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西蘭跨性別舉重運動員蘿拉·哈伯德（網絡圖片）
2021年的夏天，在疫情風險和財政質疑的陰雲籠罩下，第32屆夏季奧運會在東京舉辦。這是民意支持率創新低的一屆奧運會，在疫情拖延一年後，又出現利益輸送、腐敗和性別歧視等負面消息。儘管本屆奧運會寄希望於"恢復和重建"，讓日本民眾和經濟形勢從自然災害和大規模流行病中恢復過來，但東京奧運會實際上卻為普通人恐懼的"新冠病毒特洛伊木馬"。沉重的經費開支與門票收入的銳減給當地財政帶來巨大負擔，本能地更嚴苛的隔離需求造成了日常公共生活影響……隨著奧運會的舉辦和進行，公共衛生與健康、運動公平與權利、性別平等等提議交織摺疊，奧運會自身成為充滿爭議的政治拓撲空間。
毫無疑問，奧林匹克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型事件。作為早已被預定、策劃和剛剛發生的"歷史"，這樣的體育賽事指向性地暴露出當下複雜、矛盾的社會文化與政治困境。職業體育運動人才的跨國流動看似消解了國籍相關的國家榮譽，卻強化了民族的身份認同；在難民、跨性別等群體的支持和融合中，運動會貌似更加公平公正，但系統內部卻依然存在著結構性的強弱劃分與性別隔離，間接地強化著現有的性別和權力秩序。
1.跨性別運動員——體育不平等下的弱者
在8月2日晚間舉行87公斤及以上女子舉重決賽上，紐西蘭跨性別舉重運動員蘿拉·哈伯德（Laurel Hubbard）的登場引起了關於跨性別女性是否適合跟女性同台競技的巨大爭議，爭議的焦點在於跨性別女性被認為相比順性別的生理女性運動員在體能上有先天優勢。
這是跨性別運動員第一次以合法身份出現在奧運會的賽場上。跨性別群體的體能優勢是對女性運動員的威脅嗎？根據熊歡的總結，已經有學者提出，擁有先天的生理優勢是競技體育中不可避免的現象，生理差異在順位性別中同樣存在，這無關乎男女。程賢在端傳媒的討論也說明，從現實來看，跨性別者的參與也並未對女子體育造成威脅。根據美國體育比賽的統計結果，多元、進步的政策下，跨性別的參與甚至帶來了女性的運動參與率的上升。反而，是多個限制了跨性別者參與的州，見證了女性參與率的隨之下降。
另一些細節更能幫助我們理解現在跨性別運動員的困境。43歲的蘿拉·哈伯德生於1978年，是該項目年紀最大的參賽選手，比其他人年長十歲有餘。在預賽中其表現成績一直不佳，並不是奪獎的熱門人物。人們對她的關注，也更多聚焦於她的身份。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她在青年時期參加過男性舉重運動。運動生涯中斷大約15年後艱難地重回賽場。本屆奧運會她的目標就是參與而非奪獎。成績記錄也顯示，她不是中國運動員李雯雯的對手，但確實曾經讓紐西蘭的另一位同級別的女性運動員感到不滿。許多營銷號和媒體的描述，都忽略了這些重要的背景信息，利用她的身份營造"居心不良的性別危機"，刻意醜化其形象。事實上，本屆東京奧運會，女性運動員的參與率達到了49%，而上一屆2016年里約奧運會上，女運動員為40%。跨性別運動員的參與與女性運動員的參與並不構成直接衝突。
奧運會承認跨性別運動員的運動權利，是體育賽事的性別實踐向前一步的表現。但隨之起的爭議和反對意見，更說明了現有的二元性別劃分制度存在顯然的缺陷，與"人人平等的運動權利"相違背。性別認同的確成為了參與體育競賽的社會障礙。在目前的嘗試中，"有條件地允許跨性別運動員參與競賽"自身也飽受爭議。熊歡在其體育性別政策的短評文章中指出，2004年5月，國際奧委會制定了相關政策允許跨性別運動員參加比賽。前提包括：其性別必須在所在國家獲得法律認可；進行激素治療以達到"最小化的性別優勢"；並證明至少有2年的時間在進行變性手術之後生活在"新的性別"中。這樣的規定看似向性別包容的方向前進，但批評的聲音亦指出，強制變性手術、激素治療甚至是睪酮水平的區分，仍然是原有"性別鑑定"技術的延伸，依然在迎合傳統的二元性別定論中的男女生理特徵，進一步固化"男女二分"的性別框架，實際上強化了"男強女弱"的體育性別秩序和父權意識形態。
體育領域中的性別不平等，根生於體育產業、賽事本身的系統性不公。這種拒斥包容性的公平，本質上是一種虛偽的公平。除了傳統的社會性別陳規，跨兒運動員面臨的現實困境，更受制於現有體育法與國際規則、商業贊助與體育產業、國際政治力量中性別治理問題。在這些問題上，女性運動員與跨性別運動員面臨的困境存在大量的重疊，跨性別群體與女性群體更是肩並肩的隊友，而非替代性競爭對手。而媒體的議程設置，卻選擇性地忽略其他利益團體的作用，把矛盾主要聚焦於跨性別運動員參與女性項目對女性運動員的影響，只是更把攻擊的靶子導向了最容易被攻擊的那一群人而已。
2.納入與消解——體育性別政策
從古奧運起，奧運精神就蘊含著"人人平等地參與體育"的理想。然而，早期體育的人人平等是有限的部分希臘自由人的平等。體育發展由男性主宰，古奧運會展示的僅僅是部分男性公民"向諸神炫耀不屈人類意志的舞台"。1896年，希臘雅典召開第一屆現代奧運會時，並沒有女運動員參加，甚至也不允許女性觀看。現代奧運會的創始人顧拜旦提出了普世體育的精神，避免讓運動淪為富裕階層獨享的奢華休閒，而他構想的運動烏托邦卻沿襲古代奧運會的男性特點，排斥女性的參與。
但女性一直沒有放棄打破體育界天花板的努力。即使在性別隔離森嚴的古奧運會，女性依然通過女扮男裝的非常規手段參與到體育賽事中。斯巴達王阿格希洛斯的妹妹茜妮絲卡以及伊莉莎白二世的女兒安妮公主都假裝男人而參加了奧運會，隨後因身份的特殊性獲得免去罪罰。古代女子奧運會"赫拉奧運會"取名自希臘神宙斯妻子赫拉，也說明了女性自古以來的運動能力和主觀積極性。在現代奧運賽場，20世紀初，第一批女性打破現代運動的禁區，參與了游泳、網球等項目。
體育界所經歷的三次女性主義浪潮，也清晰地展現了女性主動爭取體育權利的歷史弧線：20世紀30年代，法國發起了女性奧運會，向國際奧委會抗議奧運會女子體育項目的空缺或項目過少。這與女性要求投票權等普遍權利，要求更廣泛地參與公共社會生活相呼應。在此後漫長的運動過程中，體育賽事的性別進步，一方面主要表現為"男女同構"（即男性能參與的項目，女性也可以參與），另一方面也出現"男女異構"的模式（即男性沒有的項目，女性也可以有），開設了藝術體操、水上芭蕾等項目。尤其在第三次女性主義浪潮中，性別進步開始反思系統性的體育性別治理，避免過度政治化。這一時期女性試圖平衡個人發展與集體主義的矛盾，提供多樣的體育模式，而不是加入男性標準的競爭。正是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人類歷史上才第一次迎來女運動員全部參與26個大項的奧運會。
但體育界系統性的性別不公仍然存在，一些遺留問題在本屆東京奧運會尤其突出。前東京奧委會會長森喜朗因歧視女性遭到抗議而辭職。這背後正表現出體育界管理崗位女性的缺位。如果考慮到教練員、重要的領導管理崗位和體育部門的政府要職，女性的參與度仍然太低。此外，職業運動員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因為商業市場價值的區別而存在懸殊差異。
另外，體育市場與消費主義的糾纏不斷加深。為了提高上座率和票房收入，市場和媒介充分參與了賽事中性別權利的建構，利用體育運動中女性的身體。許多項目明確要求女性身著暴露的服裝，迎合男性觀眾的審美凝視。曾經出現過的內衣橄欖球、內衣籃球表面看似是專為女性設計、突出女性氣質的"女性適用體育項目"，但實際上仍是迎合父權而建構的"體育性別操演"。在近期幾個大型運動賽事上，女性運動服就陷入了"太保守"和"太開放"的兩難境地。從沙灘排球的比基尼和黑頭巾，到黑人游泳運動的靈魂帽，女性運動員並沒有迎來運動場的穿衣自由，宗教和身份的限制仍然存在。
穿上長身體操服的德國女運動員（網絡圖片）
本屆東京奧運會性別進步性，或許也正體現在德國女子體操隊穿上了長及腳踝的體操服，讓運動更加舒適、自如。這是女性運動項目開始試圖反抗體育觀看中的性別凝視，抵制這種服務觀賞性而非提高運動表現的制服。而這枚硬幣的另一面，是女性運動員的身材相貌依然是人們評論的焦點。中國女子鉛球金牌得主鞏立姣在賽後接受央視記者的採訪，被問及何時減肥結婚的個人問題。楊倩得到首金之後父母說"不愁嫁人了"。虎撲中不少帖子都在意淫各項獲得金牌的單身女運動員。女性運動員的社會空間仍然受到性別框架的擠壓，性別平等遠未到來。
隨著跨性別等議題的深入，傳統二元的性別思維框架正在被打破，跨性別運動員撕開的一些議事空間，也給女性主義在體育空間的進一步改革帶來了新參考思路。以性別關係和屬性為基礎來劃分、管控體育組織的規則，與圍繞"性彆氣質"開展的、帶有性別操演的體育實踐，正在面臨更多的反思和挑戰。很多學者意識到，採用人體生理的指標來測度人體性別屬性的二分法，難以消解關於性別與體育參與權利的爭論。"性別二元化"的生理檢測，應被兼顧生理和社會參數的更精確算法所取代。比賽項目的設定也不應該僅僅遵守"男女項目"的性別隔離原則，而是綜合按照體重、骨骼、激素水平等指標，不論性別，分出不同量級的選手參賽，這樣才能真正兼具體育運動的包容性和公平性。
這些設想的提出看似激進，但實際上已經得到越來越的數據和實踐支持。就在本屆2020年東京奧運會，唯一一個不分性別比賽項目——男女同台競技的馬術比賽中，來自德國的盛裝舞步騎手傑西卡·沃恩德爾(Julia Krajewski)獲得該項目的金牌，成為歷史上首個打敗所有其他男性選手拿下金牌的女騎士。歷史地巧合之處也在於，就在57年前的1964年東京奧運會，女性僅是第一次參與了馬術的比賽與男性同台競技。半個世紀後，奧運會再次回到東京，女性證明了性別並不是運動表現的天花板。有趣的是，傑西卡·沃恩德爾的胯下搭檔也是一匹母馬。
其他項目中，歷史數據和嚴謹的學術統計也說明了一些項目根本不用劃分性別。射擊雙向飛碟比賽也曾經是男女同台競技。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會中，中國選手張山在雙向飛碟比賽中，200發全中，打破世界紀錄。她被男性的亞軍和季軍運動員一起抬上冠軍領獎台，一時成為美談。隨後射擊運動規則改變，男女分項比賽。到了2018年，奧運會射擊規則再次修改，女子射擊次數從40次增加到60次，與男子相同。學者Daniel Mon-López等人於2019年在期刊雜誌《PLOSONE》發表的學術文章指出，當射擊次數增加時，女子手槍或步槍的表現並沒有減少。相同條件下，女性運動員的射擊成績與男性一樣好。對於射擊類運動項目而言，體力是影響表現的次要因素。文章建議，應該修改射擊運動中相應的性別規則，以促進體育運動中的性別平等。
3.體育網絡流量、新自由主義與集/極權主義的幽靈
奧運會是體育界的重大賽事，更是媒體的"頂級流量"。在中文的社交媒體上，奧運會開局的關鍵詞便是"陰間"。實際上，在微博上肆意流傳的幾張造型誇張、扭曲陰暗的舞踏圖片，是日本舞踏團體山海墅的演出劇照——這些內容是2020東京奧運會特別文化慶典節目，而不是7月23日當晚開幕式的內容。在這樣模糊的擦邊球下，中文社交網絡群嘲東京奧運會開幕式辦得太爛，"不整點陽間的東西"。這種外溢的民族情緒甚至延伸到對日本國內民族主義的共情上：日本網球選手大阪直美（Naomi Osaka），一個不會說日語的混血兒成為日本開幕式主火炬手是為了迎合西方"黑命貴"的政治正確。"整個日本就找不出來一個純正的大和民族？"
就這樣，從開幕式的誤解開始，電視媒體轉播與社交媒體構成了跨渠道、跨平台的"蒙太奇"現象。相關內容的傳播依靠文字的語焉不詳和圖片視頻的二次剪輯、編輯，內容按照人們的預設立場和期待而非真相事實出現，一些官方或半非官方的媒體機構也積極參與其中。在這樣的傳播條件下，某些陰魂不散的宣傳和由宣傳構成的所謂公共歷史記憶、不同階級、性別、種族的人們對當下生活的不滿，與當下地緣政治的爭議不斷地被接合，加上官方和有官方背景媒體的有意助推，一些複雜議題的矛盾集中爆發，政治情緒就此高漲不衰，貫穿在整個東京奧運的簡中輿論場。
性別也不幸而不可避免地成為其中一環。依託性別議題在當下國內輿論場中的中心位置，各路媒體竭盡全力，不放過任何一個製造性別相關的熱點的機會。所以我們看到，媒體高歌丘索維金娜的偉大，也詰問鞏立姣的婚戀狀況和身材。贏得金牌時的國際主義可以與輸掉比賽時的民族主義平行交替；抵制跨性別群體參賽的恐跨言論與鼓勵女性參與運動的"女權"言論同時縫合。在各類奧運的議程設置中，關於跨性別群體的相關話題是媒體操縱的典型代表。8月2日晚間舉行87公斤及以上女子舉重決賽。微博輿論場中不少帳號-其中包括代表官方聲音的《環球時報》等等-特地把紐西蘭跨性別舉重運動員蘿拉·哈伯德（Laurel Hubbard）和中國女子舉重運動員李雯雯並列，稱變性人將與中國運動員搶奪金牌。在這樣的導火線下，網絡觀點普遍將民族情緒與歧視恐跨言論混在一起，構成了"支持中國人就要反對跨性別"的二元對立，偷換、混淆性別不公與民族身份的矛盾，釋放對跨性別群體的歧視和嫌惡情緒，媒體賺足了流量，而政權統治的合法性則再一次得到確認。更可笑的是，這些平日裡從不關心女性權益的營銷號，這時居然虛偽地披上了女權的外衣，在這時強調跨性別運動員參賽是對女性運動員的不公平。李雯雯成功獲得此項金牌，也構成了他們嘲笑跨性別運動員的精神勝利法。
4.小結
從古代赫拉奧運會到可能的未來無性別（unisex）奧運會，我們或許可以期待一個更加性別平等的奧運會。而奧運會體現出的性別問題，是一個多面向的問題。它是體育不公中的一部分，但也折射出人類文明秩序的發展水平和當下最急迫的社會問題。奧運會承託了許多美好理想，這種浪漫化的情結往往掩蓋了運作機構的腐敗、承接賽事的過度消耗和一系列的負面影響，以及其他社會權力更無形的運作。
（網絡圖片）
里約奧運會後，體育政治作家戴夫·齊林（Dave Zirin）就指出了大型體育賽事是資本主義推行新自由主義理念的渠道之一；在另一個層面上，體育賽事也是極/集權主義在商業力量的助力下，通過特定意識形態的操作和推動鞏固自身統治、創造出一個服從的民眾的極佳契機。藉助賽事的例外運動，公共支出流入私人承包商，媒體獲得流量，受益的是建築、房地產和媒體行業，而社會底層和落後群體則成為犧牲品。在見證一部分人類更高更快更強的進步奇蹟同時，另一些人不得不拆遷，進一步被擠壓和剝奪私人的和公共的生活和思考的空間。可以說，大型賽事給精英們提供了警棍所不能獲得的東西：民眾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目標和極/集權統治的贊成。
"更快、更高、更強"的奧林匹克百年格言在本屆東京奧運會加上了"更團結"（Together），與其說是美好願望有了新註腳，不如說是全球政治經濟等多維割裂和後疫情時代創傷下，作為大型社會生活，體育賽事對人類發出的急迫的呼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