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阿拉伯之春」對中東和伊斯蘭文明是福是禍,尚難斷定,但是對西方絕對是災難,而對中共恰是「天上掉了一塊餡兒餅」,因為趁華盛頓討伐兩伊,北京在太平洋坐大。然而,你若比較一下中國和中東兩種文明,就會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我曾作一文《文明搖籃成墳墓》,歷數伊斯蘭衰落五點:制度落後、傳統無法反哺制度、無視教育、衰亡的陣痛、激進與暴力。
可是,今天再撿視「崛起的華夏」,拿它跟伊斯蘭做「文明比較」,你會「跌破眼鏡」:
一、儒家文明也解體,從中生出的中共極權體制,不僅得不到傳統的接濟,它還要毀滅傳統,卻未發生「中東淪喪史」那樣的崩潰;
二、中共體制並不維護傳統,也拒絕改變;它既拒絕傳統價值也抵禦普世價值,它所拒絕改變的,恰恰是在原生地德國和蘇俄傳過來的馬列主義;
三、伊斯蘭敗於放棄教育,中共一則迷信「科學」,二則極其重視另類教育——洗腦;
四、中國人口成世界之最,一胎化導致種種失調,既有人口老化,也有巨大貧困人口,它卻可以產生「廉價勞力」出口西方,用「全球化」俘虜西方,那比「人肉炸彈」厲害百倍;
五、中華文明總體上溫和、內斂、內在超越,不具激進暴力因子,反而近代落後導致暴力循環,孕育了一個幾度死而復生的升級版的超強專制。
近日「阿拉伯之春」十周年,歐美已經被其拖累而衰,中共卻氣焰張狂,裹挾著十幾億廉價勞力,在太平洋倪視全球……。】
人口的膨脹和年輕化,恰是"阿拉伯之春"的肇因。2010年底突尼西亞爆發"茉莉花革命"的背景之一,是青年失業率高達52%,一個26歲的水果販無照被罰而自焚,點燃抗爭烈炎。
準確的說,這是一場阿拉伯世界的騷亂,事後被貼上"民主"的標籤,背後推手是什葉派教長尼姆,2016年被沙特阿拉伯處死。自2011年底北非動盪,有四個國家的政權被推翻(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葉門),並長期無法恢復秩序,而伊拉克(被美國出兵推翻)、利比亞的權力真空,和後續陷入內戰的敘利亞,最終釀出恐怖國家"伊斯蘭國"的災難,和殃及西歐的難民潮,局部解構了二戰後的世界平衡機制。這段中東淪喪史,發生在千年文明故土,其涵義就是超越地緣政治的:
一、西方之外的世界,政治制度落後,結構脆弱,內部極易引發動亂,伊斯蘭世界在本世紀初頭個十年裡,就出現解體、崩塌,文明(宗教)老舊是比政體落後更本質的內因,遜尼派的現代極權政體,如伊拉克、利比亞、葉門、敘利亞皆潰敗,顯示伊斯蘭傳統無法支撐世俗政權的現代化,無論是民主還是集權;看似唯有政教合一的什葉派伊朗穩定不亂,也有更加怪異的形態,如沙特等王室政權,依賴石油豐厚利潤維繫穩定,物質表明可以極奢華,而內里極陳腐,政治上甚至處於原始層級,殘暴血腥,如對異見記者卡舒吉肢解謀殺,而主謀王儲逍遙法外;
二、文明、價值、習俗等靠千百年養成的系統,可以為短暫的政治形態和制度提供資源,卻不能相反,由政治形態來型塑它;價值系統既不能推倒重來,也不可能從外面全盤植入;部分改善又如基因改造,乃是長程適應外界而存活的策略所致,沒有人為設計的可能性;而伊斯蘭文明在現代化調適過程中,又顯示出更大的困境,它是一個拒絕改變價值觀的受挫文明;
三、史學家余英時別有睿見,認為中東的危機不是源於宗教,源於伊斯蘭教的。在進入現代以後,有一個困境,就是伊斯蘭民族怎麼樣來改變它的傳統,來適應現代化。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它之所以成為問題,和世俗化的政治勢力有關。比如說:沙烏地阿拉伯的國王、貴族,他們已經基本上世俗化,進入市場了,進入資本主義的圈圈了,並沒有真正的象我們想像中那樣有深刻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們只是要權力、金錢,然後把教育問題完全不管,把這些教育問題都給那些回教的、伊期蘭教的宗教人員。在他們的手上,所教的都是仇恨西方,反對現代化,拒絕一切改變的東西。他們要回到一千年以前的狀態,這就造成它的宗教、教育,跟它的世俗的政權和經濟體制完全相衝突,或者是背道而馳。所以這是它適應現化失敗的原因。
四、回教世界是一個低度開發世界中最軍事化的區域,顯示了一個衰亡文明的陣痛:貧窮卻人口快速增長,人命不值錢到了專門出產"人肉炸彈"的程度,不過尼克森說回教世界對共產主義的抵禦"比基督教世界更經得起考驗",其實不過是更野蠻而已,這個文明的黃金時代在中世紀,科學、醫學、哲學皆很發達,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說:培根向歐洲宣布科學方法時,已遠在Jabir(化學家)以後五百年了,培根系得之於西班牙摩爾人的啟發,而摩爾人的指路明燈又來自回教的東方。但中東這個文明搖籃已經變成墳墓,有五個世紀之久,即公元七百年到一千二百年之間,回教世界領先於基督教世界,但幾十年的戰爭顛倒了兩個文明之間的差距,杜蘭特說,西方在十字軍東征時打輸了,但在信仰的戰爭中卻獲勝。所有的基督戰士雖然都被逐出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聖地,但是勉強得勝的回教卻大量失血,又遭蒙古人荼毒,反而淪落到蒙昧而貧窮的黑暗時代。被打敗的西方轉而成熟,忘記失敗而奮力向敵人學習,他們建立高聳入雲的大教堂,遨遊在理性的大海上,把粗鄙的新語言——中古主要是拉丁文——轉變成但丁、喬叟及維農的文采詩詞,並興高采烈走進文藝復興。
五、伊斯蘭信仰的深處有其極端與暴力的根子,浮現於十八世紀的奧托曼(Ottoman)帝國時代,並發展於二十世紀。在今日西方的話語之中,人們對宗教歷史的幼稚與無知是驚人的,不僅伊斯蘭何曾只是"和平"的,歐洲基督教也血腥了中世紀的幾百年,更何況爭奪耶路撒冷的"十字軍"戰爭?這二百年的西方殖民、阿拉伯世界的現代化失敗,大約也是伊斯蘭激進與暴力化的原因之一,一如儒家的東亞,文明失敗之後也只剩下激進與暴力;
六、法國十八世紀預言家諾查丹瑪斯,其預言很象中國唐朝的《推背圖》,語焉不詳,卻料事如神,被他預言中的包括法國大革命、拿破崙、希特勒等,甚至對蘇俄崩潰和海灣戰爭也有預言,他說的三個"反基督的人",除那、希二氏,第三個竟然被今人說成是伊拉克的薩達姆。諾氏預言關於現代的衝突,主要是指中東伊斯蘭勢力在其強人率領下橫掃歐洲基督教世界,虧得他在十八世紀就能預見二百年後西方同海灣國家的衝突,也是奇事,英美法對付中東強人,除了石油的實際利益之外,恐怕同諾氏的預言暗示有關;杭亭頓聲稱的"文明衝突",首指伊斯蘭,恐怕也是諾氏話語的一種翻版,所以所謂"西方中心主義",實質上還是"基督教中心主義",仍然還是"軸心時代"的餘緒,"世界"並未終結,科技也無補於事,吵吵了一陣的所謂"後現代"也是一個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