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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打三反」的恐怖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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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又開始了

文化大革命」爆發至今已過了半個多世紀,可是有許多往事仍深刻地留在我們這代人的記憶之中。我是共和國的同齡人,「文革」前已升入高中,經歷了「文革」中發生的所有運動,但其中最令我刻骨銘心的回憶,則是發生於1970年初的那場「一打三反」運動。

參閱維基百科的解釋,「一打三反」是「文革」中的一場重要的政治運動,1970年1月31日,周恩來毛澤東的同意下,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簽發《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月5日又發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因此三份文件合而為一,就形成了「一打三反」運動。當然,所謂「三反」只是個陪墊,「貪污盜竊」、「投機倒把」最多是刑事犯罪,而「鋪張浪費」更是工作作風問題,運動的重點在於第一份文件,打擊的對象是各地以各種方式反對中央權威的個人或集團,目的是要進一步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同時也加強對地方的控制。這場運動波及全國城鄉,由各級地方黨委負責領導,時間長達一年左右(有的地方更長些)。

這場運動的特點是以群眾運動的方式,結合公檢法軍管會等專政機構,對於那些異見人士處以有期徒刑甚至槍決的處罰。為了在短期內達到震懾的效果,原本屬於最高法院核准死刑的權力下放到省一級,只要將殺人數目上報備案即可,有的地區更將殺人權下放,而且一經宣判立即執行。當時全國各省、市、縣都接二連三地召開萬人公審公判大會,被處以極刑的人犯五花大綁,背上插著木牌,由武裝士兵押在台上,審判後立即押在卡車上遊街示眾,直接綁赴刑場,執行槍決。街上更是到處張貼布告,少則幾人、十幾人,多則數十人,每個人的照片姓名上都用紅筆打著叉,各人犯罪的事實雖不盡相同,但「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則是統一的結論。當時我們雖然不知道這一運動發動的背景,但這一恐怖肅殺的情景,卻在心底留下永久不會忘記的深刻印象。

1965年我在南京升讀高中,學校是五年制的省重點,雖然各科成績都不錯,但像入團這種事則是可望而不可及。那時學校已強調家庭出身,我是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民國時期的大學畢業生。父親1939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航空專業,那時上海已經淪陷,班上十多位同學全都響應政府號召,冒著生命危險,千里迢迢來到大後方參加抗戰,在航空委員會主辦的高級班接受一年左右的訓練,即分派到後方各個飛機修造廠,後來又派往美國實習兩年。由於是在空軍機構工作,所以必須加入國民黨,而且也著軍服、有軍銜(機械佐);而我的籍貫是廣東,家中親戚多在香港,因此家庭出身雖然不算是四類分子,但算是有嚴重歷史問題和海外關係的家庭,「文革」中父親遭批鬥、隔離和抄家自然是必不可免的了。

「文革」開始後先是停課,當時大家都還挺高興,但誰也沒想到這一停對於絕大多數中學生來說就是永遠告別了學校。由於家庭出身的影響,我沒有資格參加紅衛兵,再加上個性的原因,也從未參與「破四舊」、抄家和武鬥,當然大串聯和傳抄大字報是免不了的,因此「文革」中我算是個逍遙派,大部分時間是與同大院的夥伴們一起度過的。

我父親在南京航空學院任教,南航成立的時間不算長,原來是專科,1956年正式升格為大學。「文革」前 大陸主要有兩所專攻飛機製造工業的大學,這就是北京航空學院和南京航空學院,但兩個學校的老師情況不大一樣,北航的老教師基本上是民國時期各大學的教授,院系調整時集中在一起;而南航的老師很多都是與我父親一樣出身,是抗戰期間畢業於清華、中央、交通、浙大等著名高校航空專業的大學生,後來到大後方擔任各空軍飛機修理廠的工程師,1949年前後,他們大多數沒有去台灣,而是留在國內參加和平時期的建設,其中有不少人後來就到南航當了老師。

南京航空學院位於原明故宮機場附近,當時在南京還是很偏僻的地方,雖然和那些部隊的大院不太一樣,但我們這些小孩從小就生活在同一個家屬宿舍里,也算是一種大院文化吧。我們這幫人的家庭來自五湖四海,彼此年齡相仿,出身相似,當然也有一些幹部和工人子弟,但他們的年齡相對要比我們小點兒,而且他們的父母大都也是「走資派」,因此總的來說,「文革」期間大家都在一起玩,基本上沒有什麼因出身而受歧視的感覺。

那時候停課了,多數同伴也都不大到學校,整天不是在操場上打球、鍛鍊,就是在俱樂部打牌、吹牛,還有就是看書。那時的讀書完全沒有目的,不管是「文革」前的小說,還是外國名著、蘇俄文學,甚至是那些內部出版的灰皮書、白皮書,反正是逮到什麼看什麼,而且相互間流通的速度極快,有的時候還結伴大家一起騎車到中山陵、玄武湖等地遊玩。因此若不是家中大人遭到磨難,那段日子過得倒是逍遙自在。

但這段時間不是太長,到了1968年春天,先是「清理階級隊伍」,父輩們再次受到迫害。接著是部隊徵兵,院子裡那些出身好的紛紛當兵去了。不久就是上山下鄉的高潮,那可是不問出身的一片紅,整個「老三屆」學生都是插隊的對象。

我下鄉之前患急性肝炎尚未痊癒,因此沒有和中學的同班同學同行,暫緩下鄉。但後來動員下鄉聲浪一浪比一浪高,我的身體也恢復正常了,所以覺得還是趁早下鄉吧。12月間我決定先到鄉下看看,原來想到夏集公社與我哥哥插在一起,但他們班組已有六位知青(其中兩對是兄弟)。後來我又到沿河公社南航幾個發小那裡,他們一致勸我和他們在一起,這兒離縣城較近,各方面的環境都要比夏集好一些,所以我就留下來,成了沿河公社興無大隊的一名知青。

我們這一戶知青共五人,都是南航的子弟,除了我是高中生之外,幾位同伴都是光華門中學的初中生,其中楊、鄭的家庭與我差不多,父親也都是原國民黨空軍的技術人員,鄭的父親與我父親還是大學同班同學,抗戰爆發後冒著生命危險一起從上海到大後方加入航空委員會,楊的父親年齡略小些,但學術上頗有名氣,人稱「楊陀螺」,他們在「文革」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鬥;陸的父親雖然也是空軍的地勤人員,但屬於工人階級,1950年代初入黨,在學院擔任中層幹部,「文革」中雖然靠邊站,但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順便說一句,陸的妹妹後來成了我的妻子,因此他的父親就是我的岳父)。杲的年齡最小,父親是老幹部,「文革」前好像擔任南航黨委的組織部長,「文革」初被造反派打成走資派,此時尚未解放。雖然我與他們不是同校同學,但「文革」中我們都是逍遙派,成天都在院子裡玩,彼此之間家長也都很熟,所以大家在一起生活,都能互相關心、互相照顧。

「一號令」之後

1969年10月,隨著林彪「一號令」的下達,全國各個重要的單位都開始部署疏散,南航隸屬於國防科委和航空工業部(第三機械工業部)領導,屬於半軍事化的保密單位,自然也在疏散的名單之上。那時候軍宣隊、工宣隊已聯合入駐南航,一聲令下,南航的老師、職工和尚未分配的大學生立即拉練到距離南京附近幾十公里外的句容縣天王寺去了,留在南航的除了少數幹部和教師外,主要都是工宣隊和軍宣隊的隊員,再有就是家屬和那些十五六歲的孩子了。因為我們這些稍大些的子弟都下鄉插隊,家中大人又都疏散,院子裡就剩下他們這幫男孩子們稱王稱霸了。

1970年1月,下鄉後的第二個春節前夕,我們這些插隊在各地的同伴陸續回到南京。那時家長們大都還在外地疏散,學院裡只留下一些工宣隊和軍宣隊的負責人,還有幾位他們認為靠得住的中青年教師。工宣隊和軍宣隊看到那麼多知青一下子都回來了,覺得應該把他們集中起來接受教育,可是我們這些人下鄉都一年多了,心中又都憋著一肚子火,早就不服什麼人的管教了,經常約著一起到玄武湖、中山陵去玩,動不動就一伙人在院子裡騎著自行車呼嘯而過,嘴裡還叫著「李向陽的隊伍回來了」!

我記得負責管我們的那位工宣隊師傅姓畢,常州人,還有一位是體育教研室姓鈕的老師,以前經常和我們一起打球,體格健壯,我們都叫他「胸肌」。一次畢師傅召集我們這些知青在職工俱樂部訓話,我們知青點的楊,則頭戴一頂鴨舌帽,一本正經地面對著他,貌似認真聽講狀,一邊抽著煙,吐著煙圈,一邊說著電影《寧死不屈》裡的台詞:「說得好,說下去!」搞得這位畢師傅哭笑不得。等到畢訓完話,楊突然站起來大聲說:「肅靜!」接著就把雙臂抱在懷中喊道:「墨索里尼,總是有理!」於是我們大伙兒就把他舉起來,口中一起叫著「咚蹡!咚蹡」!這個舉動更是把畢師傅氣得夠嗆,我至今還記得他用常州話罵楊:「小貝(楊的小名)是流氓,帽子麼歪帶起(最後三字應讀wadaqi)!」

那時我們根本就不知道中央下了什麼「一打三反」的指示,但還是能感覺到周邊已蔓延著一種肅殺氣氛。江蘇地區的領導人許司令,軍人出身,又是緊跟中央的將軍,「文革」初期曾受到南京地區造反派的衝擊,但不久就翻了過來,成為江蘇地區黨政軍的一把手後,就開始對那些曾造過他反的人進行鎮壓。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他就揚言南京是國民黨的老巢,要大抓特抓國民黨的殘渣餘孽。

其實在「一打三反」運動全面打響之前,南京就成了全國最早大開殺戒的城市。1969年12月15日,南京市在五台山體育場舉行萬人大會,公審多名「反革命分子」,宣判後立即五花大綁,沿途由多輛敞篷卡車在南京市的鬧市區遊街示眾,最後押赴刑場執行槍決。其中一名叫查全華的年輕工人,他的罪名是組織「反革命集團」,其實不過就是他和幾個人成立了一個馬列主義學習小組,試圖用馬克思列寧的觀點,對現行政策提出一些質疑,結果卻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為了壯大聲勢,製造威懾氣氛,江蘇省革命委員會的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行號外,刊登大號黑體字排印的社論,標題就是殺氣騰騰的七個字「堅決鎮壓反革命」。但這也激起一些具有獨立意識年輕人(主要是剛下鄉插隊的知識青年)的不滿甚至反抗。

查全華等被處決60天後,原南京八中下鄉到蘇北洪澤縣農村的陳卓然、蘇小彬等幾名知青,於1970年2月12日晚上就用剪刀剪下報紙上的字,拼貼成「我們要真正的馬列主義」、「查全華烈士永垂不朽」等多條「反標」,張貼在南京市的幾條主要街道。這一舉動引起社會的轟動,省市各級公安極為緊張,更是將其作為特大反革命案件,嚴令限期偵破,同時也導致「一打三反」運動的全面進行。兩個月後,因一共犯自首,此案告破,陳卓然等十餘人在五台山萬人體育場公審後被處決。這是江蘇和南京地區在「一打三反」運動中的一件大事,然而我們這時已經被卷進另一場政治案件當中。

記得1970年那年的春節是2月6日,就在除夕那天晚上,南航大院裡發生了一件大事,幾個十五六歲的小男孩調皮搗蛋,對一個王姓老師的父親惡作劇,不是故意把水潑到他們家的煤球爐里,就是從窗戶向他們家中扔鞭炮。這位老人平時人緣不是太好,左右鄰居也沒人出來幫他說話,他本人又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等他出來時,那幾個小孩又圍著他大吵大鬧,推來撞去,竟然將老人推倒在地,導致心臟病發作,醫治無效而去世。

人命關天,這可是件大事,可當時家長大都不在南京,這些孩子又都未成年,工宣隊只能按照當時的慣例,先將這幾個肇事的孩子扣起來辦學習班,讓他們交待問題,沒想到,一場大禍就此而爆發!這些孩子平時膽大包天,也可以說是胡作非為,可是一旦出事就嚇傻了。畢竟都是些孩子,抓起來之後立刻就稀里嘩啦什麼都往外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講他們打貓的事。

當時南航院子裡有不少野貓,這些男孩子不知是惡作劇還是屬於青少年時期特有的反叛心理,正好沒人管教,就經常在一起抓野貓,而且抓到後就用繩子綁起來拖在地上亂跑,最後還將野貓吊起來,扒皮剖心。他們的這些殘忍舉動的確令人髮指,但是誰也沒想到有人竟會將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所謂「打貓」就成了「打毛」,最後居然成為江蘇省極為重要的「二號案件」。

到底是工宣隊,覺悟就是高,他們立刻嗅出階級鬥爭的味道,馬上順藤摸瓜,擴大線索,將其他參與打貓的孩子統統抓起來繼續審查。這下子戰果越來越大,他們不但交待了打貓經過,還有偷聽敵台、說反動話的「罪行」。再追問他們這些話都是聽什麼人說的,那就牽連到我們這些人的頭上。

此時「一打三反」運動尚未公開,但實際已在暗中進行,因為南京城中發現了「反標」事件,全城排查,重點就是回城的知青。我們雖然還不清楚後果,但已隱約感到恐怖即將來臨。過了幾天,我們在知青點「一家」的楊、鄭、杲幾位決定先回鄉下,我和陸因家中還有點事兒,準備遲些日子再走。記得是在2月下旬,我們幾個尚未回鄉的人聚在一起給他們寫信,好像還是我執筆的,你一言我一語,首先報告近期南航又有誰誰誰被抓了,而南京的局勢也是越來越緊張,但我們對將來應有信心云云,信中還有些阿爾巴尼亞電影中的台詞,譬如「消滅法西斯,自由屬於人民」之類的話,就好像阿爾巴尼亞電影中的地下黨那樣,真的負上什麼重大使命般。

「文革」前我們家住的是一套兩大一小獨立單位,「文革」中造反派勒令我們讓出一間大房間給一對年輕教師夫婦居住,但他們夫婦與我們家的關係倒是很好。這位女老師姓黃,因孩子太小未去疏散,她是黨員,應該了解到一些內部消息。我記得很清楚,應該是3月4日中午,黃老師幾次在廚房見到我好像有話要說,但又吞吞吐吐,最後還是忍不住問我:你和哥哥打算什麼時候回鄉下呀?我說再過幾天吧。她點點頭,沒說話走了。

過了一會兒,她又走過來認真地對我說,家裡要是沒什麼事,你們兄弟倆還是早點回去吧!

我聽了這句話,再看她的神態,心裡咔蹬一下,突然感到一種莫名的恐懼,馬上就去找陸和另一位插隊在同一個縣城郊公社的曾,說了這個情況。陸說家裡有事沒辦完,還要再待幾天,我和曾則決定當晚即走。哥哥當時因患胃潰瘍尚未完全恢復,不宜坐夜車,所以他決定第二天一大早乘長途汽車回寶應。

當天傍晚,陸從他父親那裡聽到一些消息,知道情況不妙,也決定和我們一起走。於是當晚我們三人就從下關車站乘火車先到鎮江,清晨再轉大運河的那班慢班船到柳堡,下船後還要走幾十里路,當天下午很晚才回到生產隊。

半個月未見,大家都聊著別後的狀況,我突然想起來前幾天寄出的信,可他們都說沒收到。不可能呀,已經寄出一個多星期了,難道被扣了嗎?心中又有一絲恐慌。直到兩天後,這封遲到的信終於送到了,拆開後再把信看了一遍,幾個人哈哈大笑,就把信燒了,大家都以為沒什麼事兒了,沒想到真正的危險正一步步地向我們走來。

禍從天降

就在我們幾個剛回到鄉下的第二天,3月6日,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就在五台山體育場召開了數萬人參加的公審大會,宣判眾多反革命案犯,其中有11人被宣判執行死刑,萬人大會結束後即被五花大綁在卡車上遊街示眾,押赴刑場執行槍決。我們很快就聽到這一消息,然而我們這時已經深陷在這場運動中了。

開春前農村的活兒不是太多,主要是將冬天漚的肥料撒到田裡。那幾天我們非常勤快,每天都跟著老鄉一起出工。我們和生產隊的老鄉關係都不錯,可能是煤油精貴,農村人天一黑就睡覺了,我們來之後,像大順子、小二子、小虎子、四禿子那些歲數與我們相仿的年輕人不願意那麼早就睡覺,平時晚上就喜歡到我們這兒聽我們吹牛,看我們打牌,我們甚至還教會了他們打橋牌。

記得3月7日晚上我們「家」挺熱鬧,不僅是平時常來的年輕人,就連大隊團支書,還有隊長、會計他們都來了,一直到我們要睡覺了他們才離去。當時我們並沒有發覺有什麼異樣,後來才知道,南航的軍宣隊當天下午已經到了大隊,並和生產隊的隊長、會計打了招呼,要他們看住我們,防止我們外逃。

3月8日早上我們照常上工,隊長安排我和陸、杲三人往地里挑肥,楊和鄭在場上叉糞。等到我們挑完一趟肥從田裡返回場頭時,杲眼睛尖,遠遠看見一個穿軍裝的人走到隊部跟隊長說了幾句話,然後楊、鄭就放下叉子,跟著他們回去了。杲立刻頓著腳對我們說:「壞啦,壞啦。那個人姓張,是南航保衛部的,我認識他!」我們都慌了,不知道下面會發生什麼事,沒有繼續挑糞,但也不敢回去,只是站在場頭看著。我們家離場頭很近,過了一會兒,就看到楊和鄭拿著旅行包出來,跟著那個穿軍裝的人往縣城方向走去,遠遠看到我們時,楊還嘻皮笑臉地向我們揮手告別。我們只是默默地看著他們遠去,不知後面的命運會是如何。

當天中午收工後我們飯都不想燒,三個人就愣在那兒,楊還留下幾包煙,我原本是不抽菸的,可就是在那天,我們幾個居然把幾包煙都抽光了。隊長和會計對我們說,南航來人說查出他們兩個有反動言論,要帶回去接受審查,也要我們老老實實待著,不許亂跑。

楊、鄭被帶回南京後,大隊立刻來人搜了他們的私人物品,其中鄭的一個日記本上抄了普希金那段著名的詩句:「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悲傷,不要心急。憂鬱的日子裡需要鎮靜,相信吧,快樂的日子將會來臨!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將過去,而那過去了的,將會成為親切的懷戀!」大隊支書姓周,家就在我們生產隊,他是個回鄉知青,看到這段話立刻大作文章:什麼生活欺騙了你,什麼憂鬱的日子!分明就是對社會主義不滿!我們知道他肯定沒有讀過普希金的詩歌,跟他解釋這些也沒用,只能忽悠他說:鄭談了個女朋友,人家把他甩了,他在失戀中感到苦悶罷了,左說右說,好不容易才將此事圓了過去。

此時「一打三反」的運動已在全國各地全面鋪開,寶應縣自然也不例外,恰巧我們大隊的李莊生產隊幾個知青也發生了問題。他們幾個在學校就是造反派,又喜歡打架,南京話稱他們就是「小紕漏」。下鄉後他們幾個還是經常在外尋釁滋事,打架鬥毆,而且在給其他同學的信中還說他們成立了什麼地球修理公司,還自封誰誰誰是董事長,誰誰誰是總經理。結果這些信被原中學的工宣隊發現。工宣隊早就想整他們,可是他們已經下鄉,想管又管不著,這下子總算是逮住機會了,於是就把這些信件一層層地轉遞到寶應縣。

這還得了!一個大隊竟然發現兩起重大反革命案件,一個有反革命組織的嫌疑,一個則是有重大反動言行。縣革委會立即組織了一個工作隊,帶隊的是縣革委會一個姓季的常委(原來是寶應縣發電廠的造反派),隨行的幾位既有公檢法的,還有上山下鄉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下來之後立即將我們全大隊的知青(包括老插和新插)30多人集中起來,每天早去晚回,美其名曰「辦學習班」。

大隊的其他知青能脫產參加學習班,不下地還照樣拿工分,開心都來不及,只有我們三個的心情最緊張。在學習班中除了學習什麼文件和毛著(如《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別了,司徒雷登》等)外,主要是自己交待問題和檢舉揭發。工作隊那位季常委不經常來,主持工作的是一位姓楊的原公檢法的官員。這位老公安詢問我們時面容嚴肅,一副審訊犯人的模樣,那種神態我至今記憶猶新:他就這麼兩眼盯著你,也不說話,一邊抽菸,但煙並不從口中吐出,而是從兩個鼻孔中慢慢地噴出來,一付不怒自威的模樣,我們哪經歷過這種審訊的架勢呀!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生產隊的高隊長和王會計悄悄到我們住處,神態很嚴肅,說是楊已經交待了許多問題,性質很嚴重。說著拿出一個大信封,上面寫著「楊某某第一份交待」,然後對我們說:「你們好好看看他都交待了什麼,凡是他已經交待的,說你們在場的就趕緊承認,反正他自己都交待了,你們也能爭取個好態度。」我們幾個急忙打開,看看他到底交待了什麼。

楊實在是記性太好了,平常隨便說的什麼話,有些我們早都忘記了,可他連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有誰在場等等都記得一清二楚。這些所謂「反動言論」確實不少,大部分都是晚上睡覺前躺在床上聊天時說的,憑記憶回憶大概有這麼些:

「現在搞的什麼文化革命,不就是和當年蘇聯史達林的大清洗一樣嗎?」

「原來不是說井岡山是朱毛會師嗎?現在怎麼說是毛林會師呀,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江青葉群有什麼資格當中央首長,還不是靠裙帶關係嗎!」

許世友吳法憲這些新貴就是軍閥,長得又像個豬頭三。」

「還說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吃不飽、饑寒交迫呢,其實真正吃不飽的都是中國人。」

「人家美國的阿波羅都登陸月球了,我們還在這兒修理地球。」

「珍寶島到底是誰打的第一槍真說不清楚,反正是勝者王敗者寇嘛。」

「現在的公社幹部是土皇帝,生產隊幹部就是地頭蛇。」

「什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什麼『輕如鴻毛、重如泰山』,連命都沒有了,還有什麼用!」

……

我們看到這疊材料都傻眼了,不知道說什麼好,只是從心底里感謝隊長和會計,要不然我們還真不知道要交待什麼呢。我還趕快寫信給我哥哥,將交待材料中涉及到他的部分告訴他,也好讓他提前有個準備,果然沒多久縣裡就有人到他那兒去外調了。然而事情過了這麼多年,我又反過來想,這算不算是一種誘供呢?因為如果有了我們的證詞,那就不是孤證,也就可以坐實他的「罪行」了!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測,而且就是有這種想法也絕不是隊長和會計能夠想出來的,他們的態度還是真誠的。

有些問題則很明顯是縣裡的人誘供的。譬如有一個「罪行」發生的時間是1966年夏天的某一個下午,地點是楊家,當時環境是天氣驟變,要下大雨,楊正準備關窗戶。審訊的人先是將當天的環境說了一遍,然後接著問:這時楊說了一句話,十分惡毒,你們都在場,他到底說了些什麼話?我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來。他又說,這句話要放在平時說並沒有什麼問題,可是在當時的環境下,說這句話就是反動之極!我們還是想不起是哪句話。最後他們沒辦法,只能告訴我們說,當時楊一邊關窗戶,一邊說「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剛剛爆發,他就說「軍閥重開戰」,你們說他惡毒不惡毒!我們當然不敢說不反動,但心裡想,憑這句領袖的詩詞就扣個帽子,未免太過分了吧。

另一個罪行是說楊、鄭對貧下中農懷有刻骨仇恨,揚言要殺了他們,而實際的情形卻是這樣的:某天公社開萬人大會,會議結束後社員們都趕著回家,我們站在大圩的上頭,看著下面烏壓壓的農民往家裡跑,這時好像是楊說了一句:我要是有挺機關槍,一梭子下去,要打死多少人啊!這根本就是一句玩笑,可現在卻成了要屠殺貧下中農的罪證!

學習班的時間延續了一兩個月,那個地球修理公司的事最後查明就是一句玩笑,並無其事;但我們家這二位的「反動言論」卻是證據確鑿、鐵板釘釘,於是我們也就成了學習班的重點。

同伴的被捕與判刑

事後我們聽楊、鄭說了他們的情況。當天軍宣隊押著他們回到南航後立即就被分別隔離,讓他們交代自己的問題。他們開始當然什麼都不承認,並且簽下「若有問題,任憑處罰」的字據。軍宣隊、工宣隊和學院保衛部那幫人對於刑訊偵察手段可是經驗十足,先把他們晾上一陣子,然後故意讓那幫已被隔離的小傢伙們不斷在他們的門口走來走去,在心理上先造成震懾作用。

幾天之後,等到他們心理產生恐懼時再單獨審問,審問時桌子上放著一疊材料(估計大都是些白紙),像是漫不經心地翻看著,突然提出幾個原先那些小傢伙已經交代的問題,什麼偷聽敵台、什麼議論中央領導之類的言論,然後大聲喝問:還有哪些沒交代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原本就心理緊張的他們突然被這些訊問搞得不知所措,到底還是20歲的年輕人,立刻心理崩潰,嘩啦啦地什麼都說了,就連那些只是心裡想過但沒有說出的話都徹底交代了。這一說可不打緊,保衛部的那些人也都沒想到,據說他們當時都有點緊張,沒想到問題那麼嚴重,甚至有人還想暗示他們不要再說了,當然他們是不敢這樣做的。

大約兩個月後,南航的審查算是基本結束了,最後的結論是楊、鄭二人長期偷聽敵台,散布和傳播嚴重的反動言論,攻擊「文化大革命」和中央領導,犯有反革命罪行;由於審查後尚能坦白交待,而且沒有具體行動,即只有言,沒有行,考慮到他們年紀尚輕,建議交回當地監督教育,以觀後效。

5月中旬,因鄭的問題牽涉到他的家人,問題尚未查清,故仍扣留在南航繼續審查,南航工宣隊就先派人將楊送回鄉下。交接時南航的人向當地幹部表示他們還年輕,認罪態度較好,建議還是以教育為主。

但寶應縣好不容易才抓住這個典型,哪能輕易放過,因此就對南航來人說,楊是我們寶應的人,究竟如何處理,那是我們的事,你們的任務完成了,就不要再管了。那天下午我們還在大隊辦學習班,楊先是被帶回生產隊,他原以為沒事了,正準備淘米燒晚飯,可是剛將米放到鍋里還沒燒,就被大隊派人把他帶到縣裡,關押在縣文攻武衛的指揮部了。等到我們從學習班回來,看到鍋中放滿了水和米,才聽說楊已從南京放回來,但又被縣裡帶走關了起來。兩個月後,一天大隊支書幸災樂禍地對我們說:「哼,楊某某今天進看守所了,以後吃飯就不要交糧票了!」

之後我們聽楊講了他在文攻武衛和看守所的遭遇。那天他剛被押到縣裡,第一個下馬威就是讓他鼻子靠牆,沒吃沒喝,頂著大太陽,從下午一直站到天黑。縣裡的文攻武衛是當時的所謂群眾專制機構,無法無天,草菅人命,楊說真正吃苦主要還在文攻武衛,不僅沒東西吃,遭打體罰更是家常便飯。後來到了縣裡的看守所,那是正式的專政機構,至少三頓囚飯還是有保證的。

嚴格來說看守所還不是監獄,楊極聰明,記性又好,到看守所後很快就把監規背得滾瓜爛熟,還有什麼《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別了,司徒雷登》以及「老五篇」也都是倒背如流,因此看守所對他的態度還算好。看管曾對其他犯人說,楊某罪行極為嚴重,但認罪態度好,你們看,那麼長的監規他一下子就全部背下來了,你們呢,關了多少天也都記不住!

楊出獄後曾向我們講了他在看守所的經歷:凡是提審時都有士兵在後面押送,每到上台階或拐彎時都要停下來大聲喊:報告!後面押送計程車兵就會說:去!這時你才能夠繼續走。在獄中他實在是無聊,一次聽到廣播中放起《紅燈記》李玉和的唱段,他竟不由自主地跟著吼了起來:「獄警傳……」還未唱完,真正的獄警就跑了過來,大聲呼叫:「你在幹什麼!這也是你能唱的嗎!」好在此事沒有深究,否則他真會吃不了兜著走了。

楊的「罪行」在寶應縣可以說是極為罕見的,記得當時公社的革委會主任說過,楊某某反動透頂,對社會主義極端仇視,反革命言論有三百多條,除了地區和縣裡的領導因為不認識沒有攻擊外,其他上至中央領導(林彪、江青)和省市領導(許世友),下至公社、大隊書記和生產隊長(不是地頭蛇就是土皇帝),全都被他罵「交」(此處音應念gao,意同遍)的了。

楊被關押後不久便開始在全縣知青較集中的公社巡迴批鬥,那次輪到了我們公社,大隊讓我們三人必須前去參加。我們在台下見到他掛著牌子彎著腰,雙手被銬著,沒想到短短几個月時間,人完全變樣脫形了,原來一米八幾號稱「大洋馬」的大個子,如今瘦得就像一根竹竿,臉盤看起來還沒有巴掌大。批鬥會上,公社還組織了一個批判小分隊,我們大隊一個女知青(也是南航子女)也參加了。有個老插也不知道是要表現自己還是什麼原因,突然跳上台打了楊幾個耳光。押解他計程車兵也把手銬加緊了幾格,我們三個在下面清楚地聽見「咔咔」的聲音,就看到楊的臉色頓時刷地變白,汗珠也隨著流下,我們卻只能默默地看著,心裡卻是五味雜陳,說不出是什麼滋味。以後他放了出來,給我們看他的手腕,還清楚地看到被加銬的痕跡。

「一打三反」至今已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在這場運動中全國一共處決了多少名「反革命罪犯」並無真實的統計,但光是南京市1970年就先後在五台山體育場召開了四次萬人大會,公開宣判了57名現行反革命死刑,立即執行(另外個別處決的不在其內),判處死緩、無期和有期徒刑的更沒有統計,但牽連人數之多可以想見。10年之後經複查,1970年南京被判處死刑的「反革命罪犯」全部確定為冤殺,無一例外,這也就是說,冤殺率竟為百分之百!

在「一打三反」的運動中,每個縣都有處決反革命的指標,誰都不甘落後,因此像楊說過這麼多所謂「反動言論」的「現行反革命」,在寶應縣這個小縣城來說原本是可以判處極刑的。然而在運動中又抓到一個本地姓梁的供銷社幹部,這個人不僅犯有偷聽敵台、散布反動言論的「罪行」,當然這些「言論」的水平並不高,但他還犯有貪污公款、猥褻婦女等罪行,結果他就被認定是現行反革命的要犯被槍斃了。後來又有個寶應縣姓白的當地知青,因為和前女友說過的一些話被女友揭發,情急之下他要殺那女友(未遂),最後也被判處死刑。而楊因為只有言論但並沒有任何行為,命就保了下來。在這之後可能是運動的高潮過去了,也可能是某些領導的良心發現,總之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楊最終竟被從寬處理了。

相對而言,鄭受的苦要比楊少得多,他被帶回南航後審訊的時間很長,因為他的問題涉及到他的父母以及姐姐和弟弟,性質更加嚴重,也可能是楊送回後的遭遇使南航的人有了點教訓,因此一直將他關押在南航。直到楊要宣判了,南航才與寶應方面商定,將鄭送回來,還是關押在文攻武衛,只是在宣判之前才履行了一個被捕的手續,算是正式拘留了。

1970年11月下旬,在公社修堤的水利工地上,縣公檢法召開了一個全公社社員參加的公判大會,將鄭、楊二人帶到工地予以宣判。但宣判的結果倒是令人吃驚:鄭以反革命罪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交群眾監督執行;楊亦為反革命罪,判處三年管制,也是交群眾監督執行。散會後,他們兩個就跟隨我們一起回生產隊了。

宣判那天我到夏集公社我哥哥那兒去了,所以不在場,過了兩天我回生產隊才見到他們。雖然只有八個多月未見,但仿佛時間過了很久,其間經歷的事真是刻骨銘心。他們回來後雖然說是受貧下中農監督管制,但鄉下的農民並沒有將他們看成什麼反革命,最初好像還保持點距離,幾天後大家又打成一片了。

記得他回來後神秘地從語錄本的紅塑料封套內取出一樣東西,哈哈一笑後就把它摔在地上。我連忙撿起來,原來是根很細的小木棒,上面鑽了個小孔,原來他就是用這個在獄中縫補衣服的!剛回來的那幾天他們離開生產隊到縣城或公社,還必須要有貧下中農陪同,算是監督,但慢慢地這些事都沒人管了。當然區別還是有的,譬如開什麼會、傳達什麼文件不允許他們參加,過段時間還要上繳什麼交代之類的。

楊是獨生子,按照當時的政策,獨生子女和父母身邊無子女的知青可以照顧回原籍安排工作,但他被判處管制,不能享受這種待遇。因此直到1973年刑期結束才調回南京,後來分配到一個集體所有制的小廠;而鄭則一直等到1978年知青大批返城時才調到南京鐵路局,他也是我們這個「家」最後一個調回城的,他們的問題也是等到「文革」結束後才徹底予以平反。楊在1978年恢復高考後考上了東北工學院,兩年後又轉學回到了南京航空學院,畢業後分配到南京的一個研究所,1990年代初即下海。鄭那年也考上了專科,他最後卻沒去上,想再次重考,但第二年考生的年齡有了限制,後來就一直在鐵路局工作。

我曾對楊開玩笑地說:「你可是活著的張志新呀!」他也笑著回答我:「過獎,過獎。」這些年我見到他時,常會再次提及這些往事,並多次建議他將所經歷的那段故事寫下來。他說,你是學歷史的,還是由你來寫吧。但我寫的這段只是我所了解的經歷,實在反映不出他所經歷的磨難,因此這段往事還是希望他以後自己述說,為歷史留下一個真實的見證。

節選自《陌上青草——一個歷史學者的自述》第七章,香港中華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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