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有著自己獨特的生命形態：有的人像長春花，一生絢爛奪目；有的人像杜鵑，直到晚年才綻放出異彩；有的人則像不真實的禮花，遙遠而虛幻，它突然升騰、炫目驚艷，但瞬間就煙消雲散，歸於永久的黑暗與沉寂。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就有一個禮花一樣的女性，在她生命的初長成時刻，在她青春的花樣年華季節，她從默默無聞剎那成為舉世仰慕、萬眾矚目的明星，如同反射太陽光芒的月亮，遠遠耀眼過億萬顆普通的恆星。然而，這種輝煌僅僅持續了十年，在這以後六十三年的漫長歲月中，她主動或被動的邊緣、消失、冷落、孤立、寂寞、淒涼和壓抑，直至生命的盡頭。
這個女性就是宋慶齡。
2010年6月18日的《中國新聞周刊》刊登了一篇《宋慶齡的遺產》，這篇紀實性文章，揭開了宋慶齡在中共執政後隱蔽、詭秘的生活狀態一角，顛覆了所有人的想像，讓我們窺見後不寒而慄。
原文：《宋慶齡的遺產》
編輯語：關於宋慶齡的晚年，至今仍然是一個撲朔迷離的話題，也是一個無法解開或者不忍解開的謎底。
在上海宋園，看到了宋慶齡墓，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市區，宋家的墓地重修後被保留。宋慶齡堅持葬在了父母身邊，而不是革命公慕。
在公開報導中，晚年宋慶齡以端莊的政治家形象示人：溝通海內外、保障婦女兒童權益，始終是微笑、淡定、沉穩而優雅的姿態。而鮮為人知的是，晚年宋慶齡還是一個身患重病的寂寞老人，身邊沒有一位至親陪伴，她的病痛、勞累、窘迫和孤獨都被歷史湮沒。
「我的遺囑1975-2-18」
「萬一我遭遇不測，我決定將我北京寓所以及上海淮海路1843號寓所的所有藏書送予恩斯特•鄧（鄧廣殷同志），以回報他對我的所有善意。」落款是宋慶齡，北京。
……
晚年宋慶齡仍是一個謎，即使此次宋慶齡與鄧廣殷的往來書信已經公開展覽，但根據信件全部內容所出版的書籍仍只做內部發行，僅供專家研究使用。
最後一次上海之行
「雖然我是來上海休息的。但我發現自己正忙於查找舊的資料和文件。並不感到愉快。由於查找資料需要來回走動，我的腳腫了。背部也感到疼痛。我原來打算在此度過三個月，但我已經收到要我不久即返回的請求，因為有幾位希望見到我的外國訪問者即將來北京。」宋慶齡在信中對自己的表弟倪吉士這樣寫道。這是1979年1月31日，宋慶齡在上海寓所處理公務後的閒暇時光里，給一些親朋寫信。
……
在時代急劇變化的當口，文革中飽受折磨的宋慶齡也開始沉靜下來療養身心。北京乾燥的天氣，使得皮膚病嚴重的宋慶齡不得不回到上海。這是真正的回家。在她的心裡，北京只是工作地點。
1978年12月30日上午，中央派出的專機將宋慶齡從北京送往上海，回到她位於淮海中路的府中。這是一座占地4300多平方米，外形如船型的西式洋房。1948年冬天，蔣介石親下手諭，把這座花園別墅撥給宋慶齡。從此，這裡成為了宋慶齡在上海的永久住宅。
1949年，宋慶齡作出了她人生的重大抉擇。作為一個在海內外有極大影響力的政治家，她曾獨立於國民黨，也曾獨立於共產黨。1957年反右鬥爭後，她就採取了有所保留的態度，沒有像其他人一樣緊跟政治運動，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沉默不語。文革後，再度煥發活力的她卻已經時日無多。
對於86歲、身患重病的宋慶齡來說，這一次回到上海，並非只是單純休養生息，更重要的，她開始整理一些重要資料和私人信函。
這是「四人幫」倒台後，宋慶齡首次回到上海過新年。她在給柳亞子長女柳無非的信中寫道，「兩年沒回上海，我的東西全弄得亂糟糟的，這是修繕房屋所致，找東西很困難。」在這樣的情形下，宋慶齡親自翻找出多年來的信件，除小部分外，其餘均全部銷毀。這些信件涉及舊人舊事，旁人不便參與。彼時，宋慶齡的警衛秘書杜述周和秘書張珏均因事休假，只有保姆阿姨鍾興寶和顧金鳳協助搬運書信。現居住在上海的顧金鳳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回憶，「當時我們就是在生活上，飲食上幫助，其他工作上的事情，我是不能插手的。」
除去銷毀舊時信件之外，宋慶齡將多年來的舊物一一變賣。在負責宋慶齡後勤保障工作的李家熾的回憶文章中，他將這次變賣舊物稱為「不得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宋慶齡年譜長編》的作者尚明軒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宋慶齡的工資是579塊5角，是最高的一級工資。但是她交際很廣，又搞福利事業。又一直公私分明，所以沒什麼錢。」
早在文革期間，宋慶齡的部分私人物品，在「破四舊」和抄家的風浪威脅之下，已做了處理。根據尚明軒的記述，文革期間，宋慶齡曾經兩次支開身邊工作人員，獨自一人親手燒毀了不少信件及材料。而到了晚年，宋慶齡曾感嘆：「我的手提包、鞋子和衣料都沒有了。『文化大革命』迫使我燒掉了所有的東西，我把它們都送進火爐了。」
此次回到上海的寓所，宋慶齡翻找出的可變賣的舊物還有一箱皮衣皮袍、一些船艦模型和幾件翡翠擺件。根據其警衛秘書杜述周記事以及李家熾的口述，皮貨有的地方已經發脆，有的地方毛皮脫落。而翡翠經過鑑定，是玻璃上面塗了顏色，全屬贗品。物品共計價值2500元。宋慶齡聽到這個數字後有些失落地說:「我以為這些東西能賣這個價錢的十幾倍。」經匯報後，上海政府機關考慮，這些物品是孫中山的遺物，有文物價值，決定由機關出錢墊付，暫放倉庫保存。
接受經濟補貼
就在宋慶齡變賣私產後的半個月，其警衛秘書杜述周將此情況報告上級部門，向組織申請補助一萬元，通過宋慶齡貼身保姆李燕娥轉交。並附信一封，杜寫道，「首長，我給您帶來了人民幣現金一萬元正。請您收用，以補充您每月開支不夠的困難。這筆錢千萬收下使用，不能再退還了。」
隨後，宋慶齡回函，「一萬元我收了，因我的確需用錢。賣掉的機器、皮貨等不過收到我希望的百萬之一！因此我只好收了，因等用款子。」
對於接納公款補助，宋慶齡在信中透露著無奈。學者尚明軒因寫作《孫中山傳》於1970年代曾拜訪宋慶齡，他對記者強調，「宋慶齡確實公私分明，那些達官顯貴是比不了的。」宋慶齡的貼身保姆之一顧金鳳也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我說了其實你們也不信，她真的艱苦樸素。」
……
一系列公幹之間，宋慶齡抽空給好友、曾長期支持「保衛中國同盟」的楊孟東寫信，信中透露了不為外人所知的勞累以及對國內時局的擔憂。她對楊孟東說，「這段時間，我不但沒有休息，反而成天的緊張。安排我的福利活動，同別人討論我們的工作，這些使我累極。我真希望……去海南度假，在海灘上放鬆一下。」在談到國內變化時，她寫道，「目前幹部任用體制及教育制度忽視個人選擇，這是違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因為任何一種集體的利益，必須允許個人有某種個人的自由和選擇。……除非我們改善目前的幹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們為現代化所作的努力將告失敗！」
五份遺囑
回到北京之後，宋慶齡立即又陷入了各種會見和活動之中。白血病、皮膚病一直折磨著年過八旬的宋慶齡。她自己曾在私信中透露，「全身蕁麻疹發作，眼睛都腫了」，她甚至無法陪同客人到花園散步。
……
此時，宋慶齡已經是一位88歲的老人。1949年後，宋氏家族中僅有她一人留在了中國 大陸。由於政治原因，早年與宋慶齡最為親近的宋美齡，姐妹之間也無法直接聯繫。不過，宋慶齡研究者尚明軒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按照現有資料看，她晚年和宋美齡的姐妹情一直沒斷。都會互相為對方禱告。」
……
宋慶齡的身體一直未能恢復起來，在一系列會診間隙，她仍然出席了幾個活動。1981年5月14日晚9點半，她突然高熱寒戰，體溫達到40.2攝氏度。
……
因為寫作《宋慶齡年譜長編》，宋慶齡晚年時在其身邊的工作人員，曾聚集到尚明軒家中開會，向尚明軒回憶過當時的情景。「除了遺囑之外，還有三本日記，英文的。」尚明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他們說，當時廖承志一翻，說這個誰都不能看，屬於絕密的，我要交中央，就帶走了。」但兩年後，廖承志突然病逝。此後，尚明軒曾多方查找日記去向，一直未果。
除書籍、文件以外，宋慶齡遺留的錢物分贈十人，受贈者大多為宋慶齡身邊的工作人員，金額多則一萬，少則五百，尚明軒說，遺款總額「加起來不過兩三萬塊錢」。獲得贈款的人包括已故警衛隋學芳的兩個女兒，她們從童年起就住在宋慶齡家中。宋慶齡指定的傳記作者愛潑斯坦在《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一書里，稱之為由宋慶齡撫養大的「兩個女孩子」。不過，宋慶齡的秘書張鈺曾鄭重聲明她們並不是宋慶齡「法律意義上的養女」。愛潑斯坦記述，女孩長大後，「滋長出一種自以為高人一等並且應當享有特權的意識。這種情況在許多『高級幹部』子弟身上也有」。宋慶齡也為此苦惱，她的一個朋友曾責怪她沒有把女孩教育好，但她們依然是其遺產的重要受益人。
至今，有關宋慶齡晚年生活細節的公開資料極其稀少。宋慶齡一生謹慎，她一直保持著做地下工作的習慣，寫給朋友的信末尾會註明看後銷毀。宋慶齡屋裡的窗簾總是低垂著的，她的住所，只住了幾個單身女性，有事情也多通過寫字條聯繫。尚明軒在《宋慶齡的後半生》裡記述：「秘書張鈺就在她的對門，兩人的房間只隔著樓道，但是她要張鈺做什麼，都是用英文寫字條說明，張鈺也用字條回復，兩人的字條相互插到對方的門縫裡。張鈺說，夫人寫給她的字條都要交回去，再由夫人親手燒掉。」（有刪節）
世界第一號「作女」
如果說世界上有所謂「作女」，那宋慶齡無疑也是二十世紀的第一號：先是青年時背叛和拋棄了家庭和親情，繼而中年時背叛和拋棄了時代和主流，最後在晚年背叛和拋棄了自己。
和今天苦心積慮傍大款的鄧文迪們幻想的正相反，歷史上有太多的經驗告訴人們：女性選擇了非同凡響的大人物，就要做好吃苦受難的準備——比如從了畢卡索的七個女人，比如跟了希特勒的愛娃，比如嫁了甘迺迪的傑奎琳，等等。但是，像宋慶齡這樣，在偉人身後整整六十三年裡一直活在這個選擇的陰影中、為一個選擇付出了遠超半個世紀的沉重代價，則是很少很少。
宋慶齡在二十二歲的青春時光毅然決然追隨並嫁給了年近半百、顛沛流離的孫中山，是求仁得仁；「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算不得錯誤。但她求的，肯定不包括之後幾十年的不幸。她的悲劇，同樣是時代的錯誤——那個吞噬了無數無名小人物的可怕的時代巨魔，也吞噬了宋慶齡的一生，使她成為又一個著名的犧牲品。
1917年底俄國十月革命到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宋慶齡正在廣州和上海全心全意陪伴著孫中山進行護法運動和閉門求索；1920年4月共產國際遠東局特務維金斯基和漢奸楊明齋潛入中國、策劃成立共產黨顛覆合法中國政府的時候，宋慶齡正在上海夜以繼日地協助孫中山遙控廣東政局；她並沒有機會接受激進思想和變得左傾，更沒有時間接觸什麼共產主義。但這沒有關係，共產黨就像金庸筆下鬼氣森森、邪魅妖惑的魔教，只要一旦盯上你，你就逃無可逃、你就在劫難逃、你就萬劫不復。
早在1923年1月《孫文越飛宣言》簽訂、晚在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的時候，宋慶齡就上了蘇俄和共產國際洗腦、心戰、策反和入彀的名單；所用手段的確切細節目前仍然無法得知，想來無非是那些既陰暗卑劣、不可告人又臭名昭著、遺臭萬年的套路。於是我們看到：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清黨後，宋慶齡立刻發表通電譴責，7月再發《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分共後，宋慶齡隨即出走到不久之後策動武裝暴亂公然顛覆中國合法政權並成為敵國的蘇聯；1927年8月1日，宋慶齡的名字赫然出現在南昌武裝叛亂動員令7個主要的禍首名單中；1931年，宋慶齡正式被發展為共產國際直屬在中國的地下特工和秘密線人，共產國際為她提供經費、為她派美國共產黨史沫特萊做秘書、為她派奧地利人魏璐做助理，而她則利用特殊身份為金主提供中國秘密情報，就連中共和主人聯絡都要經由她（1），被共產國際高度評價為「對秘密工作有深刻的理解」（2）；1932年，蘇聯契卡和共產國際雙重間諜牛蘭被國民政府捕獲後，宋慶齡受蘇聯指使，通過自己聲望成立「牛蘭夫婦救援委員會」大舉煽動國際輿論；1936年，在宋慶齡要求下，中共派李雲擔任她的秘書，協助她向處於被圍剿狀態的共產黨遞送了大量政府內部情報、秘密為毛澤東派去美國醫生馬海德、送給毛澤東五萬美元巨額活動經費、介紹斯諾去延安；1928年到1949年間，在共產國際和中共直接指揮、操縱和資助下，除了這些非法的地下工作，宋慶齡披著合法外衣為共產黨做的統戰、對共產黨罪犯的救助更是數不勝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