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從舊金山到北京，搭乘的是「全日空」飛機，因為當時「全日空」機票打折最狠。弊端就是要在日本成田機場停留四小時。坐上從日本飛往北京的飛機，是晚上六點多。我注意到鄰座是個中國小伙子，二十四五歲，有著大洋島人的深色皮膚，非常瘦也非常結實。他的模樣無論如何也不會讓我誤認為他是滿機艙中國旅遊團體中的一分子。
坐下十多分鐘後，他從口袋拿出一迭破爛機票，被訂書釘釘在一塊兒。他問我從北京到長沙的飛機應該怎樣換乘。
我反問他，這麼多機票都是誰的？都是他一個人的。為什麼有好幾張機票呢？因為從他打漁那個島飛到日本，就得轉換好幾次飛機。
我仔細看了一番這些被揉搓得接近稀爛的機票，大概看出他曲折的航程：第一站是索莫娃，第二站是夏威夷，第三站是沖繩島，第四站是名古屋，第五站是成田。
我奇怪了，一條空中之旅為什麼會被切成一小節一小節的。他笑笑說：「因為這是最最便宜的機票嘛。老闆不知道怎湊的，有兩張都不是他花錢買的。」
他的笑容觸動了我，這是一個鄉下孩子的笑。一個吃慣了一種苦頭，而把吃另一種全新的苦頭看成見世面的鄉下孩子，他笑起來眼睛幾乎全閉上，嘴巴咧得很大，可以想像，他再苦都不會失去笑容，不會不淘氣。
我叫他別擔心，到了北京我會把路指給他看，肯定比在語言不通的前五個機場轉機要容易得多。
幾分鐘聊下來，我才了解到有這麼一小群同胞，被國外國內裡應外合地輸出到太平洋一些荒僻的島嶼上做漁民。
我問他能不能告訴我，每月掙多少錢。
他並不知道在西方是不允許打聽他人收入的，所以爽快地告訴我，每月兩百塊美金，但要自己付飯錢。他還告訴我，這些漁獵公司是台灣人的，台灣老闆花很少的工資把他們成批輸出。但他們開的薪水再少也有九百美金，經過中間一層層勞力出口機構的抽成，到每個勞工手裡只有兩百塊美金。我問他勞動強度是不是很大。他只是平淡地告訴我，出海一漂就漂很多天。然後他又告訴我，打漁是不分晝夜的，什麼時候都不能睡死，一說起網就要起網。好天氣倒沒什麼，來了暴風雨就不能吃不能睡了。
有一次夜裡風雨大作，浪幾乎把船打翻，等風浪停息，天亮了，數一數船上的人，發現少了兩個。「哪裡去了？」我很蠢地問道。「給浪衝到海里去了。」他還是平平淡淡，只稍微低了個調。葬身大洋的兩個人是他的鄉親，和他一塊兒被招募，一塊兒在表格上簽了名，立了三年契約的同伴。他最不能釋懷的是，在船就要傾翻時，他聽到了那個中年同伴的叫聲。當時四面都是振聾發聵的風聲浪聲，他懷疑自己聽錯了，因此沒去救他。後來他一再回想，覺得那是么叔的呼救——他管那個比他大十多歲、處處做他長輩的人叫么叔。就是那樣的三年。
我根據他的講述設想了一個天涯海角的中國漁村，照樣聽中國音樂，看中國影碟，村子上方，飄著中國炊煙，僅僅那一點，已足夠他們苦極生樂。至於打漁之外的日子，怎麼過呢？他豪氣地一笑，說他偶然也會揮霍一下。怎樣揮霍？到小館子裡，喝啤酒。這就是他的揮霍。小館子是中國人開的？
當然啊！有中國館子、中國食品店、中國……髮廊。喝了啤酒，就會到髮廊里坐坐，裡面的小姐都從中國去的。
我問他有沒有揮霍到小姐身上。他說沒有、沒有。但我猜是有的。地圖上都難找到的一個小島上，他遇上一個她，在她身上花些風浪餘生掙來的錢，也不完全是一場風流生意。故鄉的好的丑的，在小島上都有一份，卻好的丑的混為一體。我聽了他的故事，覺得同胞壓榨同胞是這故事中最黑暗的一部分。
冒生命危險，背井離鄉地出海打漁，九百塊美金已經少得可憐，還要被層層盤剝？那部分忍心對同胞下手的人，以宣揚同胞的勞力不值錢、時間不值錢、生命不值錢為自豪，動不動還會慷慨地說：「中國有的是人！」
飛機降落前，我問他，這一點兒性命換來的錢，是不是能在他回鄉的新生活中派上用場。他幾乎自得地回答我：這筆錢夠買一台小型農機了。以後他只需要出租農機，就可以勉強為生，不需要像其他村鄰那樣四季在田裡出苦力。農機舊了，壞了呢？那可以再想辦法出國打漁。
難道不怕被海浪捲走嗎？不怕！北京機場裡，我送他到轉機處，就和他道別了。算了算，他從那個小島乘船到索莫娃，一直到北京，共有四五天在路上，沒有睡過覺，但他精神好極了。苦海中三年，終於登岸的那種幸運感亮在他眼中。
我的同胞，只需那麼一點兒，就能讓他高興，讓他感到他比別人幸運。作為生還者，他似乎負載了那個未生還的么叔的幸運。然而，我世世代代的同胞們，就連讓他們感到幸運的那一點點，都常常得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