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在報刊上見到費孝通已榮任全國人大付委員長職務。而當年解效桐、孫振國等人的罪名，是「費孝通來大理指使解效桐等人組成大同黨」。既然費孝通平了反，還榮任人大副委員長」，那麼解、孫等人的「大同黨」應是冤案，自然應該昭雪。我立即向「民盟中央」寫信，反映映解、孫「大同黨」一案，是因受費孝通的株連而構成。此信大概轉到大理白族自治州落實政策辦公室。怪的是「大理白族自治州落實政策辦公室給我來了一信，說現在查不到解、孫等人的下落，請我提供線索。我哭笑不得，怎麼這樣對人的生命不負責任啊！抓了人、判了刑，政府竟不知其下落，真是莫名其妙。
1987年我再與孫振國、張玉蘭見面，交談往事，方知這27年中他們歷經了多次劫難，「大同黨」確係子虛鳥有，貨真價實的憑空捏造。這個所謂的「大同黨」純是學校黨團組織領導人，在那種極左的政治條件下，為了與黨「保持一條心」，靠攏組織，也為了立功請嘗，升官發財，借用老毛「階級鬥爭」的歪理邪說發功，一手導演製造了這起「反革命集團」冤案。看看「一案三判決」的判決書吧！
第一次判決「反革命」大同黨首犯，解效桐有期徒刑15年，主犯張玉蘭有期徒刑八年，從犯孫振國徒刑三年。張玉蘭不服上訴，又一次「從嚴判決」。
判處解效桐、孫振國兩人二十年有期徒刑，判處張玉蘭有期徒刑十年。到了1987年又一次改判為「無罪」。可以看出，作為一個國家專政機器是如何視公民生命如兒戲？有罪無罪，隨心所欲；判多判少，全無法律依據。這就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1987年10月17日的判決公開承認學校「採取了不適當的做法」，一、二次判決書中都寫有「等五人組織了南共綱領學習小組」，從始至終有五人參加，而只判刑三人，其餘兩人為何不處理？判決書上從不提名，其餘兩人到哪裡去了？
其餘兩人是「組織（即學校當局領導）」派去幫他們組織「大同黨」的人。當年學校搞「雙反五打」運動，學校不上課，學生們便三、五成群在一起遊玩，其他同學不敢與被辯論的學生接觸，以免受牽連。孫振國、解效桐、張玉蘭，還有「家庭出身不好」的李某、封某幾人經常在一起逛馬路散步。團總支書記是學校的實權人物，是從北京下放來的女人聞斌，她找李某和封某談話，要李某和封某監視其餘幾人行動，隨時向她報告他們的言行。聞知道了他們幾人的談話內容後，找他們每一個人進行談話：說什麼你們過去有錯誤言論，把它寫出來作為「興趣討論」資料，也是你們自我認識的提高，想著什麼就寫什麼，並要他們每人寫一篇文章，相互認識批判就更好了。解等幾人不知是陷阱，老老實實地每人寫了一篇文章交給這個女人聞斌，再由封某刻印裝訂成冊。然後把訂好冊子交到解效桐住的地方。待封某一走，大理縣警局的人就來進行搜查，作為「大同黨」的罪證把解效桐等人抓走。
解效桐抓走以後，學校召開全校師生大會，宣布破獲了「反革命組織——中國復興大同黨」，抓捕了張玉蘭。並宣布在破獲此案過程中，封某是組織上派他打進去的，立了「大功」。學生李某偷了張玉蘭給孫振國的信件交給一趙姓女生，由她轉交組織，這樣她倆每人也記了一功。趙姓女生的父親在1951年「鎮反」中被槍斃，她立下的這一功，用的同學的血，後考入上海化工學院，拿到進入大學的通行證。李某出身不好，在學校中是「眾惡之人」，用朋友鮮血立了功，也考上大學。
楊周奇難友感慨地說：中華民族的傳統教育學生講「仁、義、禮、智、信」，做人講「光明磊落」，正正派派。而在新政後的學校，無論大學、中學，甚至是小學，都建立了一套人整人，人盯人的特務政治制度，還美其名曰「追求進步」、「靠擾組織」。「雙反五打」針對中學生的、是不是「反右」的反右運動。學校當局明目張胆地教學生誣陷、跟蹤、告密、偷竊信件，還給這些敗類大肆奨勵，記功、加分、送進大學，這樣能教育得出好學生嗎？可見「世風日下」，整個社會道德必然淪喪。
教師出賣學生，學生自然出賣朋友。李、趙兩人盜竊信件立功，拿到進大學的「通行證」的同時，孫振國的母親在病中想念兒子，當時大理一中正在收拾孫振國，天天開會鬥爭，不准假，孫母一口氣上不來，離開人世。
張玉蘭的母親在張玉蘭被逮捕的第二天，到學校給中央機關下放來的那個女人聞斌磕頭，請求放她獨生女兒一馬遭拒，回家盍然長逝。加上解效桐死於獄中，三條人命就這樣被毛澤東兇惡吞噬了。這是中國的不幸？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不幸？到底誰是製造這起冤案的真正罪魁禍首？
至今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公元一九八二年費孝通重入「廟堂」，當年大理一中的許多（不是一個兩個）學生，後來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分別給中央有關部門寫信，為解、孫申訴，而公元一九八七年「平反」的判決書上隻字未提！這大概半遮顏面吧，是對人生命極不重視的惡劣表現！
親見親聞者：楊周奇（實名）甲午年秋於邊陲德宏
