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夜深，老闆氣沖沖的走來，他一見我遮著布正躲在桌下讀書，大罵不休，把我的書搶去撕得粉碎，我辯說，我雖然夜間讀書，白天還照常做事。我用布遮在桌下，也沒有打擾別人的睡眠。再，我點的臘燭，也是我自己花錢買來的呀!
他一聽之下，更加惱怒，罵我：「小雜種，賤骨頭，你也配讀書?給我滾出去。』
說滾就滾，我毫不猶豫，提了背包就走。
從此，我再沒有勇氣去看我的老師了。
路邊，屋檐下都暫時成了我的住所，被這裡趕出，就換到別處去。夜間冷了，就緊緊的縮做一團。有時霍地驚醒，原來是一隻野狗從我身上躍過，我拾起一塊石子打過去，罵聲：「他媽的，你奉誰家主子的指使，也來欺負我。」霜露掠過我的臉上，我抹一抹就算洗過臉了。太陽從地面上升，我就捧起書本子，路人都望著我哂笑而過。當我實在餓得有些發昏，寧懶洋洋挺起身子去討些錢買點食物。但是，奇怪的是，我這個小叫化子不僅向人家討錢，而且要討舊書舊報紙。有一天，我正走近一家門前，屋內傳出聲音：「哈哈，這個小瘋子又來了。」
時光易逝，我已經十五歲了。
一九三一年至三三年之間，政府一面安內，一面攘外，正當國民黨對中共進行第三次圍剿，蘇區的袋形陣線步步緊縮之際，不料天外飛來一顆救星，這就是日本侵入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國軍為應付東北危局，主力撤退，共軍乘機推進，又恢復原來的形勢。不久「一二八事變」發生，又給中共一個絕好的發展機會。中共公開號召「推翻國民政府」。「九一八」後的第四十二天（十一月一日），中共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一二八」淞滬之戰期間，中共又乘機占領了贛州、南雄、漳州等地。在日本人和中共的行動如此密切的配合下，舉國為之震動。然而同時也因為外敵入侵，全國人民的民族意識高漲，幫助了國民政府鞏固了他的政權。青年們都放下了書本不肯安心讀書，紛紛請纓殺敵，或者下鄉宣傳，「抵制日貨」之聲響徹全國。
就在這個時期，我也大膽去找到一個「泰州縣立中學」宣傳隊的負責人，我說：「我願意給你們當勤務兵，一路上前線打日本鬼子去。」
「你弄錯了，我們這裡是學生宣傳隊，不是軍隊；不要勤務兵，也不打算到前線去。」
「但是，只要你們肯收留我，我幫你們做一切雜務，隨你們到任何地方去都可以。」
「好吧。」他遲疑片刻，終於答應我了。
但是，一個多月過後，這個宣傳隊一回到泰州就宣布解散了。我便由他們介紹到當地的一個「泰報」館去做練習生。
「練習生」的名義此「學徒」好聽些，工作卻還是做些打雜的事，報館的老闆是地方上的一個劣紳和訟棍，態度也十分粗野，不過其它的上司總算「文明」得多了。
編輯中有一位丁豐川，還是二十來歲的小伙子，據說剛從學校出來不久，是報館老闆姨太太的表弟，平日和同事相處得不好，因為他有點藉勢凌人的作風。他常常幾天不修邊幅，有時又愛打扮得十分漂亮。他上班總是遲到早退，對於職業似乎很不耐煩，一有可以出風頭的事，他總是最起勁。但是一經風浪，他又沒有興趣了。他常常口出狂言，但實際上連起碼的常識都不夠，遇到別人反詰，他就面現怒容，大罵山門。或者鄙視的看他們一眼，他自認是這報館中唯一的「前進份子」。
在我偷偷讀書的時候，常常發現有個神秘的影子在我身背後出現，抬頭一看，啊，正是他，丁豐川。有一次，他把我的書全部翻了一陣，面現不悅之色，一面念著那些書的名字：「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這些鬼書，讀來屁用。」
我一聽這話，似乎也以為有點道理，第二天換來兩本「寫信必讀」和「秋水軒尺牘」，他見了又搖搖頭，我自己翻一翻，也覺得沒有多少趣味。
過了幾天，他拿來幾本鄒韜奮（以後成為著名左傾人物，現已死去。）主編的「生活周刊」，放下沒有多說什麼就去了。
當時的「生活周刊」內容，談政治的部分並不多，其中最能吸引我的是那些討論青年的切身問題的文章，我咀嚼之下，倒覺得津津有味，他有時為職業青年說幾句話，也正是我內心的苦悶，讀來頗夠刺激。「鄒韜奮」這名字，漸漸戍了我崇拜的對象，他在我心目中，已逐漸代替了過去「張士誠」的影子。
我寫了一段小文章寄給「生活周刊」，他們也給我刊登，我高興得跳起來，趕快飛奔到丁豐川的家裡，告訴他這個喜訊，他拍拍我的肩膊，得意的對我說：「你進步了。」
從此，我們開始做了明友，他每天總要找我談談，我也開始仗起他的勢來，對於工作，愛做就做，隨我高興。我的新名詞也漸漸學多了，有時也對丁豐川批評這個，議論那個，他聽了格外高興，覺得我的「覺悟」提高了，「反抗的意識」增加了。
這天，丁豐川的神秘影子又突然在我背後出現。
現在他已經公然干涉我的讀書自由了。他一看我新買來的書中有「曾國藩家書」和「梁啓超全集」，不由分說，大罵了我一頓，說：「這些書都是有毒的。」
以後，他常常檢查我的書籍，我每買一本書，也戰戰兢兢，先徵求他的意見，可不可以讀，有毒沒有毒，他如果把這本書說得一文不值，我就呆若木雞，好像自己犯了什麼大錯似的，期待他的饒恕。我在精神上已完全成為他的俘虜，他說這說那，我不僅隨聲附和，並且一本正經的模仿他的調調兒，也用來對付別的「落後份子」，我自命懂得要比他們多。丁豐川對我趾高氣昂，我就找別人擺擺威風。
然而，我的「威風」擺出不久，報館中的同事，他們對丁豐川沒有辦法，卻向我開刀了。他們向老闆告我一狀，說我既不好好做事，又要存心造反，老闆在盛怒之下，將我開革，那個丁豐川並沒有為我說半句話，他對老闆又是一套，在老闆面前，他一步一趨，完全是一個忠心於統治者的走狗。
這是一九三五年的事了，那時我十七歲。
離開報館以後，丁豐川告訴我，他有一個「有錢的朋友」願意幫助我讀書，他介紹我去見見他。
他的這個「朋友」名字叫徐志安，當時以美孚洋行的買辦身份在蘇北一帶活動，實際上是中共組織在蘇北的負責人之一，「解放」以後，出任為中國石油公司的經理。
我一聽說有人幫我讀書，有些興奮過度，通宵未眠。次日到了徐志安的住處，他早已很熟悉我了，他簡單的問了我幾句生活上不相干的話以後，就遞給我一件預備好的介紹信，要我立刻就動身到上海去。
信是沒有封口的，一出門我就打開看了，內容很簡單，好像是：
「風沙兄：茲有青年朋友XXX君擬來滬謀事，請薦與丁經理一談，至感。」
下面的簽名我也看得不十分清楚，這信中對於讀書一事，隻字未提。我很失望，我以為又要薦我去當學徒，很猶豫，但後來一想，既然人家答應幫助我讀書，當然總不會錯的，別的就不必管得太多了，反正徐先生已送我五塊錢作旅費，去上海玩玩也無妨。
上海的地址是靜安寺路一六六四弄，門牌號碼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找的是一位章先生，他的名字我沒有問過，大概也許就是「章風沙」吧。
章把我的介組信接閱後，隨口就說了一聲：「你就是XXX，我知道了。」他著女傭搬下我的行李，要我暫時安身在他的家裡。他住的是一層房子，一夫一妻和兩個孩子，用了兩個女傭，他整天不大外出，太太早出晚歸，後來一個女傭告訴我：「太太在楊樹浦一個工廠做事。」
章家裡每個來往的客人都要把我打量一番，然後他們避在一邊嘰嘰咕咕又不知說些什麼了。
章也始終沒有和我提及讀書的事，問起他，他只支支吾吾，沒有給我一個確切的答覆。
直到第四天，我接到一個電話。
「你是×××嗎?」
「是的。」
「我是徐志安先生的朋友，他要我約你談談關於你讀書的事情，請你立刻到海格路一七五弄四號二樓來，我姓陳，你找陳先生就行了。」
這個怪電話使我又是一陣迷惑，我趕去問章，他說並不知情。我說：「我需要不需要去看他?」他毫不遲疑的回答我：「你當然應該去。」
陳先生是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他一見到我，很熱情的和我握過手後，就把我帶到一個小亭子間裡，這好像是他的臥室又兼書房。
他逐點問起我的家世、出身、經歷，然後對我說：「你的讀書問題我負責替你解決，你回去寫篇自傳明天上午送來。」
我又徵得章的同意，把「自傳」寫好如期送去，陳先生又和我約好下次見面的時間。以後，我們每隔四五天見一次面，前後總有七八次。他在談話中，漸漸稱起我「X同志」來，我當時覺得這是一個很榮耀的稱呼，同時，他的身份我也逐漸明白。我又喜又懼，以後我們的約會，我也再不和章提及，他也並不問我。
我在陳先生那裡第一次讀到中共正式的油印的黨的文件——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在「長征」途中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和其它幾種極端秘密的小冊子，我看過後，他立刻就收回去了。同時他向我說：「我們黨的長征，完全是為了『北上抗日』。」這句話倒是深深的打動了我的心。
經過這些反覆的談話和閱讀這些小冊子後，他終於給我看了一份「共產主義青年團團章」，要我正式入團，他並為我說明：「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團是黨的學校和後備軍。你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子弟，應該成為一個優秀的布爾雪維克。」
我的神情極度緊張，已經把來上海讀書的事完全忘記得一乾二淨，我起初說：「我對於革命理論還懂得太少呢。」他說：「這沒有關係，我們只要你服從革命的領導和紀律。」於是我再沒有經過多少考慮，就把一份表格填好遞給他。
回到章的家裡，我有幾天心神不定，思潮起伏，混雜撩亂。一方面驕傲的覺得，我從此是個「革命者」了；另一方面又下意識的想到，如果萬一……，我不是要被抓去殺頭嗎?陳先生曾叮囑過，要提高警惕，戒備我周圍的敵探、特務、叛徒、一切反動份子……，啊，章是不是?不，他不會，他一定是我們的「同志。」……
「X先生，這幾天你怎麼的，飯也吃不下，整天儘是坐立不安。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嗎?」章太太終於忍不住對我說。
我急了，連忙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上海這個地方太壞，你這個鄉下孩子，少去些不正經的地方。」章太太聽我說「沒有什麼」，她似乎又另有解釋了。
我滿面通紅，把頭低垂下去。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