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49年建政後，樹立了不少為其賣命死去的「英雄人物」。2009年，中共當局開展了全國「雙百」人物評選活動，評出了100名為中共建政做出「突出貢獻」及100名中共建政後的「英雄模範」。然而，將這些「雙百」人物一一還原後，我們不難發現籠罩在他們身上的光環和所謂的英雄事跡，很多都是假的，他們不過是中共用來愚弄國人的工具罷了。
不久前，在中共推出的百集洗腦微紀錄片《百鍊成鋼：中國共產黨的100年》第三十九集《英雄年代》中，繼續重複著以往的謊言，重點講述了得到毛和中共青睞的大慶石油工人王進喜，善於炮製「精神」的中共毫無意外地又炮製出了「鐵人精神」。
在講完王進喜的「英雄事跡」後，又提到了類似的「英雄」：「寧願一人髒，換來萬家淨」的掏糞工人時傳祥；「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的雷鋒；在蘭考大地與深重的自然災害進行頑強鬥爭的黨的好幹部焦裕祿……列舉完這三人後，洗腦片似乎刻意忽略了其他人，並由此得出了「這是英雄輩出、精神昂揚的年代」。
問題是，如果這幾個人的事跡都是造假，洗腦片的結論又該是什麼呢？讓我們先扒開洗腦片特意提到的這幾個人的造假所在。
用身體攪拌泥漿的不是王進喜
提到大慶油田，很多國人頭腦中一定會閃出「鐵人」王進喜的名字。畢竟在上個世紀60年代，他可是中國大陸「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風雲人物。
1974年，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了一部反映石油工人精神的影片《創業》，在影片中，大慶油田第一口油井的採油隊隊長王進喜被描摹成一個無比「光輝、高大」的形象，他帶領著石油工人戰天鬥地，艱苦創業，篝火下學馬列，泥漿池裡堵井噴等。洗腦片中更是將王進喜在思想上拔高，將其打造成一個為了中國石油事業不惜獻身的人物：「寧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然而，其中依然存在造假的成分。
王進喜，出生於甘肅省玉門縣赤金堡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50年春，他成為第一代鑽井工人，先後在玉門油田擔任司鑽、隊長等職，1956年加入中共。1959年，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但他此時仍默默無聞。也正是基於此，他和其團隊被調到了高層關注的大慶油田。
據當年的石油工人回憶，當王進喜從玉門被調到大慶油田時，大慶油田已經打出了20口油井。泥漿固井也只是當時開採油井的一道工序，並不是發生井噴時才採取的緊急措施。由於當時的技術設備十分落後，沒有大型的混凝土泥漿攪拌設備，用泥漿固井的效果很不好，而且當時的石油工人普遍沒有文化，也不懂用泥漿固井的基本常識，是大慶油田第一口油井採油隊的兩位技術人員（其中一位姓劉），出於對工作認真負責的態度，不顧一切的跳進泥漿池，用身體攪拌泥漿，才有了大慶第一口油井。
顯而易見，中共宣傳的用身體攪拌泥漿之人並不是王進喜。此外，電影中的王進喜跳進油井後，兩隻胳膊只在表面劃拉，很明顯是在做戲。因為泥漿是下沉的，人工攪拌泥漿必須下到泥漿底層掏挖，非常難。中共造假也很不專業。
至於「篝火下學馬列」的事情雖然有，但並不是工人們的「思想覺悟」有多高，而是因為工人們太苦了，早上頂著星星出工，晚上伴著月亮回到窩棚，卻只給菜窩窩糰子吃，工人們吃不飽，怨氣很大。於是領導強迫大家學馬列，而身為中共黨員的王進喜自然起帶頭作用。
那麼，為何王進喜成為了典型了呢？原來當年的石油部長康世恩，在聽取大慶油田建設匯報時，時任大慶油田第一口油井技術工作的老工程師向他如實地匯報了這一過程。康世恩對人工攪拌泥漿的事很感興趣，說：「不錯，應該樹個典型。」但是他並不想把奮不顧身跳進泥漿池的技術人員——「知識分子臭老九」樹為典型，而是轉身對一同前來匯報工作的大慶油田負責人說：找個人選樹個典型。
這位領導馬上領會，推薦了他的手下王進喜。伴隨著中共對大慶油田的高調宣傳，王進喜因為「鐵人」行為，成為了家喻戶曉的「模範人物」。
可嘆的是，被中共樹為典型的王進喜在文革初期卻遭到了批鬥。批鬥時，他「頭上戴個高帽，胸前掛個大牌子，高帽上面尖尖的，寫標杆保皇王進喜，大牌上就是寫打倒假標兵」，還讓他站在幾層凳子上，然後把凳子踢倒。據王進喜的弟弟王進邦回憶，他曾被勒令揭發王進喜「反黨、反毛、反社會主義」罪行，造反派還在1967年的元月和傳統新年期間天天抄家，逼的其母親要上吊去。
其後，因周恩來在北京宣布王進喜在石油大會戰中立了大功，不准再批鬥而免於更大災難，進而他被推選為鑽井革委會副主任、大慶革委會副主任等。1970年4月，王進喜在北京醫院被確診為胃癌晚期，11月15日離世，終年47歲。可嘆的是，原本樸實本分的王進喜，在生前配合中共宣傳但依舊被迫害，死後也是被中共利用欺騙國人至今。
擺拍的雷鋒事跡
在中共樹立的所有英雄模範人物中，雷鋒的影響應該是最大的，迄今中共還在號召全民學雷鋒，甚至還傳出了美國西點軍校「學雷鋒」的謊言。
不過，近些年，隨著越來越多真相的披露，雷鋒的騙局也浮出水面。那些感動了無數人的雷鋒攙扶大娘、「精心」保養汽車、關心小學生、給公社積肥等光彩奪目的照片，都不是新聞照片，而是正正經經認認真真搞出來的「劇照」。不光是照片補拍的，紅遍全國的《雷鋒日記》也是補寫的。而且，《雷鋒日記》為寫作班子作品已是公開的秘密。以雷鋒的水平，是根本寫不出這樣的日記的。
更讓國人大跌破眼鏡的是，真實的雷鋒並不艱苦樸素，在他的遺物中，人們發現了好些當時時髦的高級商品，如毛料褲、皮夾克、皮鞋。其中有一塊價格不菲的瑞士手錶，這在當時不是一般受薪階級能買得起的。這樣的雷鋒追求的是什麼呢？
聽毛話的焦裕祿並非是改變蘭考的人
被中共持續幾十年宣傳的中共好官員焦裕祿，年輕時曾被日軍抓去毒打、坐牢、服苦役，當過偽軍。1946年參加中共，1962年12月，被調到河南蘭考縣先後擔任第二書記、書記，1964年5月因肝癌去世，終年42歲。
焦裕祿在河南工作時，正處於中國歷史上罕見的、人為造成的餓死至少4千萬人大饑荒的尾聲。作為大饑荒重災區的河南，不僅民不聊生，而且蘭考縣全縣糧食產量在這一年下降到歷年最低水準。此外，蘭考還是個飽受風沙、鹽鹼、內澇「三害」的重災區，而這也是人為原因造成的。
在中共媒體的宣傳中，焦裕祿來到蘭考後的第二天，即拖著患有慢性肝病的身體，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在一年多的時間裡，他跑遍了全縣140多個大隊中的120多個」。「在帶領全縣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鬥爭中，焦裕祿身先士卒，以身作則。風沙最大的時候，他帶頭去查風口，探流沙；大雨傾盆的時候，他帶頭趟著齊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勢；風雪鋪天蓋地的時候，他率領幹部訪貧問苦，登門為群眾送救濟糧款。他經常鑽進農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最終因為辛勞，被癌症奪去了生命。
按照正常邏輯，在蘭考工作僅有兩年的焦裕祿，應該對改變蘭考的面貌是沒有做出什麼大貢獻的，充其量是其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可嘉，但中共卻刻意拔高，最主要原因是他時時處處要當毛的好學生，聽毛的話，讀毛的書。
事實上，真正為蘭考的改變做了許多實事的是當時的縣委副書記張欽禮。焦裕祿被宣傳的一些事跡正是源於此人。張欽禮曾在1957年為民請命，差點被打成右派；1959年，因說真話，被打成嚴重右傾，撤職查辦，並下放蘭考農村勞動。1961年復職。因為了解當地實際情況，張欽禮具體負責解決「三害」問題，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對於張欽禮的為人如何，各方還有著不同的看法。根據任彥芳書中所言，張欽禮在1965年向新華社記者介紹焦裕祿事跡時，實際上將自己的一些事跡融了進去，並稱自己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而這也就造成了其在文革中的「謊話連篇」，「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祿事跡」，「惡行不斷」。文革結束後的1980年，張欽禮被開除黨籍，判處13年徒刑，主要原因說是他以焦裕祿的繼承者自居，打壓反對他的人，造成多起血案。
但蘭考人對張欽禮卻表達了不同於官方的敬意。據說，在其2004年去世後，靈柩運回老家安葬，途經蘭考縣城時，有至少十萬人沿街相送，載道焚香祭拜，不少人痛哭失聲。更讓人震動的是，在其墓地周圍，有百姓自發豎起的大小四十多塊石碑、玉碑，形成一片碑林，每塊碑上都刻有張欽禮的事跡，以及密密麻麻向他致敬的名字。這又說明了什麼呢？
時傳祥被利用後又被拋棄
被中共推上政治舞台的掏糞工人時傳祥，其實是個苦命人。他1915年出生在山東齊河縣，14歲那年，因家鄉遭遇災荒，逃荒流落到北京城郊，受生活所迫當了名掏糞工。中共建政後，時傳祥加入北京市崇文區清潔隊，繼續當掏糞工。當時其月薪是50元，算得上是高收入了。
樸實的時傳祥懷著感恩的心理，工作更加勤奮，也因此贏得了中共頒發的各種榮譽，還在1959年受到了劉少奇的接見，劉少奇並贈送給他一支隨身攜帶的英雄牌鋼筆。會見的第二天，劉少奇與時傳祥握手的照片就上了全國各大報紙的頭版，從此，時傳祥成為官媒的新寵，還到處做報告，事跡也被編成小冊子，全國發行。
隨著時傳祥的名字傳遍天下，社會上掀起了瞠目結舌的「背糞熱」，不僅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萬里來和時傳祥一起勞動，而且劉少奇還把自己13歲的女兒劉婷婷送到了時傳祥的清潔隊體驗生活，參加掏糞勞動。最後，連德國、法國、英國、日本的外賓都來了，西哈努克親王的侄子尤馬那拉王子還一連來學了一個禮拜。這不是政治鬧劇又是什麼？
然而，文革爆發後劉少奇被打倒，時傳祥的日子也開始不好過了。1966年12月底，「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召集北京部分大專院校革命師生舉行座談會，陳伯達、江青、戚本禹、劉志堅、張春橋等人出席了座談會。在會上，江青的「時傳祥已經完全成為一個工賊，他已被收買」之語，開始了時傳祥長達８年的噩夢。
從1967年新年開始，時傳祥常被押上汽車，脖子上掛著寫有「工賊」、「糞霸」字樣的大牌子，拉至京城各大街小巷亮相、游鬥。半年之內，被揪鬥200多次。他的所謂罪名有：「時傳祥的岳母死了，劉少奇給過500元安葬費」，「時傳祥解放前是糞棍」，「解放前時傳祥穿長袍馬褂，有兩輛小車」，等等。一夜之間，時傳祥變成了「千古罪人」。
除了被公開批鬥，時傳祥還被剝奪了勞動的權利，並在暗室接受審訊和拷問，甚至用三角皮帶纏上鐵絲鞭打他，逼他交代「罪行」。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後，時傳祥已被迫害得大小便失禁，身體極度虛弱。造反派們決定將他遣送回山東老家。然而，人未到山東，北京的電告已到：這是江青點名的工賊，要按工賊處理。當時時傳祥病勢很嚴重，當地的診所都不敢給他治療，家屬也受到牽連，小兒子不能參軍，閨女沒資格升學。
因為耽誤了治療，1972年秋，時傳祥已是四肢癱軟、言語困難，甚至精神上也出現了異常。1975年5月19日，時傳祥在北京病逝，終年60歲。
究竟誰是戕害時傳祥的推手，已不言而喻。
除了洗腦片中提到的三個「英雄人物」事跡造假，一個結局慘之外，洗腦片沒有提及的一些「英雄」也經不起掀蓋子，比如將馬車推出軌道而被火車撞死的歐陽海的真相是：他因私事趕著部隊的馬車外出時，為將受驚馬匹趕出鐵道而被火車撞死。而他之所以被打造成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及為保衛人民財產臨危不懼的英雄人物」，是因為當時正開展「全國學解放軍」教育，軍隊必須推出自己的英雄。
另一個被譽為是「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式的英雄人物」的王傑，掩護他人而死的背後真相是他在演習時，擺弄著的拉火管冒出火花，點燃了導火線。在大家還沒有弄清是怎麼回事的時候，王傑不得不撲向炸藥包。結果自己被炸死，10多個民兵受重傷。王傑死後，坦克師總部把其死亡正式定性為「一起由於違反操作規程而造成的責任死亡事故」。但師領導為了保住榮譽，在高層的授意下將王傑塑造成一個好典型，向全軍和全社會推廣。
還有一個因與偷東西的「壞人王榮學搏鬥」而被掐死的家喻戶曉的少年「英雄」劉文學，實則是個小偷。真實的版本是：劉文學出事那天晚上，村民們都去看露天電影了。他趁這個機會挎了一個竹籃子到海椒地里，不料正碰到王榮學也在偷。他見王比他偷得多，心裡不平衡，就打算到生產隊長那兒去告發王。王不服氣，兩人就發生了抓扯，沒想到劉竟被王掐死了。十多天後，王榮學被槍斃。而此前，劉文學也多有令鄉親們討厭的行為，所以他的死並沒有讓村民們感到悲傷，也沒人將他當作英雄。
因為篇幅所限，無法將中共樹立的所謂「英雄模範」真相一個個還原，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共樹立這些典型主要就是為了洗腦國人，讓國人按照中共的標準來行事。只是假的終歸是假的，堆砌在謊言之上的中共政權總有一天會坍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