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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的好學生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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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把知識分子歸入小資產階級,把自耕農和貧農歸入半無產階級。他認為前者在革命中搖擺不定,只能進行改造;後者具有堅定的革命性,完全值得信賴。

李大釗,1887年生人,他1918年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時,才31歲。

毛澤東,1893年生人,比李大釗小6歲。

李大釗出任北大圖書館主任之後,毛澤東經楊昌濟介紹,被李大釗安排在北大圖書館擔任助理員。

後來毛澤東回憶說:「李大釗讓我擔任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可以領到一筆巨款——八塊大洋,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這讓毛澤東的「自尊心」很受傷。這一經歷,也許就奠定了他對待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基本態度。

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在北大受傷之際,也正是李大釗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鼓舞,連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以及《青年與農村》等文章的時候。由於李對他的關照,更由於李對他的影響,後來毛澤東對斯諾說:李大釗是我真正的老師。

因為有這樣一個老師,毛澤東對於俄國民粹派在1874年夏天掀起的那場「到民間去」的運動,應該是耳熟能詳。在那個「瘋狂的夏季」,俄國有數千名大學生自願下鄉鼓吹革命。俄國的這段歷史,對後來毛澤東改造知識分子的作法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值得進一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說俄國民粹派是把農民視為啟蒙對象的話,那麼毛澤東則把這種關係完全顛倒過來了。他很早就認為,不是農民需要知識分子對他們的幫助,而是知識分子需要農民對他們的改造。

正因為如此,離開北大之後沒有幾年,毛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把知識分子歸入小資產階級,把自耕農和貧農歸入半無產階級。他認為前者在革命中搖擺不定,只能進行改造;後者具有堅定的革命性,完全值得信賴。

不久,他又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中國歷來只有地主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這樣一來,就連文化知識,也成了罪惡。

他還說:「農民一向痛惡學校,……鄉村小學的教材,完全說些城裡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小學老師對待農民的態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農民的幫助者,反而變成了農民所討厭的人。」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俄國民粹派「瘋狂」下鄉,是自發的、短期的、教育農民的;到了毛澤東那裡,中國知識分子(包括知識青年)下鄉,則是有組織的、長期的、接受農民再教育的。

毛的這種想法到了延安以後,得到進一步發揮,並且更加具體化。

1939年4月,他為抗日軍政大學的題詞說:「知識分子之成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還願意並實行結合工農民眾,他們的分界僅僅在這一點。」

隨後,他在《五四運動》一文中再次指出:「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最後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

同年12月,他又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分析說:「知識分子在其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並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然有先鋒和橋樑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採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知識分子的這種缺點,只有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才能克服。」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是的講話》中重申這一觀點:「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版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炎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對待知識分子(包括知識青年)的問題上,毛澤東真是李大釗的好學生啊!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愛思想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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