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庵老人漫筆》，明代中期筆記小說集，其卷七有《王孝子》一篇，記載了萬曆年間發生的一起仇殺案，今天讀來，尤其唏噓。
萬曆四年(1576)，浙江武義縣人王良，跟族侄王俊發生糾紛，被王俊打死。王良的兒子王世名當時才十六歲，在外遊學，聽聞噩耗，回到家中，父親已被收殮了。王世名痛恨交加，準備告官，卻被他祖母和母親勸住，說告官就得驗屍，你就忍心父親的遺體再被摧殘嗎？
這時候，族長也來當和事佬，說族內之事，能不外揚就不外揚，王俊家願意以田地賠人命，算了吧。王世名無奈之下，接受和解，對方果然就劃了很多畝田過來，平時也不斷送錢送物，王世名都默默收下，只是，所有田地的收入，包括對方送來的錢物，王世名都封存起來，一分也不花。
表面上，這事好像就這麼過去了。實際上，王世名畫了一幅父親的畫像掛在家中，畫上還有他本人，持劍陪侍在父親身邊，早晚泣拜，發誓必報此仇。他暗中還買了一把刀，上刻「報仇」二字，連他母親和妻子都不知道。
萬曆七年，王世名服喪期滿，進縣學當了秀才。過沒多久，妻子給他生了個兒子，這算雙喜臨門，他也沒喜形於色，只是偶爾抱著兒子喃喃自語，說我們王家有後了，我死而無憾了。
到這時候，他母親跟妻子才覺得有點不對勁。
又過了一年多，萬曆九年正月二十六日，殺父仇人王俊在外喝多了，醉醺醺走回家，王世名埋伏在半路，手起刀落，把王俊的頭砍了，回家告訴母親和妻子，全家人哭成一團。王世名便將平時封存的田園收入以及仇家送來的錢物，還有早就寫好的一張訴狀都帶上，然後到縣衙門自首，稱願意受死。
武義縣令姓陳，看了王世名的自首狀，檢查了他呈上的錢物，果然是一宗跨度六年的仇殺案，他又親自到王氏族中查問，受訪者都說王世名是個好人，為父報仇情有可原，請縣太爺輕判。陳縣令感嘆道：「果然是孝子啊，不能把他關進牢裡，先找個地方監視居住吧。」然後將此案詳情寫成公文，上呈浙江布政使，說這事我實在不知道怎麼判，請上官定奪。
浙江布政使轉給金華府，金華府又委派金華縣令汪可受負責審理。汪可受開庭問訊，王世名說：「我心願已了，殺人償命，沒啥好說的。」汪可受說：「本官擬將令尊開棺驗屍，若真是被對方打死，你就不用判死罪。」王世名說：「我就是不願意讓父親死後還被驗屍才這麼做，我都願意認死罪了，還驗什麼驗。大人如果開恩，可先放我回家跟老母親告別，然後在我父親棺材前受死。」
汪可受也不敢決斷，再次將審理情況呈文給金華知府，說王世名死意已決，如果強行開棺驗屍，他一定會自盡；不驗屍，他就是故意殺人，必判死罪。所以，驗也死，不驗也死，汪可受給出了一個判決建議：
捐生慷慨，既難卒保其身，而就死從容，似宜曲成其志，合應放歸故里，聽其自裁。
反正都是死，不如成全他，放他回去，由他們全家再作決斷，到底要不要驗屍。如果他們願意驗屍，王世名免死，那對方也無話可說，一命償一命，今後不會再冤冤相報；如果他們還是堅決不同意驗屍，那不管王世名自殺還是被判死，都能堵住悠悠眾口，今後如果再有以報仇為理由殺人的，就得掂量掂量，你是否敢跟王世名一樣自殺謝罪。這麼一來，「則孝子百世之名可成，而國家三尺之法亦不廢矣」。
既讓孝子千古揚名，也不會破壞了國家律法，雙贏。金華府知府同意了汪可受的建議，於是，汪可受便把王世名放回家，臨行之前對他說，你回家跟家人好好商量一下，我隨後就來。
王世名回到家中，全家人抱頭痛哭。他安慰母親說，作為兒子，我以身體為生身之父報仇，雖然離開了母親，但也能跟父親在一起，不用悲痛；又叮囑妻子孝敬婆婆，撫育兒子。交代完這一切，從容找到武義陳縣令，讓把他關在原監視居住的地方，派人守著，等金華汪縣令來。
五月八日，汪可受來到武義，全縣士民聞知，都聚集起來聯合簽名，呼籲免死。汪可受說，我也不希望這樣的孝子死去，開棺驗屍吧。就命人將一直沒下葬的王世名之父王良的棺材抬到縣衙，準備第二天開棺驗屍。王世名聞知，大哭道：「汪縣令還是不肯成全我啊！」以頭撞地，但被看守他的衙役拖住，死不了。到了那天半夜，又想趁人不備撞牆，結果還是被發現，沒死成。
第二天一早，縣學裡全部生員簇擁著王世名來到縣衙，王世名遠遠望見汪可受，猛的以頭撞石階，血噴如雨，石階都被染紅了。汪可受嘆了口氣說：「算了，我本想讓他活著，才決定驗屍，現在看他求死之心這麼堅決，還驗什麼屍，回去吧。」就命人把王世名抬回去，並寫了一篇悼文吊王世名，概括起來就是：王生為報父仇，六年臥薪嘗膽，含笑赴死，魂昭日月，壯哉烈哉！
王世名當時還沒死，甦醒後得知此事，大喊一聲：「汪君知我！」整理好衣冠，寫了遺書給母親和妻子，又寫了兩封感謝信給陳縣令和汪縣令，然後絕食三日而死。
王世名死後，陳縣令厚葬了他，並親寫祭文，親自到他墳上念了。鄉人建議，用王世名這幾年來封存的錢物建一座祠紀念他，陳縣令說，這肯定是王生所不願意的，再說吧。
金華縣令汪可受接到王世名的感謝信，讀後「不勝悲咽，遂書其事以傳焉」。再次被深深感動哭了，並將他的事寫下來，廣為流傳。
王世名為父報仇的故事，這是能看到的最早記載。因為《戒庵老人漫筆》的作者李詡（號戒庵老人）跟王世名可以說是同時代人，而且故事最後還詳細註明了：
萬曆辛巳歲仲夏望前三日金華知縣汪可受著（著）。余稍約其辭而存之。汪，庚辰進士，湖廣黃梅人。
「萬曆辛巳歲」就是萬曆九年(1581)，「仲夏望前三日」，就是陰曆五月十二日，王世名死的第二天，汪可受就把這事詳細寫下了。後來，李詡把汪的文章精簡了一下，收進了自己書里，得以流傳下來。
汪可受當然也是真有其人，他是湖北黃梅獨山汪革人，萬曆八年(1580)進士出身，最早就是從浙江金華縣令踏上仕途的，後來當到禮部主事、吉安知府、兵部侍郎等職，算是有明一代的名臣。
而《戒庵老人漫筆》之後，比較早記載此事的，還有另一本筆記小說集《耳談》，作者王同軌，湖北黃岡人，比李詡晚二三十年。他筆下的王世名故事，跟李詡大同小異，只是更簡略一點，值得一提的，就是他指出了王世名報仇的具體地點，是在蝴蝶山下（金華武義縣王宅鎮）。還有，後面增補了王世名死後，其妻再撫育了兒子三年，然後也跟著絕食殉夫，朝廷旌表曰「孝烈」的故事。
可惜，《耳談》中把金華縣令汪可受的名字誤寫成「汪大受」，還說什麼「汪君大受為予郡人，《孝烈傳志》甚悉，微病其繁腐，乃予為之傳」。雖然，明朝確有一大臣叫汪大受，但他是江西婺源人，而且比湖北黃梅的汪可受早好幾十年，也沒當過金華縣令。
此後，更晚一些的《二刻拍案驚奇》，清代的《小豆棚》等，大量明清筆記小說集，或鋪陳或精簡，都選錄了王世名的故事。
在最早的記載中，殺了王世名父親的王俊，只說是王世名的族兄，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再無隻字介紹，而王世名父親到底跟他有什麼糾紛，也沒說，只是簡單的一句「父良為其族兄俊毆死」。
但到了《二刻拍案驚奇》裡面，就想當然地加了人設，說王俊「家道富厚，氣岸凌人，專一放債取利，行兇剝民」。而王良是向他借了高利，還了兩年利息，本錢一直沒還，這才起了糾紛，扭打中被王俊打死。
總之，不管後面的故事如何演繹，主線是不變的：王世名為報父仇，隱忍六年，手刃仇人後自首。從民間到官府，都覺得他情有可原，不希望判死，但王世名不忍父親被驗屍，願意以死抵命，最後官府遵從他的意願，不驗父屍，任其自殺。
這樣的事，在今天怎麼看都覺得不可思議：萬惡的封建社會，民意竟能如此影響司法，官吏竟能如此靈活執法？會不會只是小說家的意淫？
不會，後面演繹的不算，此事應該是真的，因為，《明史》也記載了。
《明史》體量龐大，除了帝王將相外，也為一些在某方面事跡突出的普通人立傳，其《列傳第一百八十五·孝義二》中，就用四百多字記載了王世名的故事，而且寫明了王良是「與族子俊同居爭屋，為俊毆死」的，也是因為房屋糾紛被打死的。後面的故事主線，跟流傳的筆記大同小異，最後，王世名的妻子俞氏也是「撫孤三載，自縊以殉，旌其門曰孝烈」。
現在問題來了，《明史》這樣的正史，將王世名列入「孝義」部，而且強調了朝廷表彰其一門「孝烈」，這說明什麼？
說明王世名為父報仇，並以死盡孝全忠的行為，在「封建王朝」里是值得鼓勵的正義行為。因為自大漢朝所謂「獨尊儒術」開始，外儒內法盛行，幾乎歷朝歷代在明面上都推行「以孝治天下」，滿清也不例外。《明史》是清政府修的，順應民意，在史書中把前朝孝子王世名為父報仇受表彰的事錄入，對於拉攏漢民族人心、鞏固統治來說，有益而無害，何樂而不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