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我在美國讀書。父親不知從哪裡聽說，當年的大多數海外留學生們因為讀書期間囊中羞澀，一旦汽車出了小毛病，通常都能自己動手修理修理。於是他萬里迢迢從北京給我寄來一本舊書，一本由機械工業出版社早年出版的《汽車修理常識》。
一天，我那輛廉價的本田轎車左側前大燈出了故障。我順手翻開這本書的「燈光故障」一節，書中的相關內容則令人忍俊不禁。書中寫道：打開大燈不著（注意，這裡用的詞是「不著」，而不是「不亮」——作者注），請不要著急，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我們需要的是熱烈而鎮定的情緒，緊張而有秩序的工作。」（黑體字）問題可能出在以下幾個方面：1、燈泡壞了；2、保險絲斷了；3、其他電路系統故障……
在這本書的封底，我注意到，此書的出版年代是1968年。這一年，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中，舉國都在唱紅歌、唱樣板戲、跳忠字舞。
1968年，我正在北京一所小學裡讀二年級。那是個社會動盪不安的時代，無休止的群眾集會、遊行、武鬥暴力、抄家、民間私刑，都曾映入過自己涉世不深的眼帘。我們小學的課本里大多都裝飾著毛澤東的語錄和詩詞。
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我們當時的班主任，一位容貌秀美的女教師，用一種她特有的教學方法來引導我們這些孩子們熟記毛澤東的那些詩句。比如，老師問：「同學們，春風楊柳多少條啊？」同學們答：「萬千條」；老師問：「那六億神州怎麼搖啊？」同學們答：「盡舜堯」。
我們只知道熟記這些詩句，具體詩句的含義並不太理解。不僅我們小孩不理解，好像一些成年人們也不太懂。比如，毛澤東的這首詩里還有一句：「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意思是說，這麼好的山水有何用，名醫華佗連個小小的血吸蟲都沒辦法），曾有人發現，這兩句詩書常常出現在某些人民公社衛生院大門的兩側。
「紅色海洋」幾乎蔓延到全國的各個角落。普通居民去商店買日用品，需要和售貨員對答毛澤東的語錄。售貨員說：「大海航行靠舵手」，顧客必需答：「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售貨員說：「不要吃老本」，顧客應該回答：「要立新功」。答不出者，有時家用日用品也買不成。
軍隊的做法更為極端，據解放軍的老兵們說，海軍的軍艦上的操舵兵與艦長當時的口令也被更改了，艦長下令：「左滿舵」，士兵回答：「保衛毛主席！」艦長下令：「右滿舵」，士兵回答：「打倒劉少奇！」
空軍的飛行員在天上飛行時和地面指揮台之間通訊的口令也被一首毛澤東的詩詞代替了，地面指揮問：「天氣如何？」飛行員答：「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地面指揮問：「航程多少？」飛行員答：「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
那個時候，人人都會唱一首歌，歌詞是：「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在這個地球上，用如此語言來讚頌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主義，恐怕已屬空前絕後。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正是整個世界經濟和科技急速起飛和轉型的重要年代。可是，億萬中國人卻在這荒唐可笑的「瞎折騰」中耗費了十年寶貴的光景。那個年代，大學已經停辦了。學生們從小學到中學都學不到什麼像樣的文化知識，用毛澤東的話說，我們從小就要去學工、學農、學軍，還要批劉少奇、林彪陳伯達、批孔老二、批宋江、批鄧小平的右傾翻案，導致整整這一代人出現文化斷層。以至於1977年大學恢復考試時，答卷笑話百出。例如，歷史試卷里有一道題問：「請說出四大家族的名字」。有個考生的答案是：蔣介石、宋江、孔老二和陳伯達。還有一道題目是：「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是什麼？」有位考生的回答是：沒有學好大寨的經驗（大寨位於山西省昔陽縣，是文革期間農村人民公社的先進典型）。
1968年，美國的比爾蓋茨13歲，正在西雅圖讀中學。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對電腦軟體產生了強烈興趣並開始自己編寫出第一個電腦程式。要再過16年， 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才在上海摸著一個叫李勁的小男孩的頭說：「計算機要從娃娃抓起。」
1968年，台灣的鄧麗君16歲，正在大陸人民視為「水深火熱」的台灣參加台視《群星會》節目演出，並準備出版發行自己的第四張唱片，她每天還在台北夜巴黎等劇場登台演唱一些至今還有些「領導」稱之為靡靡之音的歌曲。這些歌曲在十年後傳入大陸。大陸的人們這才發覺，這世界上怎麼還會有這樣的美妙歌聲。
一年後的1969年，美國太空人在月球登陸。那一刻，全世界為之振奮。但這個地球上的八億中國人當時竟對此一無所知。他們還無比幸福地沉浸在自己編織的「紅色海洋」中——唱紅歌、講紅段子、唱樣板戲、跳忠字舞。
當時，我們天天高唱的「紅歌」，一首是《東方紅》、一首叫《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還有一首叫《國際歌》。
《東方紅》的歌詞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原來我們一直以為這首歌是專門為了歌頌毛澤東而創作的，很多年後才知道，它最初來自一首格調不太高的陝北情歌，原歌詞是：
騎白馬，跑沙灘。你沒有婆姨呀我沒漢。咱倆捆成一嘟嚕蒜，呼兒嗨喲，土裡生來土裡爛。
騎白馬，挎洋槍，三哥哥吃了八路軍的糧。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兒嗨喲，打日本也顧不上。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一首雄壯威武的軍歌，歌詞內容主要是解放軍的軍紀要訣。記得其中有一句「第七不許調戲婦女們，流氓習氣堅持要除掉」，每當唱到這一句，男生就故意唱得聲調很響很怪（其實他們還不懂得什麼是調戲婦女），女同學則覺得很窘很難過。
原來我們一直以為這首歌是紅軍的原創歌曲，很多年後也才知道，這首曲子最早來源於德國軍歌《威廉皇帝練兵歌》。在中國，它被多次重新填詞，幾代傳唱。甲午戰爭後，全國各地紛紛模仿西方軍隊的建制來演練新兵，這首德國軍歌就在這時被引入中國，並改名為「皇帝練兵歌」。
袁世凱曾用這首歌在天津練兵，改歌名為《大帥練兵歌》。當時的歌詞如下：「朝廷欲將太平大局保，大帥統領遵旨練新操。第一立志要把君恩報，第二功課要靠官長教，……」
《國際歌》是法國巴黎公社革命失敗後留下的歌曲，被稱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聖歌。曲調莊嚴而悲壯，通常在大型集會遊行結束時或重要領袖人物逝世時由人們齊聲高唱。其中最經典的歌詞是：「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列寧曾高度讚揚這首歌，並告訴人們：一個無產者，無論你走到哪裡，只要憑著《國際歌》的歌聲，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和同志。不過，事實不是如此浪漫。1990年底的一天，我在美國紐約的中央火車站裡遭遇一個「黑人無產者兄弟」的敲詐勒索，內心十分沮喪。回到哥倫比亞大學校園裡，我想起了列寧的那句話，不由感到萬般苦澀。
我自己當時也是個「無產者」，我料定用《國際歌》的歌聲無法打動這位黑人「同志和兄弟」。同時也略感幸運：我們今天還算是生活在一個和平年代，假如某種暴力革命降臨，這些「同志和兄弟」將可能在一夜之間變成何等瘋狂的猛獸和暴民，別說敲詐勒索，到那時，在「革命」名義下，燒殺搶劫都可以被視為正義和合法。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一天，深圳蛇口工業區里，掌舵人袁庚邀請香港大學一位教授給員工們講課。這位教授脫口講到，他發現，大陸人民經常唱的兩首歌的歌詞有問題，比如，《東方紅》裡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和《國際歌》裡唱「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之間是矛盾的。
講到這裡，他發現台下的聽眾們的神色有些驚恐。他抱歉地問袁庚主任，自己這樣講是不是有些冒犯。台下的袁庚從容淡定、目光如炬，大手一揮：「你不用害怕，接著往下說吧！你說完了，我來給你消毒。」
聽眾笑了，他們從此不再為此類言論驚恐。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的開端，最初就是來自這點點滴滴的融冰。
在文革後期，有人創作出一首名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曲，江青等人要求全國各地齊聲高唱這首歌。整個歌曲就像在高喊口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
今天回想起來，就像是一個在最後掙扎中的怪獸，不停地用高唱讚歌來給自己注射興奮劑或強心針。政治嗅覺敏感的人說，這種唱法，對「文革」而言，顯然是個不祥之兆。
文革結束30餘年了，但「紅色海洋」的餘波仍在蕩漾。兩年前的一個下午，我聽到在北京剛上初中的小外甥在家裡練唱從學校里學來的現代京劇樣板戲選段「誓把反動派一掃光」。他對歌詞的含義幾乎無知。我問他：「什麼是反動派？」他說：「是那些思想反動的人。」他反過來問我：「為什麼要把他們一掃光？」
我當時感覺茫然。該如何回答他好呢？是應該告訴他過去的反動派很兇猛你不掃光他他就要掃光你呢？還是應該告訴他今天的反動派不僅不需要一掃光反而大家可以坐下來協商談判呢？還有一個讓我自己也不寒而慄的問題：像你舅舅我這樣的人是否也屬於「反動派」呢？
我真不曉得，教育部門和學校為什麼如今還要把這類含有暴力色彩和概念誤導的唱段灌輸這些天真的孩子們？
2004年初春的一個傍晚，由熟悉中國現代史的美國人卡瑪等人攝製的文革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在舊金山日本城的Sundance劇院舉辦一場首映活動。這部紀錄片以舞蹈史詩《東方紅》的音樂開場，音響轟鳴、震撼人心。影片的最後一句台詞是：「對許多人來說，革命已經終結了，烏托邦已經破滅。但是，毛的幽靈從來沒有遠去」。影片結尾時，作曲家將兩首著名的紅歌——《我的祖國》的悠揚管弦樂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突兀鍵盤樂奇怪地混雜在一起，似乎在提示著這個歷史悠長的國家在轉型途中總是坎坷踉蹌的宿命。
放映結束後，紀錄片編導卡瑪和她的丈夫Richard Gordon（中文名高富貴）登台接受觀眾們的提問。我在現場注意到一位近50歲的中年男人說道：「看了這部紀錄片，感覺到文革時人們的一種精神。這種精神現在已經找不回來了。」作為編導之一的Richard Gordon先生用流利的中文反問道：「的確有那麼一種精神。問題是：這是一種什麼精神？我們今天是否還需要這樣的精神？」
接下來，全場觀眾陷入沉思。
2011年7月4日草於美國加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