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這個標題，後脊樑一陣發憷。
蓋因不久前看到網上一篇文章，作者以激憤的情感，激烈的言辭，居高臨下，引經據典，抨擊駁斥社會上一個流行說法：「大鍋飯養懶人」。試想，他人僅僅將生產隊社員說成「懶人」，尚且遭到如此反擊；我這裡將生產隊社員說成「賊」，豈不是坐等挨磚嗎？
其實，標題這句話絕非我的發明創造。
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我高中畢業回鄉勞動。某天在地里割紅薯蔓，當著眾多社員面，我們生產隊長跟一位男社員吵起架來。生產隊幹部和社員吵架甚至打罵，在當時是家常便飯。吵著吵著，隊長披露並指責該社員曾經偷竊過集體財物一事。該社員感到理屈詞窮，卻仍不示弱，狡辯道：「偷就偷了，咋的，生產隊哪個社員不是賊？」
這話，我聽了倒吸一口冷氣。
照此邏輯，生產隊社員都是「賊」，我也是一名社員，我豈不也是一個「賊」？
我生長在農村，大約十歲左右，就利用假期參加力所能及的集體勞動。比如夏天撿拾麥穗，秋天收摘棉花，為的是能夠掙一點工分，替父母分憂解愁。這兩種農活比較起來，撿麥穗頭頂烈日，口乾舌燥，酷熱難耐；摘棉花秋高氣爽，有條不紊，只需小手靈巧，相對來說輕鬆些。另外，做這兩種農活，按每個人撿拾收摘的斤兩記工分，幹得數量越多就能多勞多得。「工分工分，社員的命根」，自小就有了切身體驗和深刻烙印。
老家晉南農村是山西省聞名的糧棉之鄉。夏天收割小麥，稱作「龍口奪食」。上級強調要「以糧為綱」「顆粒歸倉」，但是，小麥割倒後，有不少麥穗散落在田間，就會有社員私自撿拾，偷偷摸摸拿回家中。我上小學時，有幾個麥假期間，不是上地撿拾麥穗，而是參加大隊和學校共同組織的「紅哨兵」隊伍。挑選「紅哨兵」，要求思想覺悟高，道德品質好，學習成績好，熱愛集體等等。
「紅哨兵」的任務，是把三四個學生分作一組，白天一整天把守在村南或村北的一個村口，中間回家吃飯輪流替換，負責監督檢查下地歸來的社員，不允許他們把一顆麥穗帶回家去。大隊按出勤天數給我們記工分。為啥讓小學生做這種事？因為小學生天真聽話，做事較真，不講情面。
我們就像當年抗戰時根據地站崗查路條的兒童團員一樣，每天守在村口，瞪著一雙警惕的眼睛，緊盯著下地社員身後背的割草筐子。一旦發現形跡可疑，立即上前攔阻，嚴令其放下草筐，接受檢查。明知村口有「紅哨兵」把守，個別社員仍心存僥倖，在筐子下面隱藏著撿拾的麥穗，上面覆蓋一層青草偽裝，企圖矇混過關。
每當「西洋景」被當場拆穿，我們把繳獲的「戰利品」送到附近的生產隊打麥場。而那些撿拾麥穗的社員，並不以為恥，有的一笑了之，有的挺不服氣，嘴裡罵罵咧咧，拎上空筐子一走了之。圍觀的社員對此司空見慣，也沒有憤然譴責，人人瞧熱鬧，哄場大笑散去。你說，哪些私自撿拾集體麥穗的社員，算不算是個「賊」呢？
白天，每個村口均有「紅哨兵」嚴防死守。夜晚，則有大隊治保股分派的治安保衛員巡查。這些保衛員負責村莊的治安工作，其中一項任務就是「護青」，即看護集體成熟的莊稼。每年春天，我們這些小學生放學後，拎著筐子上地里給豬羊割草，經常偷偷採摘剛剛發芽的嫩苜蓿，拿回家中拌菜吃。一來是嘗個新鮮，二來可用野菜代替糧食。苜蓿是生產隊種植餵牲口的，發芽後遭到社員一次又一次野蠻採摘，不能正常生長，勢必影響牲口飼養。
「護青」的保衛員便驅趕我們，他跑到北邊，南邊的一夥學生又開始採摘了，彼此玩起了「捉迷藏」。秋天，我們還會躲開保衛員視線偷竊集體的瓜果。小孩子倘若偷竊鄰居家的東西，大人發現後，管教得十分嚴厲；對於「偷竊」集體苜蓿瓜果這類行為，一般家長並不過分批評，甚至有的家長還誇讚孩子「有本事」。遇到機會，大人們也會採摘苜蓿和瓜果。你說，我們這些「偷竊」苜蓿和瓜果的小社員，算不算是個「賊」呢？
棉花當時是國家統購物資，集體生產的棉花全部出售給國家，支援紡織業和國防建設。一年到頭，每個社員僅分得一二斤皮棉，全家人紡線織布絮棉，根本不夠使用。家庭有娶媳婦嫁姑娘的，做新被褥新衣裳，更需要大量棉花。棉籽榨油，也主要由國家收購，每個社員一年僅能分到二三兩棉籽油食用。其慘狀可見一斑。
「文革」前，晉南的聞喜縣出過一位全國植棉勞動模範，名叫吳吉昌，曾經跟大寨的勞模陳永貴一樣，頭上戴一條白羊肚毛巾，多次赴北京開會，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接見。周恩來總理曾當面囑託吳吉昌，要研究好棉花的科學栽培技術。新華社原社長穆青寫過一篇宣傳植棉模範吳吉昌的長篇通訊，標題是《為了周總理的囑託》，列為新聞作品範文，曾轟動一時。
我後來閱讀美國的歷史書籍，在十七、十八世紀，北美南部各州的白人種植園主，花錢購買從非洲販運到美洲的黑人為奴，就是因為他們莊園裡大量種植棉花，亟需男女勞力。棉花的豐產，不僅填滿了農場主們腰間的荷包，而且生產的大量棉花遠涉重洋運到英國，進一步促進了英國紡織業的繁榮興盛，從而推動了資本主義社會工業文明的滾滾車輪。
棉花的種植和管理工序極其複雜，撇老葉、抹油芽、掐尖頂等活計，需要由耐心細緻的婦女承擔。我母親個子高大，身體強壯，心靈手巧。她跟我父親一樣，出生在離萬榮縣不遠的鄉寧縣。鄉寧是山區，不栽種棉花，母親的植棉技術和紡線織布技能，都是在她二十多歲定居到萬榮縣之後，才跟當地婦女一一學會的。因為用心，竟然比當地的婦女做得還要好，頗受鄉親們誇讚和敬重。
「大鍋飯」不僅慣出一些社員好吃懶作的毛病，而且小偷小摸的惡習像傳染病一樣蔓延。秋季，男勞力忙著播種小麥，收摘棉花的任務主要依靠婦女和放了秋假的小學生，就像現在河南安徽的婦女長途爬涉上新疆採摘棉花一樣。不少女社員摘棉花時，用腿帶將兩個褲腳口紮緊，然後精心挑揀最好的棉花，悄悄塞進褲襠和上衣胸部。每採摘一次棉花，渾身上下鼓囊囊的，足足能「偷竊」兩三斤籽棉。我摘棉花時，不止一次親眼瞅見有的女社員，摸摸索索往衣服裡面塞棉花。
對此現象，帶領採摘棉花的生產隊婦女隊長心知肚明，卻不願得罪人，常常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有時實在看不下去了，便一遍遍叫喊：「大伙兒注意啦，今天收工時，要一個個搜身囉！」這般虛張聲勢，只能嚇唬嚇唬膽小的婦女，膽子大的照樣「偷竊」。
有幾次，婦女主任動了真格的。當婦女們一個個背著採摘的大大小小棉花包，回到生產隊倉庫排隊稱棉花記分量，婦女隊長叫上幾個女幫手，把我們小男孩趕走，對女社員挨個搜身，每一次都「斬獲」不少。然而，那些被搜出棉花的婦女，並不認為自己做了多麼大的醜事，只能自認倒霉。其他人呢，彼此心照不宣。翌日上地採摘，照樣有婦女「偷偷摸摸」。你說，那些「偷竊」棉花的女社員，算不算是個「賊」？
我母親也跟女社員一樣，天天上地採摘棉花，卻從來沒幹過這種齷齪事。也曾有「好心人」私下點撥她：你光靠摘棉花能掙幾個工分，自個悄悄撈摸點，積少成多，私下能賣不少錢呢。母親笑而不語，仍然我行我素。她既沒有「偷竊」棉花，也從不舉報他人。我想，這並不說明母親有多高的政治覺悟。因為她深知，我父親被錯劃「歷史反革命分子」正在挨批挨整，做妻子的不能因為觸犯小偷小摸，授人以柄，再給丈夫、給子女、給這個家庭帶來麻煩和災難。
吃「大鍋飯」時，我們村12個生產隊，每個生產隊均有四五個飼養室，集中飼養集體的騾馬、毛驢和大黃牛。飼養員的人選，都是思想覺悟高、人品好、懂牲口的男社員。大牲畜每天除了吃青草和乾草，還有玉米、高粱、黑豆等主飼料。為了防止飼養員把一口袋一口袋飼料拿回飼養室，沒能全部餵養給牲口，「偷竊」回家，供家人食用。於是，隊幹部別出心裁，在分發飼料時，故意把幾種糧食混攪在一起。如此一來，飼養員即便把飼料偷拿回家，家人也無法食用。
然而，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被混攪在一起的飼料人沒法吃，卻能夠餵豬。那時社員餵養的肥豬由國家統一收購，一頭豬能賣幾十塊錢，還可獲得少量布票、糧票等獎勵。多數社員家糧食都不夠吃，哪有餘糧養肥豬？家裡養豬餵的多是青草和刷鍋水，湯湯水水很難餵出一頭大肥豬來。與此相反，各生產隊不少餵牲口的飼養員，家裡卻能年年出欄一頭大肥豬，箇中情由，不言自明。在此借用小品《功夫》范偉的一句台詞：「防不勝防哪！」你說，那些「偷竊」牲口飼料餵豬的飼養員，算不算是一個「賊」呢？
我們生產隊有幾個倉庫，分別存放社員的口糧、種子、飼料、化肥、農具等。這些倉庫，有的是集體的房屋，有的是集體租用社員的房屋，我家的北房就被生產隊占了十多年。倉庫的大門上掛著三把大鐵鎖，號稱「三把鎖」，三把鑰匙分別由保管員和群眾推選出的另外兩名「老實」社員掌管。需要開倉庫進行分糧等事宜，必須三人同時到場開鎖，才能打開倉庫大門。這種相互制約機制，目的在於預防保管員獨掌鑰匙從中作弊。你說，這般不信任保管員的作法，算不算是防「賊」呢？
「懶人」，一般是指不愛勞動的人。「賊」，一種解釋是偷東西的人。二者相較，「懶人」比「賊」還略勝一籌。「大鍋飯」幹活大哄弄，出工不出力，干好干壞一個樣，嚴重挫傷社員的積極性，無疑造成「懶人」成堆。那麼，不少社員，或者可以說相當多的社員，為什麼還要做「賊」呢？
究其原因，一是餓怕了，窮怕了。「大鍋飯」時，好的年景生產隊小麥畝產僅200斤左右，收穫的小麥幾乎全部賣給了國家，社員人均口糧100多斤，其中包括一部分玉米、高粱等返銷糧。社員們一年到頭甭說吃細糧，粗糧也不夠吃，一些人瞅見機會就偷拿集體糧棉，以解燃眉之急，跟孔乙己「竊書者不為偷」大概是同一道理。
第二個原因，他們偷竊的集體財物，輪到每個社員名下，僅為九牛一毛，表面看，跟他人沒有直接損害和厲害衝突。這樣，多數社員不會冒著得罪人的風險予以舉報和阻止，反倒形成了「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局面。臉皮厚的社員偷到手就占了便宜，臉皮薄的只好乾瞪眼。
另外一個原因是法制不健全。有時候「賊」被大隊保衛員逮住了，大隊幹部進行處理，責令其背著或拉著一平車贓物，手敲小銅鑼，遊街示眾。結果，甭說「殺雞儆猴」，連做「賊」的本人也覺得沒啥大不了的，難保下次還會「偷竊」。
古人云：倉廩實而知禮儀。有一個問題始終困擾著我。如果說「大鍋飯」時社員的偷竊行為是因為一個「窮」字，今天農村生活普遍富裕了，可是，遇到高速路上大貨車傾覆，附近村莊的農民成群結隊趕來哄搶撒落地上的物品，竟然還有人開著三輪車載東西，警察來了也攔不住。這不應當發生的怪事，是不是要從人性「自私貪婪」的一面尋找原因呢？
1976年，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被抓，華國鋒上台。中央再次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宣傳要在全國建成若干個大寨縣。但是，學大寨口號越是喊得震天響，農業生產就是搞不上去。村里社員吃不飽，沒錢花，迫使一些社員走上了「投機倒把」的「資本主義邪道」。
那是我高中畢業在生產隊擔任記工員。一連幾天，我發現本隊幾位年輕力壯的男社員，上地幹活沒精打采的，中午休息下來就靠著崖畔呼呼大睡。詢問原因，他們個個神神秘秘的。突然，一天晚上，上級派來的駐村「工作隊」和大隊黨支部、革委會召開社員大會，會上公開點名我們生產隊那幾位幹活「睡覺」的男社員，責令他們站在戲台前「示眾」，然後「上綱上線」予以批判，其罪名是「投機倒把」，「擾亂社會主義棉花市場」，「走資本主義道路」。
原來，這幾位社員利用夜晚，騎上自行車奔赴60里開外的臨猗縣農村，私下從社員手裡購買回棉花，偷偷摸摸賣掉，從中賺一點差價。此事不知哪個社員向大隊幹部舉報了，於是東窗事發，犯事者被一網打盡，藏在家中尚未賣出的棉花也被沒收了。批判會後，這幾位倒販棉花的社員被關進大隊舉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我們生產隊隊長對此事負有領導責任，受到停職檢查處分。
那年月「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十分盛行，就是將犯了錯誤的幹部社員關在一間屋子裡，失去行動自由，一天三頓由家屬送飯吃，集中時間學習毛主席著作和報紙社論，對照檢查自己的錯誤，提高思想覺悟。「學習班」有時一辦就是一個多月。這幾位倒販棉花的社員，家庭出身都是貧下中農，自認為大隊幹部也不會把他們怎麼樣，學習就學習唄，只是學習期間不能參加勞動掙工分罷了。
駐村「工作隊」責令被「停職檢查」的生產隊長寫書面檢查。他雖然精通農活，指揮調度生產有方，但大字不識幾個，求我幫忙。我花費了一天一夜，替他寫出一篇十幾頁稿紙的檢查。內容無非是對照報紙社論，把自己臭罵一通，什麼不積極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讀書看報，只顧埋頭抓生產，不看方向路線，頭腦里沒有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對不起組織對自己的培養和教育……最後來一番表態，痛改前非。
檢查遞交上去，駐村「工作隊」隊長看後，問他：「這檢查是你寫的嗎？」他如實回答找人代筆。又問：「這是不是你的真實思想認識？」他回答是。「工作隊」隊長說：「不錯嘛，認識還是蠻深刻的，今後一定要汲取教訓，把握好革命和生產的大方向。」不幾天，他的「停職檢查」被取消，重新「官復原職」。關鍵是真不讓他當隊長，秋收大忙季節，生產隊裡一攤子事，涉及幾百口人的吃飯穿衣，誰來料理呢？
至於參加「學習班」的那幾位社員，被關了十幾天，也放出來了。當時，在國家統一管理的商業流通中，「投機倒把」是一樁不小的罪名。不過，還要看罪名發生在誰的身上。假如是家庭成分不好的，會被判刑。這幾位社員都是響噹噹的貧農成分，誰又能把他們咋樣？
我納悶的是，他們遠赴臨猗縣倒販棉花，是從一戶戶社員家裡偷偷收購的，那些社員家的棉花又是從哪裡弄來的？會不會也跟我看到的摘棉花婦女「偷竊」棉花一樣呢？如果是，就充分說明，女社員「褲襠藏棉花」，在「糧棉之鄉」的晉南農村是一種普遍現象。生產隊社員哪個不是「賊」？絕非空穴來風。
有一句歌頌人民公社的歌詞：「公社是個長青藤，社員都是藤上的瓜。」長青藤先自枯萎腐爛了，瓜兒還會好嗎？
1978年夏，我參加高考一結束，立刻回生產隊參加勞動掙工分。恰好，生產隊隊長跟一位種西瓜的老農發生糾紛，老農一賭氣，撂挑子離開瓜園，想給隊長一個難堪。誰知隊長來了牛脾氣，不買他的帳，順手派我去看護瓜園。
此時西瓜即將成熟，瓜園還有兩位老農，一位是種瓜能手馮大爺，解放前在陝西那邊做過生意，能說會道；另一位是生產隊的貧協組長溫大爺，別看他沉默寡言，貌不驚人，解放前他一家數口從河南逃荒來到我們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只好給村裡的地主扛長工。土改運動中，他家被劃為貧僱農，積極投入鬥爭，擔任農會幹部，並「火線」入黨，分到一座遭鬥地主的四合大院。溫大爺幹活肯吃苦，不講價錢，在群眾中威望極高。村里人議論，溫大爺吃虧在於沒有文化，不然，以他的資歷，早就進城做了大官。
幾百米長的瓜園一溜搭起三個瓜棚，我跟馮大爺、溫大爺各守一個，白天輪流值班看瓜，夜晚三人都睡在瓜園，提防本村和外村的小青年從莊稼地里摸進瓜園偷竊西瓜。偷瓜者抱走幾個西瓜並不太重要，最怕的是進了瓜園踩斷許多瓜藤，危害其他西瓜生長。我在瓜園待了一個多月，每天可以隨便挑選西瓜吃。就在西瓜即將全部下園前夕，溫大爺悄悄告我說：你挑上幾顆好西瓜，趁黑夜送回家去，給家裡大人吃。馮大爺也如此勸告我。
那兩天夜晚，溫大爺和馮大爺分別拿著草筐子，往各自家裡送過兩趟西瓜，他倆從春到夏忙在瓜園，滿總也就拿了七八個西瓜而已。家裡人能夠品嘗到西瓜，就省得再花錢買西瓜吃了。說到底，還是一個「窮」字鬧的。溫、馮兩位大爺早已謝世，我這裡抖落出他們的糗事，實在對不住，失敬了，願在天之靈勿怪。你說，連苦大仇深的老黨員、貧協組長也瞅機會「偷竊」集體西瓜，我們還能相信誰不是「賊」呢？
我當時沒有照他們說的做，也沒有舉報他們的行為。不是我有多高的思想覺悟。其實想法很單純，感覺高考成績還不錯，馬上就要上大學告別農村了，沒必要「偷竊」幾個西瓜，落個「賊」名聲。事後，溫大爺逢人就說：「印譜這娃真干！」意思是明明有機會占集體一點便宜，我卻不為所動。
實踐證明，集體「大鍋飯」的生產模式，孕育、製造出一個個「賊」；反過來，一個個「賊」又噬咬、蠶食著集體成果。「護青」、「紅哨兵」、「三把鎖」、「遊街示眾」、「搜身」、「學習班」一系列做法，皆是為政者絞盡腦汁對於「賊」的恫嚇與懲戒。然而，沒有對症下藥，大「賊」小「賊」，男「賊」女「賊」，仍然層出不窮。「草筐藏麥穗」「褲襠藏棉花」，難道不是生產隊社員對集體化體制的極端反感和沉默對抗嗎？
「生產隊哪個社員不是賊？」那位跟生產隊長吵架的社員激憤時冒出的這句話，就像《皇帝的新裝》中的小男孩，無情地撕開了人民公社「大鍋飯」華麗的台布，暴露出「鶯歌燕舞」背後的「路有凍死骨」。這種「大鍋飯」實在吃不下去了，當安徽省小崗村十幾戶社員摁手印立下承包土地的生死狀後，星星之火很快形成燎原之勢，摧枯拉朽般打碎了集體化那一口口「大鍋」，一兩年時間，勤勞善良的老百姓不僅解決了溫飽問題，而且逐漸奔向富裕之路。
到了上世紀90年代，老家的農民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在平展展祖祖輩輩種植小麥棉花的黃土地上，改種了蘋果樹，每年村里收入十幾萬元的家庭不在少數，紛紛蓋起了二層樓房。我望著綴滿枝頭的蘋果林，詢問兒時的夥伴：「現在村里還有沒有『護青』的保衛員？還有沒有『賊』偷竊蘋果？」他們哈哈大笑：「嗨！家家戶戶年產幾萬、十幾萬斤蘋果，到了收穫季節，自家的蘋果都要花錢僱人來採摘，哪裡還去偷別人的？！」
前後對比，又說明了什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