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中拍攝到的武漢病毒研究所。
白宮顧問、曾負責向（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WIV）提供資金的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多次向（國會下屬）委員會提供證詞，然而美國國會尚未從其他熟悉WIV的人士那裡聽取證詞，比如在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工作的戴澤科（ Peter Daszak）。
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發現的「強有力證據表明，戴澤科是中共（CCP）虛假宣傳的公眾代言人，目的是壓制（COVID-19）病毒可能從實驗室泄漏的討論」。該委員會共和黨少數派議員的一份報告顯示，戴澤科「試圖隱瞞他與（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密切聯繫，並提出——科學界若有任何人表示病毒是從實驗室泄漏的，就該因宣傳陰謀論而受到調查。」
根據（外交委員會的）報告，戴澤科還在《柳葉刀》上精心策劃了一封信，抨擊關於從實驗室泄露病毒的說法是陰謀論，他並與中方合作，恐嚇仍舊對病毒源頭持懷疑態度的科學家。在2020年4月18日的一封電子郵件中，戴澤科感謝福奇「公開站出來並聲明，有科學證據支持COVID-19起源於自然界的說法，它是從蝙蝠傳播給人類，而不是從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實驗室泄漏出來」。這家研究所從事的是危險的、功能性研究，使病毒更具殺傷力和傳播性。福奇依然表示，導致COVID-19（中共病毒）的病毒是在野外自然界形成的。
憑藉以上證據，國會就可以讓戴澤科做宣誓和提供證詞。美國疾控中心（CDC）免疫和呼吸系統疾病中心（NCIRD）前主任麥索尼爾（Nancy Messonnier）也應該向國會提供宣誓和證詞，因她經手發布了有關疫情的消息。
在2020年初的一系列電話簡報中，麥索尼爾反覆提到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和一種將「在美國流行開來」的「新病毒」，但她沒有指出這種病毒有什麼新奇之處、來自哪裡？以及病毒如何會在美國傳播？麥索尼爾之前在（CDC下屬）流行病情報項目（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中開始了她在CDC的職業生涯。
當被問到從武漢抵達美國的旅客時，麥索尼爾對記者說，「這不是我今天可以自由談及的話題。」但她沒有透露是哪些美國官員規定了她不能談及此話題，以及理由是什麼。當記者問到中共是否對疫情講了實話時，麥索尼爾說：「我們有許多來自中國的信息。」但她沒有提供其中的內容。
現任CDC主任羅謝爾·瓦倫斯基（Rochelle Walensky）稱讚麥索尼爾是「真正的英雄」，但她在去年5月被重新分配了工作，然後又突然辭職，也沒有提供任何解釋。
麥索尼爾目前在斯科爾基金會的大流行預防和衛生系統（Pandemic Prevention and Health Systems at the Skoll Foundation）擔任執行董事。對於傳喚和要求麥索尼爾在國會宣誓並作證，國會目前是可以執行而沒有障礙的。
此外，還有一個人也該被國會傳喚和作證，她就是中國的研究員邱香果（Xiangguo Qiu）博士。
邱香果在加拿大國家微生物實驗室（位於溫尼伯）擔任領導職務，曾向武漢病毒研究所運送了一批致命病原體，包括伊波拉Makona病毒、Mayinga, Kikwit, Ivory Coast,本迪布焦（Bundibugyo）,蘇丹博尼法斯（Sudan Boniface）,蘇丹古盧（Sudan Gulu）, MA-Ebov, GP-Ebov, GP-Sudan, Henra, Nipah Malaysia,和Nipah Bangladesh病毒.
邱與四家據信參與中國生物武器開發的機構密切合作，其中包括武漢病毒研究所。僅在2017-2018年，邱至少五次去了武漢實驗室。2017年8月，中國國家衛生委員會批准了在武漢研究所開展的涉及伊波拉病毒、尼帕病毒和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的研究活動。
當邱向武漢發送病原體的事實被發現後，邱和她的丈夫成克定（Keding Cheng）被加拿大皇家騎警（RCMP）帶離加拿大國家微生物實驗室（NML），並最終被加拿大公共衛生局（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解聘。
邱被認為是對COVID-19大流行了解信息最多的證人，但截止本文發稿時，記者們無法聯絡到她。
在找到這名中國研究人員之前，國會應該傳喚戴澤科和麥索尼爾，要求他們做宣誓證詞。他們在幫中共隱瞞什麼？正在抗擊疫情的美國人有權知道。關於疫病大流行的起源，請閱讀史蒂文·奎伊(Steven Quay)和理察·穆勒(Richard Muller)撰寫的「科學表明病毒從武漢實驗室被泄漏」（The Science Suggests a Wuhan Lab Leak）。
正如奎伊和穆勒總結的那樣，「CGG雙序列的存在是基因拼接的有力證據，而疫情在公眾中的爆發缺乏多樣性，也顯示出「功能獲取」研究加速了其發生。科學證據表明，該病毒是在實驗室里開發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