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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道」

「道」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內涵,但也有共性,反映了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說文解字》:道,「所行道也」。用白話文解釋,即人們所走的道路,直達的大路叫作「道」。《現代漢語詞典》:道作名詞時,指道路;方向,方法,道理。(樂群)

「道」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核心理念,本意是道路,引申為自然法則,稱為「天道」,而「人道」則是關於社會和人自身的道理、即社會和人的價值標準。「天道」和「人道」相互關係的研討,與中國古代農業生產密切相關。《周易·賁卦·彖辭》:「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天文」是關於季節、時令變化的學問,使人們能適時地進行農耕活動;「人文」則是「文明」的同義語,含人的道德情操和社會制度。先秦時期、特別是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一個焦點就是:如何理解「天道」與「人道」。

一、老子獨特的「天道」與「人道」論。

老子(李耳)春秋末期人,做過東周王室管理藏書的史官,他在《道德經》中闡述了獨特的「天道」與「人道」論。

《道德經》讚揚「天道」,認為「道」演化為萬物,沒有神力,自然而然。「天道」不爭、不言、不驕,沒有制物之心,它像無形的巨網那樣廣大無邊,將世界上的一切都囊括在其中。與此不同,「人道」自私、偏狹、不公,「損不足以奉有餘」(《道德經·第77章》)。為克服這種社會弊病,老子倡導「人道」效法「天道」。

治國者要有「柔弱」、「無為」的品格:淳樸,謙卑,像水一樣與百姓在一起;聖人「以百姓心為心」(《道德經·第49章》)。這樣經過「天道」改造過的「人道」,達到「道法自然」,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道德經》關於「天道」與「人道」的論述,展示出中華古代辯證思維的絢麗畫卷,充滿智慧和洞察力。不過,《道德經》用自然「天道」否定「人道」,在理論上也有其偏頗的一面。

二、孔子關於「人道」的理論。

這裡只談孔子「人道」論,至於儒家《易傳》和荀子關於「天道」與「人道」相互關係的論述從略。

儒學的開創者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教育家。他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顯然,在孔子看來,「道」指人的理想和高尚道德情操,是人成為「君子」的必備條件。孔子還說,當「道」與個人的生命衝突時,志士仁人應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生命,以維護「道」的尊嚴。這是可以做到的,因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意思是:人有認識能力,有道德自覺,有使命感,能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依據孔子的解釋,這種使命感建立在對百姓的關懷上。這被後世稱為「民本論」。子路問孔子:「願聞子之志。」孔子回答:「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又把能夠廣泛地有利於百姓而解除他們患難的行為稱為「聖」。在他看來,即或是堯、舜也沒有完全做到。戰國中期,孔子的民本論為孟子繼承、發展,他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百姓最重要,社稷(土神和穀神,象徵國家)次之,君主又其次。

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前221年)這500年左右,是中國古代社會發生劇變的歷史階段,是從血緣宗法社會向統一的封建社會發展的時期,開創了學術思想「百家爭鳴」局面,各家各派都有關於什麼是「天道」、「人道」及其相互關係的論述。特別是儒家,正如《漢書·藝文志》所說:「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

三、中唐時期韓愈關於「道統」和「文以載道」的理論。

韓愈(768-824年),字退之,祖籍昌黎,世稱韓昌黎。針對佛教的「佛統」論,韓愈在《原道》一文中闡述儒學的傳承譜系: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又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韓愈自信他有責任接續這個傳承譜系,稱之為「道統」。

韓愈「道統」論闡述了儒學的「先聖明君」既是治國理政的典範,又是正宗思想的傳承者,宣傳「君」和「師」的統一,體現「內聖外王」的融合。韓愈藉此說明:中華人士應尊奉儒學而非其他。

韓愈在理論上還有一大貢獻,就是為士子們學習研究儒學指出了言行統一的道路,他推崇《禮記》中的《大學》,認為其中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個人立志修身到治國平天下,一脈相承,有序可循。

韓愈倡導古文運動,在中國文學史上作出了很大貢獻。所謂「古文」,指先秦兩漢時的散文,文體自由,表述清晰。魏晉以降,在漢代賦體的基礎上形成的駢文,講究對偶、聲律、典故和詞藻,華而不實。針對此,韓愈倡導「文以載道」,力主進行文體改革,用古文來振興儒學,弘揚道統。韓愈的文章觀點鮮明,說理透徹,對後世有很大影響。在中唐時期,著名文學家柳宗元、劉禹錫等,以及韓愈的學生李翱都是古文運動的推動者。

四、儒、釋、道融合的歷史文化意義。

唐朝佛教、道教盛行,於是提出了儒、釋、道融合問題。這取決於儒學這一主流文化是否能與時俱進,並吸收其他文化的精華,以充實自身;還要看從印度傳來的佛教是否能實現中土化、世俗化。唐朝時,長安佛教寺院很多,形成了不少佛學宗派,稱之為「中國佛學」。玄奘及其弟子窺基所創立的唯識宗(因他們長住長安慈恩寺,又稱慈恩宗),其論說來自印度,中土化不足,只流行了40年即告衰落,這與中土化、世俗化比較充分、以六祖慧能為代表的禪宗遠遠不能相比。禪宗認為,「心」是最根本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任何人都可以這樣去做。

北宋時期儒、釋、道融合趨於成熟,理學成為儒學的新形態。理學中的關中學派開創者張載(1020-1077年)在鳳翔府(今陝西省眉縣橫渠鎮)授徒講學,提出儒者應有文化的擔當精神,這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今天我們重溫張載的上述名言,仍然感受到強大的精神鼓勵。

中華民族歷來重道崇德,這是優良傳統。「道」與「德」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內涵,但也有共性,由此反映出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五、重視歷史文化研究,推進文以載道、文以化人。

對歷史文化,要注重發掘和利用,溯到源、找到根、尋到魂,找准歷史和現實的結合點,深入挖掘歷史文化中的價值理念、道德規範、治國智慧。比如,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中所凝結的先人智慧,對今天治國理政有不少啟示。他指出:發掘和利用工作做好,才能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古為今用,做到以文化人、以史資政。

西漢時大史學家司馬遷是今陝西韓城人,他撰寫的《史記》創立了「本紀」、「列傳」、「表」、「書」的史學體例,從五帝之首的黃帝開始敘述中華歷史,為後來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奠定了堅實基礎。《史記》論述治國理政者要有深厚的道德素養,又有治國理政的才幹。還認為,西周時制禮作樂的周公和西漢時的蕭何就是這樣的政治家。司馬遷重視中華文化的傳承發展,他在孔子的故鄉曲阜停留日久,進行考察體驗,在《史記》中寫了《孔子世家》,將孔子定位於傳承發展中華文化的「至聖」,這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漢書》的作者班固,今陝西扶風人,他撰寫的《漢書》擴大了史學範圍,政治、經濟、地理、文化、中外交往等都屬於史學研究的範圍。他把《史記·大宛列傳》改寫成《西域記》,敘述了西域幾十個國家的歷史,以及漢朝與西域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等歷史,這對我們今天理解陸上絲綢之路有很大幫助。

兩千多年前,曾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這個論點並未過時,至今仍然有現實的教化意義。

責任編輯: 王和  來源:無有淺談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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