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赤壁維權人士陳劍雄推特。（網頁截圖）
湖北赤壁維權人士陳劍雄於2021年4月2日出獄後，仍受嚴密管控。近日，他在講述自己在獄中的經歷時說，「太多了，裡面各種各樣的刑罰，我親身領教過，見過。」
湖北省咸寧監獄是知名異議人士彭明被關押和死亡的地方。2016年11月29日，年僅58歲的彭明在獄中突然身亡，獄方稱彭明是突發心臟病。
陳劍雄表示，彭明是他很敬重的一個人，八九那一批的人。在監獄裡他特意去問過一些在裡面待久了的人，希望能夠了解他死亡的真相。
但是他沒有問出一個結果來。「每個人一說就是他是一個特別敏感的人，很特殊的，什麼都是單獨的，專門有人看著。包括在裡面坐牢很久的，都懷疑，因為都知道他的身體很好。」
陳劍雄2014年因為聲援「鄭州十君子」事件，被判刑2年8個月，由於不認罪、不配合，一直拖到最後一個月開庭、判決，就放人了。在外面僅十個月他再次被抓，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三年六個月。最後的一年4個月，他被送到湖北省咸寧監獄，飽受折磨與酷刑。
湖北赤壁法院對陳劍雄和袁兵的判決書局部。（受訪者提供）
他表示，他也與監獄裡的管教、獄警談過多次，「我說二十一世紀監獄的環境怎麼還這麼差？他們對外宣傳的怎麼好怎麼好，完了就是慘無人道啊，只有親身經歷過才知道。」
入監隊的酷刑
他描述，入監隊是最嚴酷最慘的一個地方，還要軍訓。「剛到入監隊的時候，我在裡面被『學習』了半個月，在裡面叫做『學習』。每天就是站著，靠牆壁站在那裡。給你一點點吃的，保證你不餓死。有一點不對勁的話，他們就動手打了。打人的當然不是警察，而是他們監督崗的犯人，就像在看守所里的牢頭獄霸一樣的。」
「如果『違規』最常見的就是不給你飯吃。我從來沒有經歷過挨餓那麼長的，早上原來是一個小饅頭，還有小半碗稀飯。如果我們『學習』了就只有半個饅頭，沒有稀飯。中午晚上吃飯連菜都沒有，隨便打一點點飯給你吃。」
陳劍雄是年底分到監獄去的，恰好天氣很冷。「學習」半個多月，每天就是站在外面的走廊上，獄警把那個窗戶打開，冷風就在走廊上吹著。
裡面還有一個刑罰叫掛起來、掛在牆上。「怎麼掛在牆上？兩隻手分別攤開，反銬在窗戶的鐵欄杆上面，把你掛起來，動都動彈不得。」
「有的時候就把你放在鐵架床上，手腳用那種束縛帶，綁個大字型捆在那裡。吃喝拉撒全部是躺在那裡解決，真的是殘忍。那個時候我真的是把遺言都交代了，不打算活著出來了。」他說。
高強度勞動一天任務量幾千
入監隊結束後就是勞動，沒有休息日，每天就是做衣服。「都是有數量的，做哪一種，每天要做多少達標。比如說你縫口袋裡的，縫拉鏈的，縫袖子的，縫褲子的，每一樣都要規定你做多少。每個人每天都是幾千的量。有些比較複雜的，一千多、兩三千的、三四千的都有。」
他說，「任務完不成的話也是『學習』，等於說你一收工回來，吃飯你站在一邊，靠著牆站著。而且每個月有兩次購物的時間，但不准購物，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也不准你買。」
「而且吃的那個伙食，真是特別的差勁。尤其疫情嚴重的時候，獄方說外面現在想買什麼都買不到，就是隨便對付，就是包菜、蘿蔔兩樣菜，還少鹽。」
受疫情影響，2020年3月份監獄開始停工，到了5月份又開始復工。期間每天就是把人關在監室里，不能出去。全部隔離開，有指定的獄警看管，獄警幾個月都沒回家的，他們也不能出去。
同陳劍雄一起被抓捕的維權人士袁軍，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3年。「在牢裡我看到他受那個酷刑，我也無能為力。」陳劍雄說，「我們都是在咸寧監獄，只是不在一個監區。出工回來的路上，我有幾次看到他戴著手銬、腳鐐，頭上戴著那個頭盔（防止自殺、碰牆），專門有幾個犯人拉著他，走不動了，摔倒了，打一頓再拖起來。那個印象我真的是特別深刻。」
此外，監獄裡還要進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背監規、共產黨的學習章程，包括掃黑除惡這些東西都要考、背。
「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有一點空閒下來的時間，還要背共產黨的歷史，編的那些教育啊什麼的，背那些看那些，還要考試。對我來說就是典型的洗腦，真是洗腦。」他說。
人權無保障
陳劍雄表示，多年來被關進看守所、拘留所多次，下監獄這是第一次。出獄後，感覺身體大不如前，在裡面真的把那個後事都準備好了，尤其在被他們強制「學習」那個階段。
他表示在裡面那麼久，自己都沒辦法說服自己，到底哪一條觸犯了那個所謂的法律？判決書上稱其「發表轉載大量有關涉嫌詆毀、抹黑黨和政府的言論」。
對此，陳劍雄及辯護人提出，陳在赤壁市警局信訪、參與旁聽謝陽案、祭奠林昭的過程中均未給社會秩序造成後果，微信朋友圈和推特內容雖含有批評，但不屬於編造、杜撰的虛假信息等。
4月2日出獄後，陳劍雄也未能獲得正常生活，一直不准離開赤壁，也不准見外地的朋友。每天有專人到家裡來維穩，帶著執法儀拍視頻，報告其行蹤。「一直到今天為止，我以為過了七一會好一點，所以說我昨天問他們，（他們說）大概要到七月十號才能放鬆對我的管控。」
陳劍雄表示，內陸小縣城，比大城市思想更加落後，更加頑固保守。「只能歌功頌德，容不下一點批評反對的聲音。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們又來抓我，又以這樣的情況來抓我。」
陳劍雄經常質問他們，「你們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政黨，人數最多也最有錢有勢的一個政黨。你對老百姓防範得這麼厲害，怕什麼？這點自信都沒有。」
「因為它自己首先也知道，這種制度是非常不得人心的。從我個人身上他們嚴厲的維穩手段都可以看得出來，這是一個什麼國家？在國際上口口聲聲，中國人權好，中國人權有保障。怎麼有保障？半點都沒保障。」
希望國際關注並呼喚民主法治
長期的迫害導致陳劍雄根本就沒辦法投入正常工作。到2009年鄧玉嬌事件之前，他還在包一些小工程做水電，每天感覺比較輕鬆，也可以賺一些錢，最多的時候是在關注社會、時政方面的事情。
陳劍雄早年因為家庭困難失學。他說，「我就是（1989年）六四那一年失學的，讀到初三。我父親到學校跟那個學校領導說盡了好話，學校逼著要交的時候，我就沒有去了。不想為難家裡的老父親。」
90年的時候，他就出去打工了，親眼見識社會，讓他看到的是農民負擔更重的一面，無數打工人更加辛苦的一面。他不明白為什麼有這麼多不公不正的事情公然出現，後來才想明白，歸根結底是這個國家的制度層面的問題。
「當然相比了六七十年代肯定是好一些。但是站在我的這個角度來看，那個進步，更多的是靠犧牲最苦難的最廣大的老百姓的利益來進步的。頑固保守下去受苦受難受害還是這個最底層的老百姓。」他說。
他最後表示，希望這個國家實現真正的民主法治，人民的人權自由能夠真正得到享有。「希望國際社會更多關注中國大陸的這種政治制度和人權狀態這一塊，更多地發出一些聲音。這是我最大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