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言子墓道」牌坊，被改為「躍進門」，攝於1966年6月
01
「文革」爆發的那年夏天，我是個剛滿11歲的少年，每天最大的願望是等待爸媽回家。在昏黃的燈光里，有爸媽的身影，那就是我的平安時光。
母親是常熟二中的教師，幾乎每天晚上去政治學習或開批鬥會。我父親在城西軋棉花廠受管制勞動，常加班到深夜回家。
我睡不著覺，側頭把耳朵緊貼在床上，聽著外面的動靜。我辨得出母親腳步的節奏，從樓梯口，穿過中廳，鞋底拍打在石磚上輕微的震動。等到深夜，父親回家時腳步很輕，推開門，把麥秸編的藤包輕輕擱在桌上，藤包里鋁飯盒蓋子咣啷響一下。
聽到這兩個報平安的信號，我懸著的心才放下來，憋在胸口的氣，才能緩緩地舒出來，安心入睡。
那個夏天來得詭異，造反熱潮一波接一波。繼「打倒牛鬼蛇神，揪出暗藏的階級敵人」之後，新名詞不斷湧現，漏網右派，暗藏叛徒特務，漏劃地主，現行反革命，名目繁多。鑼鼓和口號聲的衝擊波漫天蓋地，撼動著每個角落。
有關暴力事件的消息不斷傳來。捆綁吊打，跳井自殺，牛鬼蛇神沿街低頭站立，向偉大領袖請罪。縣政府門前的西門大街上，率先豎起一排排大字報棚，老縣場，文化宮，圖書館前的路邊紛紛豎起大字報棚，標語和漫畫，觀眾擠得水泄不通。我提心弔膽，大字報上出現我父母的名字。
緊張的氣氛令人窒息，空氣里似乎布滿蜘蛛網般的遊絲，隨時都會被粘纏，被縛就，再也掙扎不出來。「劃清界線」口號咄咄逼人。我的願望絕不可言說，被壓抑在心底，像蘊積在火山底下永遠涌動的熔漿，胸口憋得焦灼疼痛。有時深深長長地呼出口氣，那是百般無奈的等待，只不過是等待父母安然回家。
中學有位老師，家庭是常熟有名的屈家大地主，他不服氣說自己年輕在外讀書，沒有參加剝削，不是地主，被紅衛兵造反派一次次狠揍狠整。被扣上「漏劃地主」罪名。縣南街上有家街坊，客廳朝大街，門口擺些茶水，小蜜餞。那主婦笑眯眯的，從來不嫌小孩子圍觀。一天，聽見居委批判她是「投機倒把分子」，她哭得一把把眼淚。
那時候就是這樣，只要有人檢舉，不容分辯，貼張大字報，開個批鬥會，這個人就被揪出來了。
02
我父親一向沉默寡言，常加班到半夜回家。全部生活就是一個「忍」字。受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忍受精神上的壓力，忍受那個塵絮飛揚，車間裡40多度的高溫。勞動扛200多斤大包，心力和體力消耗。每當深夜，聽見父親把麥秸編的藤包輕輕放在桌上，飯盒子響一下，報平安的信號，我才放心睡覺。
我母親是全家的頂樑柱，為我們撐起一片天。母親家庭是教育界民主人士。抗戰流亡學生，建國前大學畢業在蘇州地委專署參加革命，調到常熟教育局專管小學教育和人事工作，歷次政治運動沒有任何把柄。我母親病休幾年，在2月份恢復工作，調到二中教課。學校師生對她不熟悉。但是這能維持多久呢？反革命家屬，隨時都會被人檢舉。只有每天晚上聽見那個熟悉的腳步聲，才能讓我安心入睡。
街上熱鬧非凡，看遊行，宣傳，成為一種娛樂。我家住在縣南街，一條古老的城中心街道，是大小遊行隊伍必經之路。每逢鑼鼓聲，口號聲傳來，院裡的孩子們激動得一窩蜂地往外跑，樓梯咚咚響，一陣嘩嘩腳步聲，大人也常夾在裡面。每天各種遊行絡繹不絕：有的是單位成立戰鬥隊，革命委員會，有的慶祝社論發表或最高指示下達。經常往外跑好幾次，人行道上也擠滿路人觀看。
我覺察到，在滿街的鑼鼓聲和口號聲中，社會和人們都在變化著。階級敵人隊伍迅速擴大，類別也從「四類分子」擴大到「五類分子」，我隨之上升為黑五類子女。有些同學的父母被揪出來，有醫生、校長、黨員幹部，甚至普通工作人員。我家21號前院的科局幹部們被揪出好幾個，從農村老家來照顧兒孫多年的老太太們霍然成了漏網地主婆。暗藏的階級敵人像地雷一樣，密密麻麻布滿全城。
沒多久，我爸媽多年的朋友張阿姨，在常熟慧日小學遭批鬥。大字報揭發她是「反革命家屬」，突發精神分裂，張阿姨是極有才華的幼兒教師。我父親落難後，熟人親戚割席斷交，張阿姨給我家帶來少有的笑聲。有一次，她和兒子在我家做客。與我同年的髮小在餐桌邊唱了一首《在松花江上》。張阿姨的先生是縣中出色的高中物理老師，反右中遭難被遣送北方農村老家。為了孩子們的前途，無奈之下她與深愛的丈夫離婚，劃清界限，自己偷偷流淚大半輩子。當最後一根稻草壓下來，她崩潰了，住院治療好幾個月。我母親常在晚上8-9點，鄰居都閉門了，才去看望她。
03
七月大暑，革命熱情像炎炎烈日正在燃燒。母親回家說，當月下旬參加教育局的集中學習班，自帶行李分住在常熟各個學校。常熟二中和三中的教職工集中在石梅小學。我頓時驚慌失措。母親安慰說，學校安排她值班，並准許她每天傍晚回家，晚上再回學習班，這是好的跡象，說明她不是暗藏階級敵人。
父親整日上班受管制監視。所以母親把家裡的事情交代給我。我們用紙糊了好幾個信封，把房錢，電燈費，煤球費，米糧錢等每項開支如數放到每個專用信封里，在信封外面記帳。另外3元訂一份《解放日報》。全家買菜開銷只剩15元，放在另一個信封里。每天5毛，需要精打細算。夏天的蔬菜只要幾分錢，一天控制在2-4毛多，省下的錢可以留到第二天，第二天多省幾分錢留到第三天。
以此類推，過幾天就可以買點魚肉葷腥。一般買兩毛錢肉絲，或買肉餡燉雞蛋肉糕。有時拿幾分錢，我和妹妹到京門電影院前的夜市，買個新鮮的綠色蓮蓬頭，和漂亮的紅綠生菱角；還有煮熟的又黏又甜的糯玉米。
我母親體弱有病，家裡養幾隻雞下蛋。每天剁碎菜根葉，拌些麩皮餵三次。清早趕到自由市場跟農民買到活的小鯽魚、螺絲，一串串小螃蟹。吃剩下的可以餵雞。不過，我們得留心把雞屎掃乾淨，免得鄰居抱怨，給我爸爸惹麻煩。有時乾脆把雞趕到後面大菜院裡瘋跑一會，吃個半飽，再喚回家，圈到我家房間後面的小院裡。
那時每戶有一本煤球卡，按家裡人口供應，量很小。夏天洗澡要燒很多熱水，煤球不夠用，白天要用煤灰拌水蓋在煤球上封住火，爐子上溫一大鍋水。我父親教我早晨去提井水，把大木盆、臉盆和水桶都裝滿，放在窗外走廊的陽台上。白天陽光灼熱，照在陽台上，把盆里和桶里的水曬得暖乎乎的，傍晚洗澡只要加一點熱水。
暑熱難熬，我把地板擦乾淨，在房間裡光著腳。傍晚用清洌的井水灑在地板上，鋪上一張草蓆，涼爽得多了。母親傍晚回家時，洗澡水和晚飯都已經準備好，晚上再趕回石梅小學。我儼然像個小管家，煞有其事地把家裡安排得井井有條。守著門戶，等待爸媽回來讓他們高興。霍然覺得自己長大許多。
其實，走出大門一看，滿街都是與我年齡相仿的孩子，到菜場、糧店，買煤球，井邊提水洗衣服，大多是失學守在家裡操持家務，年齡大些的中學生大多去造反鬧革命。
這段時間的經歷給我深刻體驗，人的才智，可以改善生活環境和自身條件。換言之，聰明才智有助於人們努力生存，或奮力地活著，這是生物的本能。人類在這方面的能力略強些，他們還會消滅同類，讓自己活得容易些，安全些，更舒服些。
大街上的喧鬧使我緊張不安，平時躲在家裡。後院菜地是安靜的去處。院子很大，種著蔬菜，玉米，向日葵。地里草葉茂盛。有飛來飛去的蝴蝶，蜻蜓，牆旮旯石頭縫裡有蟋蟀鳴叫。更多的時候，我躲在家裡看書，讀報紙。
破「四舊」時，處理了很多心愛的童話，有插畫的外國文學。這時還沒有抄家，書報很多。我家有個小房間做儲藏室，床底下有一捆捆《人民教育》雜誌，積攢多年的《小朋友》《中國少年報》《紅旗飄飄》《兒童文學》。我父親的整套馬列主義著作，厚厚的書一捆捆儲藏在鏡台下的櫥里，大多是外國歷史書，蘇聯教科書。
我常常掏一本厚書，鑽在大床底下的地板上翻著看，然後再放回去。有一本《印度史話》，硬被我啃了好幾章，似懂非懂也覺得很過癮。這些日子跟外面的世界隔離，倒是平靜了一些。但是，一整天家裡沒有大人，我心裡空蕩蕩的，忐忑不安，唯恐哪天發生什麼事，我爸媽再也不能回家。
04
時時擔心的事果然發生了。
一天上午，中廳里坐著一位來客。我認出她是我母親學校革委會負責人。她坐在我家對門居委會的治保主任家的房門口。不一會，治保主任回來，她們倆進屋裡去說話。我心裡直嘀咕，不祥的預感，如積壓在心頭一片陰霾。那個傍晚母親沒回家。一連兩三天，母親還是沒回家。我很納悶，那天革委會負責人來找監管「四類分子」的治保主任，一定跟我家有關係。實在很蹊蹺，我憋不住了，帶妹妹到石梅小學去探望母親。
石梅小學坐落在城西虞山腳下。我們在陌生的小弄堂里繞來繞去，找到石梅小學。門口有人值班，不許外人進去。我說給我媽送換洗衣服。那人說，老師們在晚飯時間出來，步行到食堂去。食堂在石梅學校外面的小街左側，到門外路邊去等，會看到我母親。
我們趕緊跑到外面，巷子裡的礫石路面被火辣辣的太陽曬得發燙，熱氣蒸人。我心裡急切，顧不得太陽曬，守在路邊。眼看夕陽緩緩西下，才往小巷子裡投下一些蔭涼。
老師們來了，三三兩兩，依次走出校門。在隊伍的末尾是我母親，獨自一人，旁邊有位女老師，兩人似乎並行，但她們之間保持著一些距離。我喊了一聲，母親很吃驚。我問她為什麼不回家，母親搖頭示意不要說話。我遞給媽媽換洗衣服，塞給她一個煮雞蛋，我母親後來告訴我的，我記不清了。
母親不敢停留，說兩句話就匆匆往前走。我和妹妹緊跟上去，母親甩手擺脫我們，一邊加快步子，回頭揮手示意快回家去。我們只好停步，滿心淒涼地目送母親遠去。那女老師亦步亦趨，在一側緊隨著。後來我知道是革委會派她監視母親。
第二天傍晚，我倆又來了，母親匆匆說幾句話。一連幾天我都站在路邊，可母親始終沒說為什麼不回家。我整天失魂落魄，猜想著到底發生了什麼。
晚上，大院子裡黑糊糊的，熱烘烘像個蒸籠。家家門窗都敞開著，不開燈，免得把蚊子招惹進來。房間地板上鋪著涼蓆，我不敢睡著，躺在蓆子上胡思亂想，眼睜睜地盯著窗外天空由淺藍變暗灰，由暗灰變得漆黑。黑夜像濃煙一樣侵入房間，瀰漫開來，眼前浮現白天看到的駭人影像，遊街的人群，打著X的大幅標語，牛鬼蛇神漫畫，低頭請罪的階級敵人，毫無邏輯地穿連成一個個怪誕的畫面。我覺得胸口發悶，喘不上氣。
有人在天井裡架起板床睡在露天，用大蒲扇使勁拍蚊子；後院井邊有人提水，嘩嘩的水聲很大。有時傳來大街上幾聲喊叫。我把耳朵緊貼在地板上，專注地在碎雜聲中分辨那個熟悉的聲音：父親進房間時腳步很輕，把麥秸編的藤包放在桌上，包里的鋁飯盒輕輕碰一下，我習慣了，等著那個報平安的信號。
母親一直渺無音信，我心裡惦記。有個下午，我獨自跑到石梅小學。學校後牆緊依著虞山腳下的山坡，讀書台就在牆後山坡上。記載上說，南朝梁皇太子簫統曾經在這裡潛心讀書，由此而得名。天色還早，我從校門一側走上山坡，那就是著名的讀書台樓閣，無人管理。我從山坡的高處往下窺視石梅校園，希望僥倖瞥見母親。山上有條小路沿著小學的圍牆。牆內有一排教室，有的窗戶敞開著，我瞥見裡邊有床和蚊帳，好像是宿舍。
讀書台山坡像一個遠離塵囂的世外園林，寂靜得出奇，連螞蚱跳縱時抖動了樹葉的索索聲都聽得見。斜陽把金色的光芒撒在綠色樹林間，似乎有一絲絲的風偶爾穿過。夏蟬時斷時續地鳴叫。我挑個蔭涼處，悶悶不樂地坐在長廊的石階上。
石梅小學的白色圍牆沿山腳向前延伸。圍牆外，是溢滿書香氣息的林中書苑，參天的古樹，長廊古亭，飛檐斗拱。建築年久失修，破落不堪，但依然錯落有致，流連著千年古韻。閣樓下岩石縫裡雜草茂盛，似乎人跡罕至。然而越過圍牆，裡面關著一百多名教師職工，正在經歷著生死攸關的政治運動。無情的揭發誣陷，激烈的批判，大字報，批鬥會。不幸的人們一個個被擱在運動的燒烤火架上，由造反派翻來翻去，烤得面目全非，半死不活。往食堂走去的隊伍里，一眼可以辨出那些魂不守舍，神情沮喪的人們。
05
日子過得緩慢。熬到九月下旬，學習班結束，母親該回家了。那個下午，我跑到西門大街一家自行車鋪，花一角多錢租了一部舊自行車。出租的自行車沒有剎車，非常簡陋，車輪一著地滾動就嘩啦啦地響，在街上騎很危險，搬行李倒是頂用的。我推著自行車到石梅小學去接母親。
老師們分住在各個教室里。我母親住的那間教室里有六張床。我進門時，母親一個人在收拾行李。靠牆小床的四角豎著竹竿，撐起一頂白色蚊帳，蚊帳的左右兩邊各豎貼著白紙對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蚊帳上方貼著白紙橫幅「回頭是岸」。一個個黑色的大字，猙獰的凶光，瞪著我。我一下子全明白了，淚水奪眶而出，順著臉頰流下來。我馬上背過身去，不敢讓母親看見，悄悄地擦掉，假裝什麼都沒注意。
我把一件件行李捆綁在自行車上。回家的路上，我默默推著自行車，車子在石礫路上顛簸，每個部件都震得叮叮噹噹響著。我一句也沒問，母親也沒說話，好像我們有個默契，對此保持緘口。二個多月的學習班總算結束，我媽總算回家了。
哪知麻煩事情接踵而來。
國慶節放假三天。革委會通知我母親到校和牛鬼蛇神一起勞動。二中校園牆上到處塗滿墨汁寫的標語，需要擦洗刮乾淨。一家人的心都懸起來。難道我母親是被揪出來的暗藏階級敵人？我煩躁不安，覺得大禍來臨。母親和牛鬼蛇神們一起，天天在校園裡勞動，聽候指揮和監視。傍晚時分，我守在樓梯口等母親回家，母親對此閉口不言。意外的是，國慶節後，革委會又通知母親回到老師政治學習的教室去，怎麼回事呢？我們對此疑惑不解，畢竟鬆了一口氣。這個謎一直到1980年代才漸漸解開。
06
1980年代初，我父親得到平反，重返他熱愛的教育領域。老鄰居們感慨，來看望我父母。母親業已退休，偶然談起那年夏天的事情。我們將零碎的故事片段拼湊起來，了解到那年夏天驚心動魄的詳細經過。
那時，群眾互相檢舉揭發在全社會高潮迭起，有些人為此走火入魔。二中革委會收到檢舉信，有個李姓居民自稱曾在我母親家當過保姆，要揭發她的反革命言行。革委會派人到街道居委聯繫。我家對門鄰居，即治保主任，動員鄰居們揭發我母親。不過有位鄰居拒絕揭發，說她不願昧著良心做對不起我母親的事。當二中革委會收到揭發資料後，立刻把反革命罪行抄寫成大字報，張貼在石梅小學。在縣南街居委會也貼出了同樣內容的大字報。但是我們一點都不知道。我母親立刻被隔離審查，不准回家。
如今審視這一事件，頗有些戲劇性。人性善惡，在此發揮得淋漓盡致，超越一般人的想像力。那個主動檢舉人李姓保姆揭發我母親「同情反革命分子」。1958年我父親已遭難離家，我母親患重病，三個小孩子需要照顧。經人介紹，李姓保姆到我家。她前夫在反右時被定為「反革命」，到蘇北勞改。她離婚後帶著孩子，靠變賣家什無法維持生活。剛到我家時，她的境況極其窘迫，連換洗的衣服都沒有。我母親馬上給她錢去做了一身新衣服。她向我母親哭訴她的遭遇。我母親憐憫同情，並安慰她。十多年後，她卻揭發我母親「同情反革命分子」。
第二個檢舉人揭發的罪行是「教育孩子走白專道路」，說我母親教育孩子「光打球怎能學好功課，考上好學校？」事實上，我母親教育孩子養好習慣，放學回家先完成作業。這個檢舉人不僅是鄰居，而且是母親大學校友。她丈夫在肅反中遭難，在外地勞改。本人沒有工作，找到時任校長的我父親，我父親很快安排她在縣中教書。她又找我母親求助，說家中老小沒有住房。我母親在院裡找到兩間住處，並指點她找管理住房的科室。不久，她一家老小搬進大院，有了安身之處。那是1950年代初。有人看見她在我家窗口探視，並悄悄問隔壁的鄰居，是否看見我母親回家。大概她按捺不住好奇，急於想看我母親變成現行反革命分子。人的記憶是有選擇性的，善於選擇記住別人的恩德是記憶能力的話，無中生有捏造罪名卻是一種品質。
第三個檢舉人是前院鄰居，家庭婦女。平時還客氣，但不熟悉。她家庭成分不好，也許迫於壓力，揭發一件小事，上綱上線，牽扯到反革命言行，以此表現自己積極向革命隊伍靠攏。人需要安全感，需要歸屬感，識時務的人看哪裡勢力強就極力往那裡靠攏。
然而，第四個檢舉人揭發一項最嚴重的現行反革命罪行。在後來幾年，曾經見過類似的罪行，當事人被判為現行反革命，有的甚至判處死刑，也不過因為幾句話。這項罪行內容大意是這樣：丁原秀是反革命家屬，對偉大領袖懷有仇恨。她用「死」罵「毛毛」，是咒罵偉大領袖。她還用「太陽從西出來」攻擊偉大領袖。揭發人把這些字和詞串聯起來，一句句駭人聽聞的，惡毒的現行反革命言論。
這項罪行在學習班頓時掀起軒然大波。一張張大字報貼出來，我母親立刻被取消值班資格，接受隔離審查，24小時監視，不准回家或與外面任何人聯繫。我母親被責令寫坦白，由革委會的領導和成員，兩位四清工作隊員（四清工作隊還在校），造反派負責人和積極分子，一起盤問我母親，要她承認檢舉材料中的罪行。
有人在政治學習會上火上加油，公開檢舉污衊我母親是「漏網右派」。他老婆曾經和我母親同在教育局工作。反右時的確曾經有人企圖整我母親為右派，被常熟市長和組織部親自否定。雖然無冤無仇，這人趁此機會出手落井下石，表示自己積極革命，懷揣這種投機歹念的，在那個運動中屢見不鮮。
對突如其來的圍攻批判，我母親態度堅定，拒不承認，直言這些檢舉人無中生有，斷章取義，實質是故意陷害。她理直氣壯地解釋：孩子出生時即取名毛毛，是南方人對孩子的暱稱。常熟方言經常說「該死」，我母親跟保姆學著這麼說的。至於「太陽從西邊出來」，是北方人常用方言歇後語。無休止的反覆盤詰，沒有使我母親絲毫妥協。
這個檢舉人正是我家對門的居委會治保主任，我母親的北方老鄉。她剛搬進院子時是個年輕家庭婦女。丈夫在某公司當書記，她的優越感很強，偏偏我們家風缺乏世故，不會阿諛奉承。再者，我父母親受過高等教育，而她沒讀過書，這傷害她虛榮心。長期的嫉妒產生出莫名的仇恨。也許多年治保主任工作，提高了她的無產階級革命覺悟。人有很多潛在品質和能力，在適當時間和環境裡會發生蛻變。
這一案件最終不了了之，我母親以為自己純屬僥倖。1980年代裡，有人把實情告訴我母親。原來在1966年石梅小學學習班，正是那位革委會負責人有意保護我母親，力爭這些揭發材料不實，不足以把我母親定為現行反革命。正巧另一位負責人曾是我父親的學生，對我父母很尊重。他們的默契保護，讓我母親僥倖躲過這一劫。在以後漫長的政治運動中，這位負責人常常暗中相助，但從未透露給我母親。
我們恍然大悟。正在這時，聽說那位革委會的老師患絕症住在醫院裡，我母親趕到醫院去看望病危中的馬老師，她微露出笑容。這是她們最後一次見面。母親為此很傷感。1950年代，我母親在常熟教育局負責小學教育和人事安排。年輕的馬老師剛畢業來教育局報到，我母親把她分配到合適的學校。由於她工作能力強，很快提拔她為校領導。這位負責人了解我母親是正直的。
母親畢業於教育行政管理專業，秉公辦事，不徇私情，尤其愛惜教學人才，培養了很多年輕教育骨幹和校領導，在常熟小學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威信。常熟城鄉鎮共有上百所小學，沒有任何人給我母親寫過一張大字報，真可謂是無可挑剔。每年代課教師轉正時，我母親必定親自到教室聽課，徵求意見，把轉正指標發給教學稱職的好老師，從不歧視家庭出身。
有一次在大街上，一位老人迎上來感謝我母親救了她全家。儘管她丈夫是地主，她獲得轉正，有了工作收入，得以供養家庭和孩子。凡是有具體困難的老師，我母親總是從人道出發，儘快給予他們照顧和方便。我在常熟做教師培訓工作時，曾經多次遇到老教師讚揚我父母是正派的教育界的領導。
就這樣，被撕碎的往事，撲朔迷離，如今一片片回落到它們的原位，終於還原了一副副驚心動魄，令人感到溫馨而又酸楚的畫圖。
關於李姓檢舉人，還有一段令人驚悚的故事。1958年我父親遭難離家後，我母親深信冤情終會昭雪，把我父親的物品珍藏在箱子裡。李姓保姆偷出一些去典當。我母親發現後追問，她招出實話，答應贖回來。從那以後，李姓保姆對母親懷有怨恨。
聽母親提起李姓保姆，我立刻想起她那兩隻瞪得像銅鈴一樣的大眼睛，凶如廟裡的惡煞。反右時父親離家，我三周歲多。說是她來照料家務和孩子的，她從不跟我說話。晚上睡覺把我放在床尾。夜裡，她的腳壓在我身上很沉，把我弄醒，我不敢吱聲。我要是翻身把她弄醒，她就抱怨。
有一次，她燒了菜放在飯桌上，我用手指捏了一點吃。她跨進門尖聲喊叫，挾著我跑到後院，拽著我的胳膊把我拎起來，伸到黑洞洞的井口裡，嚇唬要把我丟下去。我的身子在井裡悠晃，腳下是懸空的。我嚇得大哭，仰頭往上看，井口露著兩隻兇狠的大眼睛，像兩隻鈴鐺。我聽不懂她尖叫什麼，只覺得天旋地轉。
在以後的好幾年裡，我多次做噩夢，黑洞洞的井口，深不見底。那時我還小，不懂得告訴母親。母親生重病臥床，在隔壁房間全然不知。這是我來到人間後第一次體會到屈辱。
在這世間，人與人的差別之大，有如天使與魔鬼之別。有些人懷著天使般的善良去救贖，而有些人則揣著魔鬼般的邪惡去毀滅，把別人的天堂變成地獄。
再回到那個夏天。
暑日的炙熱漸漸褪去，天涼入秋了，我不再睡地板上。夏天蓋的毛巾被，換成了薄被子。晚上，我把自己捂在被子裡，一隻耳朵緊貼在床上，聽母親回家時那鞋底拍打磚地的腳步聲，聽父親進屋輕放藤包的聲音。待到秋風吹起變得蕭瑟時，秋蟲不再鳴叫，薄被子換成厚棉被。唯一沒有改變的，就是每天晚上把耳朵緊緊貼在床上，等待著報平安的信號出現，等待父親和母親回家。
2021年9月2日
寫於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