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慣性，國人一談到古代，就習慣性地說漫長的封建社會。把現在的所有毛病，都說成是封建餘毒。這裡，最毒的，莫過於皇權專制。當然，如果真的是封建的話，皇權是專制不起來的。但是，說良心話，自秦漢以來，包括秦始皇在在內，皇帝的專權程度，一直都不是太高。真正能說得上專權的，也就是明清之世。
秦朝二世而亡，故事不多，被黑得卻比較多。漢朝是後來的盛世，可那時的皇帝，一直到東漢末世的桓靈二帝，聽臣子的諫言，不管好聽不好聽，還都得聽。批評他們過於信任宦官，也不至於跳起來，立馬治人家的罪。黨錮之禍，大抵是清流跟宦官鬧得太僵，你死我活，皇帝居中無法裁決，想想看還是得站在親愛的閹人一邊，這才有的。
後世君主也是如此，包括兩宋，臣子上朝都沒地方坐了，但提意見無論多麼激烈，因此而被殺的，還真是少見。只要君權沒有那麼牛逼，皇帝的神經就不會太過敏。礙於輿論，多少都得有點容人之量。
到了明朝，這事就徹底變了。臣子們再敢大著膽子上書，甚至在朝堂之上，說皇帝不愛聽的話，那就可能挨板子了，把屁股打得稀爛，當場斃命的，也不少見。沒別的，皇帝手裡有了錦衣衛，有了東西廠的特務，要治臣子，工具多多，與此同時，自家的神經也開始緊繃，聽不得不好聽的了。
到了清朝，錦衣衛和東西廠是沒了，但皇帝們大概是因為異族出身吧，對自己君臨天下的合法性，肚子裡多少會有點嘀咕，更關鍵的是，君權的高漲，到這個時候，已經到了頂點。所以，皇帝們特別在意臣子，尤其是漢人臣子的態度。神經緊張程度，堪稱歷代王朝之最。在清朝歷史上，最為尖銳的意見，就是洪亮吉給嘉慶通過別人代轉的奏章。結果落得被發配新疆，後來雖然因為大旱求雨的緣故，把人放了回來，自己也說很欣賞這份奏章，但就是不肯開復人家的官職。
皇帝的權力太大，皇帝的麵皮就薄，神經過敏的程度，自然也就高。所以，臣子若是實在看不過去，想要提點意見，那麼，首先姿態要擺正。把自己擺在愛皇帝愛死了的妾婦的位置上，以最謙恭的態度，最溫和的語言，設身處地，替皇帝著想，這樣，才有可能被聽進去。否則，就是安著心，跟皇帝過不去，臉一翻，說你到底「是何肺腑」？充軍發配，是現成的，弄不好，腦袋就搬家了。
同樣，理論上歷代王朝都可以有文字獄，但只有我們偉大的清王朝，文字獄玩得出神入化。皇帝對文字，神經高度過敏，一不留神，皇帝就發神經了。一查抄罪臣，首先查文字，查日記和書信。因此，連帶著偉大的文化事業，編撰四庫全書的大事，也成了燒書毀版和刪書的事業。說四庫全書成而圖書亡倒是有點過分，但好些書因此而沒了，或者面目全非，卻是實情。
當然，這些事，都跟皇權到了清朝，權力大到頂峰造極有關。權力太大的人，神經過敏，是伴生之症。
（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