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正值蘇州醫學院65級學生複習迎考的緊張階段，一場厄運正在降臨。
6月1日晚20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北京大學聶元梓揭發校黨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報。6月13日，中央和國務院發出各大專院校停課鬧革命的通知。自此，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在蘇州醫學院轟轟烈烈地展開。
首先是開展以「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校園內公布欄、道路兩側教學樓一層牆壁都貼滿了大字報。後來地方不夠了，就在操場400跑道四周用草蓆搭起大字報欄。打漿糊的容器也由小桶換成大水缸。
大字報內容大多數是批判揭發學院黨委的，也有矛頭指向專家教授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甚至是批判班主任和政治輔導員。
後來「運動」愈演愈烈，多次召開批判揭發學院黨委書記劉鐵珊、副書記趙凱、顧介玉，以及副院長黃文錦、陳少青等人的批鬥會。
記得有一次，五年級學生王成標一躍衝上主席台，將事先準備好的高帽子戴到黨委書記劉鐵珊的頭上，緊接著拉出去遊街示眾。
當時學院黨委全面癱瘓，下屬各總支、支部停止一切活動，學院陷入一片混亂。知識分子視為牛鬼蛇神、臭老九，造反派紛紛將張奎、楊汝傑、陳明齋、陳王繼善、鮑躍東、陳悅書、陳灝珠、萬竟先、於志銘等老專家、老教授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關進「小班子」進行批鬥。
我親眼看到，教我們組織胚胎課的教研室主任劉亞珍教授不堪虐待跳樓自殺，倒在血泊中。其丈夫病理教研室的劉興文教授也被無辜打成「中統特務」，某夜在「牛棚」內用剃鬚刀切割腹股溝動脈和橈動脈企圖自殺，幸虧被同室的學院黨委書記劉鐵珊及時發現才免於一死。
那個年代是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我們大學生是不准看業務書的。我只能躲在衛生系教學樓頂層陽台角落偷偷地閱讀教材或參考書。
有一次，我在食堂排隊買飯時，與站在我前面的戈紹龍教授說了兩句話，就被同學告密。後來兩名工宣隊員以走「白專道路」為由找我進行了非常嚴肅的批評教育。
那時，批鬥班主任、政治輔導員、教研室主任的大小批鬥會以及掛牌戴高帽已經屢見不鮮了。就連我們醫療系65(2)班的班主任兼政治輔導員黃厚甫老師也難逃批鬥厄運。
黃老師與學生同吃同住，帶病工作，一心撲在學生工作上，與我們亦師亦友，關懷學生無微不至，這樣的好老師何罪之有？
可見，當時的「運動」已處於失控狀態。原來朝夕相處的同學一下子分裂成為兩派，見面時形同陌路，甚至相互指責謾罵。各年級以及教職員工自發的10多個紅衛兵造反派組織相繼成立。
1967年1月，我院的兩派紅衛兵組織（紅色造反團和紅衛兵團）分別加入蘇州市的造反派總部，一派叫支持蘇州市革命委員會，簡稱「支派」，另一派叫踢開蘇州市革命委員會，簡稱「踢派」。
蘇州市的兩大造反組織對立情緒越演越烈，7月江青公開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武鬥之風甚囂塵上。8月2日凌晨5時30分，蘇州市工學運動革命串聯會（「踢派」司令部）對當時駐守在蘇州醫學院一號丁字教學樓的蘇州市革命造反聯絡站（「支派」司令部）發起總攻，「踢派」動用機槍掃射，噴撒汽油，投擲氧氣瓶引爆，我院年輕教務員聶光立被當場擊斃。中午教學樓被熊熊大火包圍，濃煙四起。
當時，我班9名師生被圍困在教學樓，他們緊緊地抱成一團。3日凌晨1時，無錫駐軍傳達周恩來總理電話指示，「聽說在蘇州醫學院裡支、踢兩派打得很厲害，你們要立即派部隊去解決，告訴他們有什麼問題可以坐下來談，立即把武鬥停下來，不能燒房子，不能開槍。圍攻的一方要撤離。」
1600多名無錫駐軍官兵奉命執行周總理指示火速趕到蘇州南門橋解圍，卻被「踢派」堵截於南門橋外。直至夜幕降臨、槍聲依稀，我班9名師生才悄悄翻過圍牆，通過解放軍100醫院，連夜逃到蘇州城外楓橋一帶，總算是死裡逃生。這就是震驚全國的「八·二火燒蘇醫事件」。
7、8月蘇州市大規模武鬥期間，蘇州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被迫停診一個多月。後來兩派實行革命大聯合，蘇州市連續開展十大戰役，全面清理打砸搶抄抓五類分子，我院基礎部原黨總支書記劉山海和衛生系教師錢聲遠因涉嫌參與組織武鬥分別被判刑入獄，受到法律應有的制裁。
文革中，蘇州醫學院本科停止招生長達11年，導致醫學專業人才的培養（包括研究生教育）出現斷層。文革前經過多年實踐積累的醫學教育改革成果毀於一旦。
由於文革的摧殘，導致我們這一屆醫學院畢業生知識體系「先天不足」，但是走上工作崗位後大家奮發圖強，勤奮學習，邊干邊學，邊學邊干，在醫療或公共衛生戰線作出了較大的貢獻，許多人成為當地的知名專家。現在大多已經退休頤養天年。
但是，我們要告訴後來者，在中華歷史上曾經發生過文革十年浩劫這一段充滿陰霾、不堪回首的歷史，以及對國家和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和傷痛。前車之鑑，後事之師。
參考文獻：顧鋼，王馨榮《蘇州醫學院簡史》蘇州大學出版社，2010:101-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