的論文，外行幾乎不會閱讀，很難產生大的社會影響。公共知識分子主要通過媒體寫作與公眾保持接觸。他們對公眾的影響力遠超專業知識分子。與專業知識分子不一樣，公共知識分子的批評就像是指出你的氣色不好，可能有病，那是基於常識的判斷。他們善於及時發現問題並影響輿論，但是未必都能解決問題。生了病應該如何治療，需要訴諸於專業知識分子提供的專業判斷。然而，公共知識分子如同生活在我們身邊的大媽、大嬸、大伯、大叔，哪一天你氣色不好，他們總是最早發現。正是他們基於生活常識，主動提醒你，你身體可能有病，你才會考慮該不該去醫院看醫生，尋求專業診斷。基於常識的判斷為社會提供了及時的預警，其意義在於，通過製造輿論提醒政府和大眾，哪些地方可能出了問題，並把危機感傳導給決策部門和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請你們注意問題所在，做出專業判斷，提出解決對策。"要求公共知識分子的觀點一定正確，那更是蠻狠加無知，儘管他們的判斷經常是貌似煞有介事，實則漏洞百出。正如大媽大嬸大伯大叔們基於常識的判斷時常不夠準確一樣，你氣色不好，只是因為昨晚沒有睡好，你的身體其實非常健康，然而，正是因為有這些人時刻在身邊關心你，哪天你的身體真的出了問題，才不至於拖到病入膏肓了，才想到要去醫院看醫生。真到那個時候，恐怕醫學提供的專業治療也回天無力，你只能坐以待斃了。我們應該謹記一點，公共知識分子的本體價值不在於提供正確的答案，而是通過不斷發出質疑的聲音，使整個社會不停止思考，並在自省中良性發展。讀書人對公共問題的廣泛參與與熱烈討論，是一個社會肌體和精神健康的重要表徵。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面對美國院校過度深陷專業化的泥沼，導致公共精神萎靡不振的問題，社會學家讓.雅閣比在《最後的知識分子》中表達了深深的憂慮。雅閣比指出，對於一個急速發展的社會來說，這是非常危險的。真正導致社會陷入危機的，絕非公共知識分子的論斷不夠正確，而是作為一個群體，他們逐漸消失。是的！是過度的專業化，導致教授們普遍把關注點落在了本領域，對公共問題缺乏熱情和思考。專業化製造的職稱等級，進一步馴服了知識分子，使他們越來越屈從於金錢和權力，心甘情願地執著於專業研究而放棄公共情懷。在大學任教六七年了，我眼睜睜地看著大學生一屆比一屆更加不願意讀書和思考。除了關心一米之內的個人利益、成績、就業，他們的精神視野無法超越個人生活，不知道人文教育的意義究竟在哪裡，普遍對廣闊的社會缺乏真正的好奇心。我深切痛心地體悟到，比公共知識分子提出錯誤的觀點更加值得憂慮的是，由於公知和公共討論的長期缺席，社會公眾，尤其是青年一代，普遍陷入了精神的冬眠。這個學期初，我迎來了第一批00後學生。在我的第一堂課上，我開篇就問這些大二歷史專業學生："你們知道陳平，知道張維為和金燦榮嗎？"
這些年輕學子面面相覷。在兩個班總共120多個學生中，知道這三位著名"專家"的人，不超過五個。"你們平時都看些什麼新聞？"我揪心地追問道。他們全都不說話。當我在思想界和寫作者的大多數同道中人擔心，年輕一代大學生有可能普遍淪為陳平、金燦榮和張維為收割的韭菜時，我更為擔心的問題卻是，除了偶爾一時興起，湊湊熱鬧，加入抵制這個、抵制那個的集體抒情，平時他們連關注和討論公共議題的興趣都沒有一絲半點。這似乎越來越成為現實。第一堂課結束，我心情沉重地看著這些年輕的面孔，表達深切了期望："我寧願你們成為張維為、陳平、金燦榮的粉絲，也不希望作為歷史專業學生的你們，如此毫無現實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