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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綁架李井泉」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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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前期,在上海發生過一起紅衛兵跨省綁架高級領導幹部的事件。

這裡所說的綁架,自然不應從原有的字面意義上去理解。一般所稱的綁架,是指綁架者以暴力或欺騙手段劫持、羈留和拘禁他人,並以被綁架者的生命安全為條件進行要挾,達到某種非法目的,如勒索錢財,贖換被捕的有罪同夥等等。在這方面,人們熟知的事例不少,如20世紀40年代上海灘的土匪綁架著名實業家榮德生,70-80年代義大利極左派恐怖組織紅色旅綁架義大利總理莫羅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官員多齊爾准將等。

而本文所說的綁架則不同,綁架者不但沒有使用棍棒、刀槍,連一根繩索也沒有使用。綁架中既未使用暴力,也不是為了達到個人或少數人的非法目的,而是為了當時幾億人熱烈擁護的最革命、最崇高的目的——遵照毛澤東的教導進行「文化大革命」。而被綁架者,也正是為了這同一目的,才會老老實實地跟著手無寸鐵的綁架者走而沒有進行反抗或試圖逃跑。——這樣的怪事,只有在那個史無前例(甚至很可能是史無後例)的「大革命」里才會發生。

這次跨省綁架行動的綁架對象,是當時中國西南地區的最高領導人李井泉。

李井泉這個名字,今天的年輕人多半會感到陌生。其實,他曾經是中國大陸上重要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文化大革命」爆發時,他擔任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重要職務。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忠實執行毛澤東的指示,不論是抓右派,反右傾,還是在「四清」運動中大整「爛掉了的基層政權」,大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都像領導軍隊打仗一樣,領導西南特別是四川省幹得轟轟烈烈,從不落後,毫不手軟。因為他的軍人作風,幹部們都習慣於稱呼他軍隊中的職務「李政委」。在那時,領導幹部們一般都把他與前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等一起視為高級幹部中緊跟毛澤東的左派。

李井泉本人大概也沒想到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烈火」會燒到自己身上來,運動開始後,他積極領導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仿照北京的模式,揪出了以老幹部馬識途、李亞群、沙汀為首的所謂四川「三家村黑幫」和不少「牛鬼蛇神」。直到1966年10月1日,他還以領導者的身份,像毛澤東那樣穿著軍裝,在成都人民南路廣場檢閱包括紅衛兵在內的國慶遊行隊伍。

然而,「文化大革命」真正是史無前例,誰也不會料到竟發展到了「打倒一切」的地步。領導幹部中,不光是歷史上被抓住「辮子」的所謂「叛徒」,也不光是工作中表現比較右傾的所謂「黑幫黑線人物」,整來整去,幾乎凡是帶「長」字的都遭到了「炮轟」、「火燒」。李井泉自然也「在劫難逃」了。

紅衛兵內部衝突「走資派」意外失蹤

西南局設在成都,「文化大革命」以來,李井泉一直在重慶、成都等地來回奔走,積極「領導運動」。可是,為什麼紅衛兵要跨省跑到上海去抓李井泉呢?原來,在這之前,發生了一件戲劇性的「走資派失蹤」事件。

這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中央工作會議,劉少奇鄧小平都被迫在會上承認「錯誤」,作了檢查。李井泉出席了會議,明白了毛澤東的決心和中央精神。按照中央要求,各地在中央工作會議後都要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傳達落實中央工作會議精神,以使廣大幹部能儘快擺脫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狀態,而積極投入到這場「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運動中來。

11月2日,李井泉和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廖志高一起召集了成都市各紅衛兵和其他群眾組織負責人的座談會,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和中央關於召開三級幹部會議的通知,要求各紅衛兵組織積極支持四川省三級幹部會議的召開。當時成都最大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紅衛兵成都部隊的代表立即表示,堅決支持省委召開三級幹部會議,但要求會議不能走過場,一定要開成真正貫徹毛主席革命路線、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會議,為此,就要求李井泉和廖志高在三級幹部會議前必須向成都市人民作出公開檢查,並要參加三級幹部會議的全體幹部和成都市十七級以上幹部到會,聽取廣大工農群眾和革命師生的揭發、批判。李井泉、廖志高表示要請示中央後才能作出決定。

11月9日,紅衛兵成都部隊再次找到西南局和四川省委詢問,得知中央已同意李、廖向成都市人民公開檢查。於是,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便與紅衛兵成都部隊商定,共同於11月13日(星期日)上午9時在人民南路廣場召開「萬炮齊轟西南局、省市委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讓李井泉、廖志高在會上向群眾作公開檢查。當時已躍升為中共領導核心第四號人物,在中央協助周恩來主持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陶鑄,也十分重視這次大會,幾次同李井泉通電話,詢問他的身體狀況能否勝任這樣的大會檢查,希望他能通過這次檢查取得群眾諒解,重新以「革命幹部」的姿態站出來「領導運動」。

1966年11月13日,大會如期召開。據稱有25萬人到會。這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西南地區最高規格、最大規模的批判大會。為了保證大會正常進行,西南局、四川省委與紅衛兵成都部隊商定,後勤工作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成都市委負責,會場秩序由紅衛兵成都部隊派出糾察維持。

當時造反派尚處於少數派地位,大多數黨政機關也還在正常運轉,因此許多單位是由黨政機關通知組織群眾到會,公安部門也布置了一些人員擔任警戒工作。由於幹部們普遍對「文化大革命」還很不理解,在通知開會時就難免有些跟不上形勢的說法,如把「聽李井泉作檢查」說成「聽李政委作報告」之類。另一方面,又已經有人傳出造反派「非法綁架李政委」、「把李政委圍攻病了」之類謠言。

種種「動向」傳到造反派紅衛兵耳中,就引起了一些人的猜疑。紅衛兵內部鬧起了矛盾。以紅衛兵成都部隊四川大學支隊(即川大八二六戰鬥團)和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赴蓉人員為首的一些紅衛兵,認為紅衛兵成都部隊總部頭頭「右」了,「修」了,會前與李井泉達成的關於大會的協定是「拿原則做交易」,連「打倒李井泉,改組西南局」的口號都不敢提,這次大會成了李井泉假檢查以矇混過關的陰謀。於是,他們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等組織商定,要造大會的反。

這次大會被造反的經過,在事後紅衛兵成都部隊前鋒支隊於11月18日發出的《告全市人民書》中有詳細記敘:「上午十一點,會議開始,大會勤務組長剛講完話,馬上被北地《東方紅公社》的宣傳車造了大會主席團的反。紅衛兵成都部隊川大支隊的某些負責人和紅衛兵成都野戰軍也跟著造主席團的反。他們造反的理由是:主席台布置得莊嚴隆重,『彩旗』飄揚,台下樂隊龐大,不像一個檢查揭發大會,倒像一個慶祝大會。因而是『右』傾機會主義。北地《東方紅公社》的宣傳車又大叫大喊把李井泉拉下來……」在混亂中,李井泉一度被造反者帶下了主席台。「此時北京的同學又要改組主席團。主席團成員對此情況束手無策,怕戴『右』傾帽子,結果犯了真正的『右』傾的錯誤,成了『奴隸主義』,同意了改組主席團,在原來的主席團的基礎上增加了一名北京同學。這時,會場內安靜了一些,主席團就安排了李井泉作檢討。檢討時,李井泉周圍擠滿了人,一位外地同學又趁此搶了李井泉的話筒不讓檢查。於是會場一遍混亂了。大會主席團只得集中力量維護會場秩序。就在這個時候,一些人把李井泉送走了……」(紅衛兵成都部隊政治部主辦《紅衛兵》報1966年11月19日增刊)

混亂之中,人們只以為是會場糾察人員為了保證李井泉的人身安全而將他帶離了會場。事後不久,卻傳出一個令人意外的消息,說是那天護送李井泉的並不是紅衛兵,而是由公安部門組織的便衣人員冒充紅衛兵,趁會場大亂之機將李井泉轉移走了!

李井泉自18歲參加革命以後,長年在軍隊中工作,南征北戰,風餐露宿,早已落下一身的病,這時他已年近花甲,哪裡經得起這種史無前例的折騰。被護送離開大會會場後,他就先後轉移到尚未掀起造反浪潮的成都市郊幾個單位招待所養病,隨後又轉移到灌縣、彭縣、西昌、渡口和雲南省的元謀、昆明等地。在此期間,李井泉一直與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保持電話聯繫,關心著「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健康發展」——按造反派的說法,則是在「幕後操縱破壞文化大革命」。

12月底,根據西南局書記處的建議,李井泉通過秘書向中央辦公廳電話請示想去北京,但沒有得到回覆——北京局勢這時已經變得更加混亂,街頭已經貼出了點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標語和大字報。竭力想要控制局勢的陶鑄已經自身難保,新年剛過三天就被打倒了。

風聲越來越緊,1967年1月4日,就是在陶鑄被突然宣布揪出來打倒的那天,李井泉去到了上海。

造反派拿到中央電報紅衛兵擬定「戰斗方案」

自李井泉被轉移走後,造反派就失去了批判的活「靶子」。

重慶當時最有名的紅衛兵造反組織——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剛好是在那次批判大會前派了個幾百人的「赴蓉挺進縱隊」到成都,主要目的就是想要將李井泉揪到重慶去批判。到成都後,他們住進了四川大學,正趕上了參加人民南路廣場的批判大會。可是沒想到這次批判大會鬧得不歡而散,更沒想到會後聽說李井泉失蹤了!

重慶大學這個「挺進縱隊」抓不到李井泉,怎麼好回去交差?遍尋不得之後,他們以紅衛兵名義向這位西南地區最高領導人發出了《通緝令》。這樣的《通緝令》雖然文字殺氣騰騰,但是既無法律效力,也沒有多少實際作用。單憑這些年輕人的滿腔「革命熱情」,是不可能抓到李井泉的。

轉眼已過了1967年的新年,群眾性的造反浪潮已經席捲全國,並開始由「打倒一切」發展到「全面奪權」。這時,西南局辦公廳於1月10日前後收到一份中共中央辦公廳發來的電報,內容是要李井泉到群眾中去,有錯誤就檢查錯誤,不要怕群眾。

當時西南局機關也已經有了造反派組織。電報被造反派拿到,便有了「尚方寶劍」。造反派正愁找不到李井泉,這一來有了辦法。1月15日,他們去找到正由西南建委造反派「監管」、批判的西南局書記處書記程子華,向他詢問,中央給李井泉的電報應該轉到何處。那時儘管已經開始天下大亂,但是領導幹部們的組織觀念仍然是很強的。何況,誰敢承擔「封鎖中央聲音」的罪責?於是,程子華便說了李井泉已到上海養病的情況。但他也不知道李井泉在上海的具體住處。

以往有一種說法,認為這份電報是造反派假造的。其實這是不了解當時形勢的臆測。這份電報是完全符合當時的中央精神的。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後,曾發出過幾條家喻戶曉的「最高指示」,其中一條就是專門對領導幹部們講的:「你們要政治掛帥,到群眾裡面去,和群眾在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就在1月15日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就廣播了《紅旗》雜誌1967年第二期社論《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到群眾裡面去》,這篇社論就是要領導幹部們執行毛澤東的這條指示,並且指出:「肯不肯和敢不敢到群眾裡面去,這是無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一個根本分界線。」社論還嚴厲警告:如果領導幹部不到群眾裡面去,「他們同群眾感情的距離,就會越來越遠,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距離,就會越來越遠。有的人甚至要一步一步發展到指責群眾運動、壓制群眾運動,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樣,他們同黨同人民矛盾的性質就會起變化,從非對抗性的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的矛盾。」

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的「挺進縱隊」有一個駐西南局支隊,正在到處打聽李井泉的下落。西南局機關造反派看到成都紅衛兵正為兩派衝突鬧得不可開交,也就把中央來電要李井泉出來見群眾和李井泉在上海的消息告訴了重慶大學紅衛兵。重慶大學紅衛兵聞訊,如獲至寶。迅即決定赴上海抓李井泉,並擬定了「戰斗方案」。

他們首先研究了這個問題:上海這樣大,怎麼才能找到李井泉?他們知道,當時上海造反派已經控制了局勢,但肯定不知道李井泉這樣的大「走資派」藏在上海,否則定會將其趕走。因此,要找到李井泉,還得通過華東局的「走資派」設法「智取」。然後,再如此這般……

「北京來客」住進高級飯店「戰鬥小組」亮明真實身份

1月17日下午5點半,重慶大學紅衛兵三人,西南局機關造反派二人組成的「戰鬥小組」,押著向西南建委造反派「借」來的程子華及其秘書,帶著中央電報,乘飛機飛赴上海。

因為程子華當時還擔任著國家建委和國家計委的副主任,到達上海後,「戰鬥小組」成員便冒充國家計委工作人員,給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打電話,謊稱程子華從北京開會回來路經上海,有事要找華東局書記魏文伯、韓哲一商量。

這時上海同全國各地一樣已經處於大動亂、大奪權的「一月風暴」之中,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和一些基層單位已經被造反派奪權。官方傳媒播發了得到毛澤東高度讚揚的上海造反派的《告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並且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名給上海造反派發出了《賀電》。在這《賀電》的鼓舞下,15日已發生了一起由上海紅衛兵第三司令部聯合上海工總司二兵團向市級黨政機關奪權的行動,但因造反派內部矛盾,加上張春橋姚文元對這次奪權行動未事先徵求他們的意見大為不滿,拒不予以承認,使這次奪權流產了。因此,這時華東局的機關日常工作仍在艱難運轉,華東局辦公廳行政處得知「國家計委」來人後,便派來人員將他們安排到了錦江飯店住下。

在錦江飯店,「戰鬥小組」先找來了華東建委一位副主任,從他口裡打聽到,華東局的幾個當權派,曹荻秋已被打倒,正在監督勞動;魏文伯已經停止工作,在作檢查;韓哲一還在造反派監督下管一些事務工作。他們分析,只有找韓哲一才可能打聽到李井泉的下落。於是,他們便通知韓哲一前來。並向程子華規定了韓哲一來時的講話口徑。

電話打出後,他們在房間裡足足等了兩個小時。

直到深夜,韓哲一才在兩個工人造反隊員押送下趕到飯店。

韓哲一到來後,事情卻又沒有像「戰鬥小組」預定的那樣進行,而發生了意外。

重慶大學紅衛兵和西南局機關造反派事後發表的同樣題名為《智擒李井泉》的文章里,對此有不同說法。按西南局機關造反派的說法,是韓哲一剛進門,程子華就問:「李井泉在哪裡?」而重慶大學紅衛兵的文章卻說,因為程子華在聽說了華東局幾個當權派的情況後,顯得神情沮喪,「戰鬥小組」擔心他不會再按他們規定的口徑說話了,便當機立斷,先發制人,等韓哲一一進門,一個紅衛兵便厲聲喝問:「李井泉在哪裡?窩藏西南人民的罪犯該當何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出入?估計是文章的寫作者各有不同的動機。西南局機關造反派大概是為了說明程子華經過他們的教育,已經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而重慶大學紅衛兵則多半是為了表現自己在「毛澤東思想」武裝下如何發揮了大智大勇。

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有關方面查證這一事件時,才弄清楚了真相。

原來,韓哲一進門後,程子華果然不按「戰鬥小組」規定好的口徑,而是開門見山向他說明了真實情況:他不是開什麼會路過這裡,而是被紅衛兵押著來抓李井泉的(筆者當年在重慶還看到過另一種說法的大字報,稱紅衛兵在「革命幹部程子華」的「幫助」下抓到了李井泉。其實,所謂「幫助」的真相就是如此)。

重慶大學紅衛兵一看假戲不能再演下去了,便馬上掏出紅衛兵袖章、胸章,公開了自己的身份,並讓西南局機關造反派拿出那份中央電報給韓哲一過目,說是必須交給李井泉。要李井泉按照中央電報要求,回四川接受群眾批判。

韓哲一自然也不敢「封鎖中央聲音」,「對抗文化大革命」,便如實說出了李井泉在上海的住處——中共上海市委瑞金街招待所。

「戰鬥小組」為了防止走漏消息,「以革命的名義」將韓哲一扣留在飯店裡。他們得知李井泉帶有秘書、醫生、護士、保衛幹部、警衛人員共7人,還有警衛武器,而這些紅衛兵、造反派人又少,又手無寸鐵,怎麼辦?這難不倒他們,因為他們有的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即毛澤東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

上海市委招待所門前有警衛崗哨,當時還是不能隨便進去的地方。怎麼辦?「戰鬥小組」便派出兩人,立即去找上海市警局造反派求援。這時已是凌晨4點,滿城的造反喧囂已經停息,上海街頭只有寒風在撕扯著滿牆的標語、大字報,但自認為是在為真理而鬥爭的紅衛兵、造反派卻只感到「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上海警局仍然有造反派在「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堅持「戰鬥」。剛好在17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公安部給各級公安部門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公安部門「堅決執行和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決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動(包括奪權『接管』)」。上海警局造反派聽了四川造反「戰友」的介紹,當即決定,派三人配合他們的行動。

招待所闖進不速之客紅衛兵坐上特派專機

一切安排停當,已到了18日凌晨6時左右。「戰鬥小組」押著韓哲一的秘書,到了李井泉住宿的瑞金街招待所。有公安人員引路,他們順利進了大門。進去時,李井泉的隨行人員正在樓下餐廳里準備用早餐。「戰鬥小組」給這些工作人員「宣傳毛澤東思想」,「教育」他們「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來」,「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劃清界限」。看到有墮胎露出牴觸情緒,便質問:「你是保衛毛主席還是保衛李井泉?」——這樣的問題,自然只能作一種回答,當年確實壓服過許多人。

隨後,「戰鬥小組」留下幾人繼續對李井泉的隨員作工作,其他人與上海警局的三個造反派一起直奔二樓房間,順利找到了李井泉。他們先對李井泉進行了搜查,然後拿出中央電報給他看,並向他宣布:要將他押回四川批判。

李井泉大概早已從傳媒中了解到了與這份電報相同的中央精神,未對電報表示任何懷疑,只是提出應等醫院體檢表拿到後再走,這自然被紅衛兵、造反派認為是「耍花招」而否決了。

早飯後,「戰鬥小組」負責人、重慶大學紅衛兵向李井泉一行宣布:從現在起,一切聽他們指揮。李井泉和秘書、警衛及醫生一人跟他們一起回四川,其他三名隨員,在他們走後24小時內不得離開招待所,不得向外打電報、電話,其後自行回川,到成都向駐四川大學的「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赴蓉挺進縱隊」報到。並且警告:若有違抗,後果自負。

——其間,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據造反派傳單記載,李井泉的一位隨員,在聽了造反派宣傳後,為表明自己與李井泉劃清了界限和堅決站到毛主席一邊的革命決心,衝過去打了李井泉一記耳光。這樣的「革命行動」,在「文革」結束之後自然是不會有好果子吃的。

然後,「戰鬥小組」找華東局要了一架專機,專機落實後,他們向成都方面打去電話,十分興奮地告之「貨已到手」,請派車於當天下午到機場接人。

當天上午,「戰鬥小組」押著李井泉、程子華等一行,乘專機飛返成都。

李井泉被秘密押往四川大學內的重大八一五挺進縱隊駐地關押,第二天凌晨,「挺進縱隊」用汽車將李井泉押往重慶。

1967年2月19日,重慶造反派八一五派在駐軍支持下奪權後建立的「新生紅色政權」——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在長江邊珊瑚壩召開了數十萬人參加的聲勢浩大的批斗大會,李井泉被武裝押送到會場,掛上黑牌,批鬥後用卡車押著在城內主要街道遊街示眾。以後他又遭到過幾次批鬥。4月底,李井泉被押回成都交給紅衛兵成都部隊批判。

從這年4月初到5月初,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主持在北京召開了中央關於解決四川問題的一系列會議。5月7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作出《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正式點名批判了「以李井泉為首的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嚴厲申斥他們「長期以來,把四川省當做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獨立王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堅持執行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宣布撤銷李井泉的黨內外一切職務。從此,李井泉遭到了更加猛烈的批判鬥爭。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他頭上的「走資派」罪名才被推翻。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民間歷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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